千里走单骑
前言
参加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后，我从北京返回长春。同学们陆续回到学校，并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我加入了这个红卫兵组织。中央发出鼓励革命串联的通知后，各地学生和红卫兵闻风而动，革命大串联风起云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华夏大地上开展起来。
这股风潮刮进校园，同学们跃跃欲试，纷纷自行组合出去串联。我及时抓住这个免费访亲旅游的机会，正大光明地披上红卫兵的外衣，顶着革命小将的光环，和几位同学约好以革命的名义共同云游四方，定下了出发日期和目的地，大家各自分头准备。
(1) 意外掉队
出发那天一个意外事件令我措手不及，不能成行。其他同学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不想因自己影响大家的行程，让他们先走。第二天，我决定自己走，并制定了计划。我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访亲和游山玩水，顺便在北京旁观一下文化大革命。
我的计划是先到大连，看望三姨，然后经天津去北京看二姨和妈妈，顺便休整一下，再从北京到合肥看望大姑。离开合肥后纯粹是游山玩水了，先到上海、杭州，再从杭州南下福建、广东，云南，最后北上四川经西安回北京，不通火车的地方乘长途汽车。重点是大连、北京、合肥和杭州。在杭州无亲无友可探访，妈妈一九六五年去杭州出差，回来后对杭州西湖的美景和文化历史赞不绝口，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梦想有朝一日游历杭州。
当时家里的情况不妙，爸爸被造反派打倒，经常挨斗和游街示众，几顶大帽子扣在头上自身难保；妈妈因运动初期在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当文革工作队员，被大学生揪回北京批斗和审查。为了不让爸爸担心，我没有将全部计划告诉他，只说去大连、北京、合肥。他知道我一个人单独行动后，坚决不同意我走。在我再三请求下，他最终勉强同意了。临行前，爸爸千叮咛、万嘱咐，安全第一，卫生第二…… 我心急如火，他的老生常谈根本没听进去。出了家门，我松了一口气，三步并两步，急匆匆地赶到公交车站，上车直奔火车站。串联回来后听妹妹说，我刚走没一会儿，爸爸就后悔了，让弟弟去公交车站追我回来。幸好公交车来得快，他追到车站时我已经上车走了。
(2) 出师不利
到达火车站后，正巧有一列开往大连的列车，已经开始检票。我在检票口出示了学校开出的串联介绍信，登上火车，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我翻开中国分省地图，看看一路经过的大站，憧憬着即将启程的云游天下之旅。
火车开出长春站不久，我发现裤兜里的钱夹不见了，里面有学生证和介绍信，还有一些钱和全国粮票，翻遍了所有的衣兜和书包，哪儿都没有。那是一个天蓝色带有花卉图案的塑料钱夹，是当时的新产品，十分时髦，但表面很光滑。仔细想一想，可能是我上火车时一步到位，抬腿过高，钱夹从裤兜里滑了出来。幸亏还有一部分钱和粮票装在别的衣兜里，这是姥姥教我的，出门不要将钱放在一块儿，以免一下子全丢了。
没有学生证和介绍信，住宿时可能要费一番口舌，我心里有些犹豫，要不要下站下车回去？看看胳膊上的红卫兵袖标和书包里的中国分省地图，再看看剩下的钱和粮票，我心一横，决定继续前进。其实，各地红卫兵接待站吃住都是免费的，自己有钱和粮票只是更方便一些，可以在外面买东西吃。由于丢了证件和部分盘缠，踏上旅途的快意一扫而光。在火车上，我始终闷闷不乐，无心观赏车窗外的秋色。
(3) 大连掠影
第二天早晨到达大连，一出车站，风清日朗，顿觉云开日出，丢钱夹的阴霾随风而去。大连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海腥味，站前街上人不多，口音介于山东和辽宁北部之间。我问明路后，乘车直奔大连市公安局找到三姨。她那时才三十岁出头，还没有结婚，是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公安干部。我小时候来大连时，她身着军装，佩戴手枪，飒爽英姿，一身正气。每年她都到我家来过春节，我常常缠着她，让她讲抓特务的故事，在她要回大连时还把她的火车票藏起来，不让她走。
我游览了星海公园和老虎滩。在星海公园的岸边，可以看见海湾中有形状奇特的巨石露出水面，神话传说是来自天外的星石，海水浴场里有许多人游泳。老虎滩依山傍海、风光秀丽，据说名字的来历也有一段美丽的传说。我在海边留影，但不记得是在星海公园，还是在老虎滩。那天的情景记得很清楚，我站在海边的岩石上，背着手遥望远方，身后是大海，海平线上有两个小岛，天上飘着一层层浮云，时而有一束阳光透过云缝照在海面上，泛起粼粼波光。
我还逛了大连市区和百货商店，商店里的公共厕所令我瞠目结舌，男女同厕！男人们站在小便池边放水，身后女人们来来往往，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尿得出来。市内有很多日式建筑，这一点同长春十分相似。市公安局大楼雄伟壮观，像一座大城堡。在反映长春战事的电影《兵临城下》里，表现“城”的镜头就是在这座大楼外面拍摄的。
旅顺军港是必游之地。这个天然军港由群山环绕的海湾形成，东南方向有一个缺口，两山相对形成出海口。出海航道狭窄，每次只能通过一艘大型军舰，从海上窥测不到港内。这当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概念，现在一张实时卫星照片军港内就一目了然了，而且出海口一旦被封锁，里面的军舰便成了瓮中之鳖。
那时，军港周围的山都是军事禁区，闲人免进。三姨的准男友是海军上尉，通过他可以进入禁区。那天，秋高气爽，温度宜人，空气里的海腥味儿似乎也淡薄一些。我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军港北侧的山顶，整个军港一览无余。一艘艘灰色的军舰停泊在岸边，有一艘中型军舰正在缓缓地驶向出海口。此刻，天色蓝蓝、地绿青青、远山苍苍、近水碧碧，我满怀豪情逸致，飘飘若仙。
大连是第一站，去玩过的地方印象比较深刻，可在哪儿住宿却不记得了。离开大连那天，三姨送我到火车站，在附近的饭店给我买大对虾吃，以前从未吃过那么大的虾。
(4) 天津一瞥
从大连到天津这一路上的情景忘得干干净净，只记得早晨到达天津，在市内转了大半天。天津城市建筑可谓是中西合璧，既有中国古典雕梁画栋的楼阁，又有许多别具一格的大小洋楼。这些西洋建筑样式繁多，风格迥异，应该出自于不同国家。偶尔也能见到日本式的建筑，相似格调的房子在长春屡见不鲜。天津劝业场大楼地处街角，以街角为对称点沿两边街道展开，这跟长春几个大商店的建筑格局相似。海河在城市中缓缓流过，横跨海河的桥梁特别多，形成了天津的一个特色。
我漫不经心地走在街上，突然想起溥仪在天津住过的静园。在刚过去的暑假中，我读了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书中描述了他在静园的生活，遂决定去静园看看。一路上问过几个天津人，在街上拐来拐去找到了静园，这里果然静谧宜居，但和紫禁城相比自然是天壤之别。可以想象溥仪从紫禁城一下子搬到这里，失落感该有多么大。静园大门紧闭，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景色，我在园子外面转了一圈，悻悻而去。依稀记得在天津住了一夜，离开天津去北京时，特地买了一袋天津特产大麻花带给二姨。
(5) 北京杂记
到达北京后，我直奔清华园去找二姨，时隔不长，又一次来到北京，轻车熟路，大有旧地重游之感。这时二姨已经有了一间自己的宿舍，她听说我单枪匹马去串联，十分担心，不免又是一番千叮咛，万嘱咐。第二天，我去北京机械学院看望妈妈，通报家里的情况。她做为运动初期的文革工作队队员，在那里接受学生的批斗，检查自己镇压群众运动的滔天大罪，什么时候革命群众满意了，她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在北京的记忆比较混乱，从八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这段时间，四次去北京。第一次和第四次分别参加了毛主席第二次和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第二次和第三次主要是串联途中在北京中转和休整。每次在北京停留都住在清华园二姨的宿舍。
做为旁观冷眼人，我见证了这期间发生在清华大学和北京的风风雨雨，看到形形色色人物的表演。我穿街过巷，到过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团中央、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等单位斗争大会的现场，目睹了陆定一、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彭真、吴晗、廖沫沙、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等人挂着牌子挨斗的情景。此外，在各种场合不期而遇的各路“牛鬼蛇神” 数不胜数。
我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故宫、北海、天坛、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和天文台，还逛了北京动物园和百货大楼。主要景点是第一次来北京时参观的，后来补充次要景点。
(6) 合肥之悲
从北京出来后第一站到合肥看望大姑。大姑很早就守寡，她有一个当医生的女儿，女婿是医院的院长。五十年代中期，她和奶奶来长春，我记得奶奶的一些事情，对大姑印象不深。文革前，大姑偶尔给我家寄一小包花生米，我爸时不时给她寄点钱。
在合肥下火车后，我按照地址直奔大姑家。找到她家时，她正坐在一间草房外面，手里干着什么活计，我一眼就认出是照片中的大姑。她见我一直看着她，也认出了我，看着我问道：“是小平吧？” 我回答道：“是。” 我戴着红卫兵袖标，貌似革命小将，在我们相认的一瞬间，立刻从红卫兵转化为红卫兵革命的对象了。进屋后，我迫不及待地问她在文革中是否受到冲击，她轻描淡写地说前一段时间不太好，近来还可以。接着，她问我爸的情况，我告诉她爸爸正在挨斗，家庭是很大的问题，可能会有人去老家外调。她听后安慰了我一番。
我注意到大姑家的房子，虽然是在合肥市内，房子却是草房，窗户很小，差不多有一人高，屋里十分阴暗，房间是用挂在竹杆上的帘子隔开的。看着她苍老忧伤的样子和居住的茅屋草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鼻子发酸，眼睛有些湿润，强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我不忍心看到她凄惨的境况，决定当天就搭车去上海。她见我要走，便去厨房做了几个水扑鸡蛋给我吃。和大姑告别后，我刚走出几步，又掉头回去，将兜里的大部分全国粮票都给了她。我没等她说话，扭头便走，忍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离开大姑家后，我惘然若失，心情特别沉重。实际上，我没有和大姑相处的记忆，只是从照片上认识她。爸爸偶尔说起大姑，从他话里话外流露出来的姐弟亲情使我为之动容。我和大姑之间的亲情，既是天然血脉相通，也是在大人不经意的言谈中逐渐生成的。在合肥总共停留了几个小时，但对安徽人的口音印象很深。我明白了，我爸的口音就是从这里来的，他小时候说话一定是这样的声音。
下站上海不是重点，但是必经之路，既然经过中国第一大城市，不妨停留几天看一看。没有合肥直达上海的列车，只好上了去浦口的火车。车厢里都是串联的红卫兵，拥挤不堪，空气十分浑浊，有人爬到行李架上，有人钻到座位底下。过道上寸步难行，上厕所困难重重，从车厢中间挤到厕所要用很长时间。有人挤得实在受不了了，索性在厕所里不出来，上厕所的人在外面是又砸门又叫喊，一片混乱。
一路上，大姑家那昏暗破旧的屋子，她那忧郁神伤的表情，未老先衰的身影，一直在我脑海中低回不已，再加上车厢里的恶劣环境，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出发时走南闯北游天下的豪情一落千丈。
(7) 上海之声
好不容易坚持到浦口，下车后没有出站，开始寻找开往上海的列车。站台上到处都是串联的红卫兵，几乎看不到普通旅客。在一个站台上看到有开往上海的列车，当时火车已经开动起来，车门的台阶上站满了人，我看准一个空隙，当机立断，飞身一纵抓住把手登上火车。想起来有些后怕，万一失手掉下去被火车压死，家里永远不会知道，因为身上没有学生证。到达上海时，我已经疲惫不堪了，决定多休整几天。串联接待站将我安排在离外滩和南京路不远的一个大饭店里，没有床铺，睡在厚厚的漂亮地毯上。
南京路上熙熙攘攘，两边五花八门的店铺林立，头顶上的电线纵横交错，行人摩肩接踵。街上卖冰棍的人手里拿一块木头在箱子上啪啪地敲打，嘴里不停地喊：“棒冰！棒冰！” 我在街上一边走，一边想能不能遇见南京路上好八连。路过大商店便进去随意看看，售货员深谙和气生财的道理，待人特别热情谦卑，服务周到，算是老上海残留下来的一点儿商业气息。一个书店里书籍种类繁多，深深地吸引了我，在里面转了很长时间，好多书都想读、都想买。可是，万里长征刚开始，还要轻装前进，一本书也没买，怏怏不乐地离开了书店。有的十字路口人满为患，有轨电车几乎是在人群中挤着走，叮叮当、叮叮当地响个不停。
街道边上的公共厕所和大连商店里的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小便池在厕所的墙外，旁边就是川流不息的大街和人潮涌动的人行道。如厕的男人们转过身去，落落大方地掏出水龙头就放水，或娟娟细流、水落归漕，或洪水滔滔、奔流直下，有人完成任务后还动作十分夸张地甩一甩水龙头，背后男男女女的行人近在咫尺，似乎大家都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适和尴尬。我在这种环境下尿不出来，必须进去解决。上海是中国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怎么会这样？也许文明发展到极致便是如此这般景象。
我还去了一些民居巷子里看了看上海的风俗。早晨，粪车到巷子里拉粪，住在高楼里的居民提着马桶下楼往车里倒粪便，这有些不可思议，难道十来层的高楼没有具备下水道的厕所？各家倒完粪便后，就地在街边清洗，女人们用刷子在马桶里捣来捣去，马桶叮叮咣咣地作响，脏水就倒在路边的下水道里。我对这道风景很不习惯，觉得上海很落后，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这里。
苏州河给我的印象不好，河水又脏又臭，岸边垃圾遍地。印象深刻的还有自来水里的漂白粉味，连面条都是那个味儿。我吃过几次上海最便宜的“光面”，顾名思义，光是面条，汤里没有菜，记得不是一角钱就是二角钱一碗。我因丢了钱夹，在饭店里只能吃最便宜的东西。
最令人惬意的是外滩，徜徉于黄浦江畔的街道上，一边是滚滚的江水，时而白帆像一朵朵云彩轻轻掠过；一边是傲然林立，错落有致的建筑群；左顾右盼，风格迥异的高楼大厦与黄浦江交相辉映，一静一动，却也浑然自成一体；江边微风习习，清爽宜人，我感到一阵轻松，从大姑家出来后一直郁闷伤感的情绪得以暂时缓解。
在上海住了好几天，体力和心情有所恢复，决定继续南下杭州。一天将近黄昏时分来到上海站，挤上了开往杭州的双层客车，在上层车厢找到一个座位坐下；想到路途不那么遥远，很快就会到达杭州，心里一阵自鸣得意。火车慢慢地启动了，离开车站越来越快，车轮碾过轨道接合部的间隙，发出有节奏的响声，听上去像叮叮咣咣的刷马桶声，又像叮叮当、叮叮当的电车声。天色很快黑了下来，窗外什么景物都看不见，偶尔远处有昏暗的灯光，忽明忽暗；偶而对面客车呼啸而过，车厢里灯火通明。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一路特别漫长，难以忍受。
(8) 杭州之憾
第二天早晨，终于到达杭州站。下车后直奔接待站，接待人员将我安置到一个偏远的中等专业学校住宿，下公共汽车后还要走十多分钟，不过离西湖景区不远。在这里住宿的红卫兵不多，但学校要求入住者填表登记，我没有学生证和介绍信，不免大费口舌解释了一番。在填写家庭出身一栏时，我毫不犹豫地大笔一挥“革命干部”，尽管当时父亲已经被打倒，头上压着好几顶大帽子。安顿好住处后，我搞了一下个人卫生，洗澡、洗衣服，然后休息了一下午。
次日上午，天色灰蒙蒙的，感觉偶尔有星星点点雨水落到脸上，我的情绪也随之有些低沉。岳母刺字和岳飞抗金冤死的故事对我影响很深，再加上男孩儿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我决定先去拜谒岳王庙。想到古老的故事和人物离我越来越近，情绪又逐渐高涨起来，步伐更加轻盈快捷了。我兴冲冲地赶到岳王庙前，只见大门紧闭，上面贴着一个告示，因修缮关闭一个月，谢绝参观。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很不甘心地在大门前转了几圈，不得不黯然离去。
接下来游览一些耳熟能详的景观。其实，将西湖的每一个景点单独拿出来，并不是最美的，也不是唯一的。可是，这些景观和文化历史有机地融合一体，宛如一颗颗灿烂夺目的明珠点缀在西湖景区，相得益彰，既各有特色，又一脉相通。景观题名极具诗意，耐人寻味，仅是这些景观的题名，就令人心驰神往，激荡起一睹为快的冲动。
断桥残雪给人一种冬末春初的凄美，可惜我游不逢季，只见断桥不见残雪。柳浪闻莺使人想象到春天柳丝荡漾、舒卷飘拂、莺鸟鸣啼、声声悦耳，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苏堤春晓与柳浪闻莺有异曲同工之妙，给人一种长堤垂柳，春暖花开，艳桃灼灼的想象。遗憾的是我游不逢季，只见秋日暗绿残柳，不见报春的翠柳新绿。
沿着苏堤南下，看着湖水中神秘的三潭印月，很想知道那“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花港观鱼的池岸蜿蜒与曲桥相映成趣，倚桥扶栏观看，一群群金鳞红鱼结队往来，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红鱼。据说曲院风荷是夏日赏荷的最佳去处，此时早已入秋，天色阴沉，时而有点毛毛雨，却又没有江南烟雨那种蒙蒙胧胧的迷离，残荷秋雨虽犹在，却无雨打残荷声。
黄昏时分来到平湖秋月，期待着天黑之后皓月当空，观赏湖光月色。当时大约是九月下旬，正值秋季。那天夜空被一层层薄云笼罩，星星在云隙之间闪烁，忽隐忽现，却始终没有等到月亮出现。正可谓：只见平湖，不见秋月。有几个大学生模样的人在谈论那天可能是阴历的月初，没有月亮。在这个景点上，我恰逢其季，却不逢时，正应了“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西泠印社是必游的人文景观。妈妈从杭州回来后，赠送我一枚购于西泠印社的仿古绸缎书签，十分精美，我保存至今。西泠印社掩映在湖光山色中，典型的江南园林，自然风景秀美，幽静雅致，人文荟萃，摩崖题刻比比皆是。可惜我年龄还小，对中华文化的理解肤末支离，不能对这些名人墨迹字斟句酌地一一领悟和欣赏，只是走马观花。
虎跑和龙井这两个富有童话般想象力的地名，激发起我的好奇心，决定去看个究竟。这两个地方都非常远，走在竹林间的小路上，第一次看见这么多野生竹子。两边竹子密密麻麻，竹枝青翠正直，偶尔一阵轻风吹过，竹林便“沙沙”地响成一片。有时向当地人问路，他们告诉我一直往前走时说：“笔直！”以前从未听到过用这两个字指路。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结果名不副实，虎跑不见老虎跑，龙井井中无蛟龙，不免大失所望。我在虎跑痛饮泉水，临走时还从泉里装了一行军壶泉水。
最后去了六和塔和钱塘江大桥之间的江畔，遥望月轮山上的六和塔和雄伟壮观的钱塘大桥，也算到此一游。我几乎没有游览杭州市区，对城市建筑的唯一印象就是街道两边古色古香的房子，都是两层楼，很像现在古装电视剧里的茶楼饭庄。
本想在杭州照一个风景相留念，不巧那几天总是阴天，有时还下小雨，没有照外景的服务，只好选择在照相馆里留影。我以红卫兵的名义游山玩水，怎么也得照一张红卫兵标准像。离开家时，我没有毛主席像章，上海接待单位发给一枚五星像章，接着杭州接待站又发给一枚小像章和一枚长条型的塑料语录章。这样，红卫兵的行头基本齐全。我臂戴红卫兵袖标，胸佩像章，头顶红五星，扎上腰带，身背水壶权当斜背式武装带，手握一本红皮中国分省地图，冒充毛主席语录本，留下了一个英姿勃勃的红卫兵形象。没等我到家，照片已经寄到了家里，弟弟妹妹们看到我佩戴的像章，羡慕不已。
杭州之游历时数日，我每天奔波于心向往之的各个景点之间，虽然景观美不胜收，可是要么游不逢季，要么逢季不逢时，总有美中不足和些许遗憾。
(9) 知难而退
按原计划是继续南下福州，然后直下广东，最后从西线返回北京。这时我已是疲惫之师了，看看地图，从杭州到福州的距离比上海至杭州的距离长两倍多，这么长的路途，实在不能忍受火车上的拥挤、肮脏和疲劳。不免有些踟蹰不前，萌生退意。从大姑家出来后，总有一种凄楚的伤感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那破旧的草房，幽暗的屋子，她那忧郁惨淡的神情，一次次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在杭州这几天，天总是阴沉沉的，几乎没有见到秋日的明媚阳光，情绪自然有几分低落，心灰意懒。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促使我下决心回北京。想到自己的宏伟计划半途而废，多少有些遗憾。
在回北京的火车上，遇到一群集体去北京串联的学生，他们的革命热情特别高涨，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放声高唱革命歌曲，有时还鼓动全车厢的人跟着合唱。大部分人都知道串联路上的艰难险阻，一个个都占据有利位置，养精蓄锐，以便熬过劳筋苦骨的漫长旅途。面对那些同学的宣传鼓动，人们大多不屑一顾，响应者寥寥无几。坐在我斜对面的一位红卫兵，看样子也是独行者。在那些人慷慨激昂、歌声嘹亮的背景下，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四目相遇，我俩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地微微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车厢里越发拥挤，气味越发难闻，人们也越发疲倦。没多长时间，那群人就领教了坐火车的辛苦，一个个偃旗息鼓，一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革命集体，迅速分化瓦解于芸芸众生之中。这是我回北京路途中的唯一记忆，其他的事情，如在哪儿换车，中途有没有住宿，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回到北京后，我停留了几天才回长春，在革命大串联方兴未艾的大好形势下，结束了我的千里走单骑。
后语
回到学校后，一位老师将我丢失的钱夹还给我，里面的现金、全国粮票、学生证和介绍信一样不少。果然是在我上火车时钱夹从裤兜里滑落，长春站的职工拾到后交给车站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根据里面学生证上的地址，将其送到学校。
大串联后期，全国又掀起了步行串联的高潮，号称“新长征”。红卫兵们纷纷背上行李、打上绑腿、举着红旗、捧着毛主席像，长途跋涉去北京见毛主席。我们学校的同学头脑清醒，无人做此无谓之举。
由于大串联在全国泛滥，形势变得不可控，中央决定结束大串联。周总理出面讲话说，冬季已到，要求红卫兵回到原地，并郑重承诺来年春天暖和后再继续串联。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不过是缓兵之计，明年春天绝不会再有串联了。有位同学一针见血地说：“毛主席跟红卫兵玩轮子！”玩轮子是当时本地的流行语，意思是耍花招、欺骗、搞阴谋诡计。果然，第二年春暖花开时，中央装聋作哑，无人提及串联之事。
写于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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