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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覆灭40年:我的山乡“左派”生涯

文革覆灭40年:我的山乡“左派”生涯

博客

40年前的10月,我在小山乡的茅屋喇叭里,听到了北京街头“打倒江青”的敲锣打鼓口号声。毛的尸骨未寒,他的家人和铁杆左派们都进了监狱。我贴在喇叭旁,整整憋了一天,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几年前还满山遍野的“毛主席万岁”欢呼声,如今红卫兵们都到哪儿去了?晚上打开短波收音机,消息从“敌台”中得到了证实。

想不到文革过去这么多年,左派和右派,又成了热门的话题。人是一个变化中的多面体,人的言论,思维和生活轨迹,一定要分出左中右,而不留破绽则几乎不可能。我自认为是个有实事求是,自由派思维追求的人,所以不大欣赏那些所谓自封的左派。如今约定成俗的定义是,文革和毛的支持者,则多自称为左派。在他们眼中,所有不拍马屁或批评者,经常被称为右派,当然也必定是汉奸卖国贼。一个奇葩的现象是,邓及以后否定了毛和文革,把他的路线彻底掀翻。但有些左派也要同时拼命维护邓及以后的掌权者。我有点替他们担心,如果将来下地狱咋有脸去见毛?可能会“被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这可是他们当年自己的行话。

生在祖国,身不由己,难免不会被卷入当年左派的大潮。有时想当逍遥派,门都没有。不知道有幸或无幸,我生长在一个文革时期家喻户晓的大院内,很早即近距离的观察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天资聪明,也不是受人教唆,只是人的本能和直觉,早已观察到这是一个疯狂的人间闹剧。抄家,批斗,剃阴阳头和上吊自杀见的太多了。那一年,大院内的成年人们疯狂地跳起了忠字舞,有的还是教授,我用鄙视的眼光看着他们。有个暑假,学校突然通知我到校报到,不得有误。原来我被选中了跳忠字舞,去迎接毛送的芒果。俺的学校名气大被选中不稀奇,可一个班也仅精选1-2个人,很多人羡慕死了。俺去了几次,故意左右手不合拍,以为会被淘汰,谁知不成。想了几个晚上,父母又不表态,我咋办?最后决定逃学,接下来度过了半年的恐怖期。几年前见到当年的老师,又重提此事,才知道她当年的用心。原来造反派已经去了学校几次,调查我的父母。为了保护我,她才有了这样的安排。可有谁想到,她可是当年学校内的知名造反派啊。

童年的经历,还算不上我的文革“左派”生涯。几年后,老的早已被赶下乡了。不同于早年的造反时期,需要把握适度,学会不乱说乱动的本领。林彪事件已让我看清了文革和毛所谓“继续革命”的本质,这时候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毛的“万万岁”时候。老共控制民众的重要手段是个人的档案,我的附属学校和成长环境经历给我贴上了政治正确的标签,以后无论在山乡还是在大学的殿堂里,似乎“仕途”顺风顺水,但内心却纠结不断,猜想这大慨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

凭着母亲当年下乡医疗队的老关系,我17岁带着档案独立下乡,立刻被想当然的“重用”了,可是自己的角色转换却不容易。公社武装部长和一位营长。二人都是复员军人,他俩点头哈腰的样子,让我很不自然。我慢慢变得从容,开始明白几年前的文革风暴,已经渗透到了偏避的山乡。以前战战兢兢,察言观色和害怕被整肃的心态必须改变,以适应小山村姗姗来迟的革命高潮。我分到了一把发不出火的汉阳造,还有一群主动围上来的二十,三十岁民兵,日夜伺候着不离左右。那时候的枪杆子决定一切,基层也不例外。

下乡不久的一天深夜,我被紧急敲门声惊醒了。赶到公社后,发现已黑压压地集中了所有民兵。武装部长瞪大着眼睛,歪着嘴巴大叫:“刚刚收到上级命令,空投敌特已潜入我们公社,必须挨家挨户搜出来。” 话没说完,现场炸了锅。我们几个知青,已笑得弯了腰。回去的路上,营长小心地拽了我一下:“笑啥啊?”。我说你有病吗?这里离海岸线有多远?这时候已过午夜,民兵们撞开了所有人的家门。我们几个知青小声地嘟啷着:“鬼子进村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农民的家庭。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家徒四壁,根本没有地方藏人。所谓的“五保户”家里,只有一口锅和砖头稻草铺成的床。进入一个重点搜查的家庭,是个剃头匠。几天前,我们还喊过他大叔,在村头理过发。这时候,他见到我们,已说不出话来,龟缩在墙角里发抖。我手中的汉阳造垂落下来,大家不知说啥。我急着回家睡觉,打发一个人去营长那儿交了差。

几天后,敌特仍未见下落。我和其他人还是被招到了公社,说是有新任务。原来这个区域,发现了“反革命集团”,有人还成立了“xxx党”。据部长说,那个剃头匠是“中央委员”,是这个县的联络员。我想着那个干瘪老头,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好奇的发问:“咋知道有党组织的?””人家有党章!”说完神秘地拿出一个手抄本。我们抢过来一看,随手一翻,强忍着没笑出来:“这他妈抄的是九大党章啊!” 没敢说出来,我们赶紧溜回家了。此案成为当时轰动的案件,受牵连者达数十人。

实事求是的说,这个时期的农村左潮同我少儿时期见到的文人激烈互斗已大不相同,基层的无意识抵制相当强烈。发现有了安全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调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本村的饿死人数。出乎意料的是,十多位村中长者毫不忌讳,如数家珍地帮我点数下来,当然排除了自然死亡人数。令我吃惊的是,所谓“大跃进”造成了本村超过30%的社员饿死。这当然仅是一个村的数字,但已让我非常震惊。农村的宗室亲族观念,远远强过毛所划定的“地富反坏右”阶级划分。经过交谈,我发现地富人员多为勤劳,聪明和本分的农民。而几个贫雇农无赖,却常常偷鸡摸狗事不断。不知不觉中,我有了一些农民朋友。几个家族内斗激烈,不能调和。下乡半年后,我被意外地选为村干部,成为掌握本队“军政”事务,不能被妄议的一言堂。当然,他们对我的称呼也立刻变了。

当时的左害在农村,已推广不下去,只能依靠涉世不深的下乡知青来充当打手。这些措施包括毁树填塘造田,强行推广指定作物和随意强征劳动力等,农民的消极抵抗可谓五花八门。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天出工,发现所有女人都不见了。我一问,大家嬉皮笑脸不答,好生奇怪。回家以后,发现酒菜早已有人做好,等着呢。原来计划生育队进了村,妇女队长早知情,清晨带女人跑了。又有一次早上,发现全队男人又不见了,原来他们都在家睡觉。后来得知他们集体挖沟一夜,偷窃隔壁村分来的灌溉水。不能理解的是,他们与邻村都是连亲带故,为何欲置他人于死地?后来想清楚了,原因是我做头,邻村无可奈何。本来是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可乡下民众的普遍封闭,保守和奴性状况,却让我看到了人的本性。他们各个家族之间,一分一毫都不能退让,但对外来的“和尚管事”,却非常大方和慷慨,温顺到了极点。

文革后期强行推广的各项计划指标,根本无法施行。有一天,我和几十个知青被紧急抽调到其它各生产队,进行“路线教育”。武装部长当众宣布,全队所有的班子听我指挥。任何敢于妄议者,应立即被绑送到公社。有知青曾问道,碰到抵抗咋办?部长回答:“民兵的枪干啥用的?”。我每天的饭食,由各家轮流招待。队长老实巴交,只会傻笑,是个大家族的代表。而副队长一看像是个城里人,30多岁,样子很精明。一问他是个复员军人,也有文化,话语之中故意流露出见过世面的语气,并告诉我他是党员和村中谁是“地富反坏右”。知道我不是党员后,吹嘘的意味更浓了。我被招待的很好,开始想摸清队里的田亩数。但困难重重,显然有只手在我的后面控制一切。我的打成一片作风,甚至和“地富人员”也唠家常的态度,终于让“左派”露面了。消息传来,隔壁村的“路线教育”热火朝天,不少人已被绑送到公社。武装部长来检查工作时,副队长突然发难,指责我这个知青与其他邻村几个不一样:“胆怯和不敢于斗争”。我愣了一下,部长朝我挤了下眼晴,我马上表态:“明天就给这一小撮坏分子好脸色!”。

其实我早已探听到,这个队里也有家族纠纷,副队长家族势力单薄,但一直想代替老实巴交的队长。他原以为派来的知青一定是个左派,而他和部长都是军人出身,早有交情。他毕竟涉世不深,部长哪里有胆量得罪我们这些知青?基层干部想拍马屁都来不及了。我了解到这个副队长把持着收入最高的耕牛工作,晚睡晚起,抢收抢种期间也不例外,随即发布告示:所有社员必须早六点出工。这个副队长不知是计,照样不理,第二天马上有许多社员跑来向我报告。我立即布置民兵,在晒谷场集合,并当众宣布,撤销副队长和几个牛把式职务。这在农村,是个极没面子的事情,副队长顿时瘫了下来,而大部分的社员高兴了一整天。农民对权力的无限崇拜,让我始料未及。我临走前,副队长家族天天晚上请我吃饭,还请出了老母亲说情。我告诉他们,已关照部长,我走后可恢复原样。但想当众宣布,门都没有。我还提醒他,想想当年在部队,代表“党”做的决定,啥时错过?

我看到了文革在农村覆灭的最后一幕。毛死的当月,有一个治丧期。有一天早上,突然传来了鞭炮声。我们马上意识到,这是个会被重判的事情。来人报告,一个教师家盖屋上梁搞庆贺呢!我们赶了过去,那个教师平时就熟悉。他走出来满脸堆笑,为我递上了香烟。旁边传出了杀猪声,我要民兵去通知部长和营长。当天晚上,在那个新房里,大家谈论着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几个知青为当地领导举起了酒杯,品尝着新鲜猪肉,直到一醉方休。

(同时复制至论坛几曾回首: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106329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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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三希堂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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