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设定的贤者四避
古代读书人要么“不治而议论”，要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甚至“两耳不闻窗外事”。明清专制强化以来，后一种则成为常态。
现代人评价前朝士子，往往深责其远离社会政治，不敢直言时弊的弱点。
活在当下相对言论较自由的人们，也许缺少对黑暗高压恐怖社会的切身感受，也许对中国青衫士子们的特性理解不够，或者自己做不到，却要充当督战队，督责别人。批评者本身都没有包容体谅之心，还能够想象掌权者会笑纳强项诤谏吗？
讳避时代敏感话题，沉溺读书文字考证，不是知识人的耻辱，而是统治者与社会的耻辱，三千年前，西周的文武就已经懂得这个道理，把敢讲话的被害，能讲话却被迫闭嘴的现象看作衰败亡国的征兆之一。
孔子曾称赞微子、比干、箕子为殷末“三仁”。面对暴政，这三个人选择了不同的做法，或逃跑，或直谏，或装疯卖傻，孔子并没有厚此薄彼，而是一视同仁。为什么？因为三种做法的本质都是不认同暴政，不合作，区别在于是舍身成仁，还是保全自己。照现代网民的看法，是勇敢的斗士与怯懦的胆小鬼之别。孔子把他们相提并论，岂非是非不分？这恐怕让习惯非黑即白简单二分法的国人大惑不解。
仁是孔子奖誉盒中用得最少的一枚奖章。他不但否认自己“仁”，而且总是不承认学生们登上了仁的高度。在《论语》中只授予过六人，除了殷末三仁，还有伯夷、叔齐与管仲。这六人中，前五个具有较多的相同点：都是贵族，都不满当时的统治政策，都不与当政者合作，比干、伯夷、叔齐都是以命相搏。管仲则是破落贵族出身，辅佐齐桓公，领导中原各国，抵抗了蛮夷侵扰，捍卫了华夏文明。由此可知，在孔子心中，仁是贵族中精英的专属，是贵族精英反抗暴力强权的精神品质。平民百姓不够资格跟仁拉上关系，他们只会稀里糊涂地反抗，稀里糊涂地顺从。贵族精英只要符合上述两点，不管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就像箕子，那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都达到了仁的境界。而布衣志士即便跟贵族精英们做得一样，仍是瞎起哄，说了白说，掀不起多大风浪。孔子眼里只有贵族精英，热衷上层路线，所以他的思想理论压根就不是为百姓设计的。但是后世读书人不查孔先生初衷，一心要效法贵族精英，实际上更多的是学了商纣的两位兄弟（也有箕子是纣叔父的说法），对比干则是敬而远之。
人世间，几千年，治世只是存在于传说中，暴政、酷吏、盗贼、恶霸倒是绵绵不绝。势单力薄，不愿为非作歹的善良人，面对强大的恶势力，应该怎么办？无非是殷末三仁所作的三种选择：一、挺着胸脯，硬往枪口上撞；二、惹不起躲得起，远走他乡，投奔乐土；三、不相信有世外桃源，天下乌鸦一般黑，无处躲藏，只能逆来顺受，装聋作哑。毫无疑问，第一种明知必死而慷慨赴死，是个值得敬佩的选择。对于烈士而言，他们是“求仁得仁”，没有委屈遗憾。只有极少数人能达到这种境界，所以，烈士可贵可敬。多数人做不到，也不能强求人人甘愿牺牲，不求仁，不能算坏人。他们是被欺压的弱者，选择的是消极抵抗，奉行不合作主义。如果对他们投以鄙视的目光，那这世上还有几人能获得令人尊敬和平等的地位？看不起多数人的人，又能给这个混浊的世界带来什么清明祥瑞福音？强迫人们沉默的统治者可恶，强迫人们说话的也不可爱（它让人想起改革开放前历次运动的表态，引蛇出洞的阳谋）。
春秋是个礼崩乐坏的“无道”时代。孔子生逢乱世，一心想复辟西周的政治秩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遭到一些隐士们的嘲笑。但他不是烈士，有机会便做官，不符合理想便一走了之。他概括贤者的处世原则是“四避”：出离乱世，（有学者说，这一条最彻底的方式是自杀，像伯夷、叔齐）；逃离危险地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历代华侨和难民也都是实行了这一条）；远离臭脸；规避恶言（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其实，它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以互为表里，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凡不符合周礼的都要摆脱并远离。历史上能做到这些的只有七人而已。是哪七人，孔子没说，我也不想猜。但有一点可以清楚，他不会完全认同道家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消极避世。与历史上那些烈士、隐士、隐忍者相比，他不愿特意学什么榜样，“无可无不可”，都不行，也都行，反正他都做不好。他给士设定的出路是做官，但是只能在治世就任，乱世则隐，做个心中自有明镜的傻子。可是这条路，他自己就没有好好遵循，乱世中仍然四处谋职，只是还能保住底线，不合则离，最后终于灰心，无奈返乡整理古籍，暗藏曲笔，为心仪的西周文化贡献了最后的精力。
孔子总结的处事原则，对后世读书人来说，影响极大。一般人自不必多说，就连枭雄毛大帅，和被誉为骨头最硬的鲁迅都没有跳出这个思维惯性圈子。毛在假设鲁迅活到49年后的遭遇时，指出两条：或坐牢，或沉默。也就是说，或积极反抗，或消极反抗，或成为比干，或成为宁武子（装傻）。而鲁迅自己在跟冯雪峰聊天，预想共产党胜利后，会第一个杀他的头，所以他要逃跑（如果他知道因为严格的户口制度、粮油配给制和单位依附制，根本不可能挪窝，还会选择什么道路呢？）。毛和鲁都没有开玩笑，这就是历代谨守底线的文人学者的宿命，这是乱世暴政下的悲剧，若把责任都推到文弱书生身上，有欠公允。
牺牲自己，值得敬仰。但鼓励别人牺牲，则令人生厌。孔子既欣赏烈士的牺牲精神，也认同隐士的明哲保身，他不会硬赶鸭子上架，决不贬低消极抵抗，认为活得明白却要装傻的人内心更痛苦，更难效仿。只要不助纣为虐，歌功颂德，残民害人，闷头搞些自己喜欢的“学问”，实际上是文弱书生能守住的精神自洁的底线。还是孟子那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穷是没有做官，施展不开。道穷了，小小百姓一个，能管住自己就不错了。
很遗憾，说孔子，就免不了矛盾。也许他老人家曾多次修正，或者，老年健忘，前面说的，后来不记得了。所以，除了“四避”，孔子也在其他场合说过十足阳刚的狠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虽说这跟他的基本原则并不冲突，但毕竟彰显了老先生死倔的一面。孟子在列举了受不得丁点委屈羞辱，绝对会在第一时间奋力回击的北宫黝之勇，和以豪气先行，不考虑万一后果的孟施舍之勇后，表示认同曾子回忆孔老师的教导，凡事讲究一个理，如果不合理，最卑贱软弱的人也不会去欺负；若合乎理，面前纵陈兵千万也决不退缩。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大勇。
话都让孔孟们说尽了，让后人挑不出毛病，只有佩服。至于怎样做，端看个人的品质与悟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