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国中的杀戮（21）

  三、采用的酷刑几案例

     网文2011年7月25日《内蒙地区惨绝人寰的屠杀》中，对于文革期间迫害内蒙少数民族所使用的酷刑，有这样一段介绍：

     “海外学人彭惠曾在其文章中揭露说：受命到内蒙挖“内人党”的汉族干部，在运动过程中制定了‘只有触及他们的皮肉才能刺疼他们的灵魂’的成功经验，专案组为了搞逼供信，在经验交流会上推广了三十多种刑法，诸如吊打、老虎桡（櫈）、灌凉水、压贡（杠）子、钉竹签、鬼抽筋、过电、烙铁烫等等酷刑，最令人发指的是以下四种新发明：
  第一是“热情帮助”。办法是生起四座煤火炉，烧得里外通红后放置于犯人四周，同时还要让犯人穿上十几斤重的老羊皮大衣，直到被烤得虚脱昏倒为止。
  其二叫“冷静思考”。即把被烤得支持不住的犯人再扒光衣服，推到院子里，双手背铐着跪在雪地里。
  其三是“小心谨慎”。办法是朝天放十来张桌子，让犯人脱光衣服站到桌子腿上不停地跳“忠字舞”，步伐一慢就用皮鞭抽打。
  其四是“只争朝夕”，即把犯人向上吊起，下身给穿上一条灯笼裤，里面再塞进一只野猫或黄鼠狼，打手们不停地抽打犯人下身，野猫和黄鼠狼便在犯人的裤裆里乱窜乱咬，撕裂犯人的下体和生殖器的肌肤，使犯人疼得死去活来。

网上提供的几个案例：

（一）当时内蒙古正在实行军事管制，几个士兵把一个直径将近两米多的大铁锅烧红，把一个蒙古人的胳膊和腿捆在一起吊在树上，然后把他的肚子露出来，就用那个烧红的铁锅去烤，烤到最后，蒙古人的腹部慢慢膨胀起来，最后“砰”一下爆裂，然后肠子掉在烧红的铁锅里面，立刻像蟒蛇一样窜越起来。当我目睹了这样悲惨的景象以后我就走了，因为当时我是知识青年，我就开始走上一个流浪的旅途，脑子里老是萦绕着这个悲惨的景象。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摘自袁红冰《文化大革命是对蒙古人的种族灭绝性的屠杀》一文。）

   （二）、 在挖“内人党”的运动中，所有打击的对象主要是蒙古族，同时也有其他少数民族，有一些汉人也受到牵连。所使用的酷刑中，如吊打、老虎凳、过电、钉竹签、烙铁烫等，都是家常便饭的事，还有许多惨无人道的刑法。如在哲里盟曾有妇女被逼着与公牛交配；尚有两眼被挖出者，叫做取走两只灯泡。锡林郭勒盟有被活埋的，有被割去耳朵的，其惨状经历者不堪回首。断胳膊、断腿多是小意思。被迫害致死者竟达十多万人之多，上致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达理扎雅、自治区副秘书长嘎如布僧格、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左智、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何志、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勇夫等等；下至普通农、牧民，甚至还有妇女、儿童。笔者的一位朋友（现在美国）就是受害者，当年她只有二十四岁，为小学教员，住边远地区，但也逃脱不了关进私牢长达六个月的命运。她全家受到清洗，她的两个老师被打死。凡是蒙古族的精英或知识份子，都是主要攻击对象。株连的人数之多，殃及的范围之广，都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1968年10月1日，中共的国庆节前，中共总理周恩来接到其侄女自内蒙古偏远的边境牧区寄来的信，说：有十几户的草原蒙古包中，只有三户不是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为蒙古人喊冤叫屈。但是，挖“内人党”为中共统治集团有计划、有目的的血洗蒙古民族的重大部署，周恩来也不可能出面制止。这使70至80万蒙古人民蒙受不白之冤，遭逮捕和关押，上百万人受到牵连，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摧残，种下了蒙汉冲突的祸根。（摘自巴赫《文革“内人党”事件窥探》）
     （三）、在毛皇统治下，一旦被揪出整肃，立即批斗、抄家、凌辱、殴打、禁闭、隔离审查、蹲小黑屋，个人和民族尊严扫地，完全失去自由。特别是酷刑逼供，骇人听闻。运动痞子与刁民的整人手段刑具五花八门，残忍残酷程度远远超过历代皇朝与德日法西斯。例如内蒙古在抓"内人党"时，有五万多人惨死于酷刑逼供，打残打伤数10万人，其中乌盟用过的酷刑有上百种。（摘自鄂怀远《党天下要还原为人民天下》）

   四、辑录者言：正义无法伸张，记忆可以捍卫

        据网上维基百科提供的材料，“内人党”事件的处理是：“1979年11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滕海清在内蒙所犯下严重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之后，于1980年6月又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递交了第二份报告。报告中指出：‘在挖‘内人党’中，内蒙遭受的酷劫是骇人听闻的，林彪、康生、四人帮是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郭以清等人，是造成这一惨案的罪人！他们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应予以党纪、国法的严肃制裁！不然，确实难以平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民愤。’”

       对此，中共中央对内蒙古党委的回复是：“中央的领导人由中央做行政处理。滕海清因为过去有战功，不追究其在内人党事件中的责任；吴涛不宜留在内蒙古，调回北京军区（任）副政委；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在挖肃后已受到降级、劳动锻炼等处分，不宜再予追。而内蒙古有权处理的只有在1968年8月就已失势的郭以清。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在牢狱服刑三年。^”

      当代著名学者徐友渔在《记忆即生命》一文中讲：“在暴力和邪恶过分强大，反抗已不可能或无济于事时，不甘凌辱的最后方式就是捍卫记忆。受苦受难者可以记录苦难，记录罪恶，保存和转移这些记录，以便它们有朝一日重见天日，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他认为捍卫记忆实质上是在捍卫民族的灵魂。

      一些蒙族和汉族的文化精英正是这样，他们不甘心蒙族同胞所遭受的苦难和迫害被有意淹没，他们怀着悲愤的心情，用文字记录这段暗无天日的历史。其中在日本高校任教的蒙古族学者杨海英著有《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一书。杨海英生在内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1989年留学日本，所学专业是人类学。文革期间他还是一个孩子，当他长大成人以后，接触到许多文革期间饱经磨难和九死一生的蒙族受害者，倾听了他们所受的酷刑和折磨以后，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采访了一百多人，我写了五、六十本日记，这好像是给我的一个使命、给我的一个任务，只能由我来写。所以我就开始写这本书。我认为，这本书，我仅仅是一个代笔者，就是代蒙古人下笔……。在这点上，我有一种‘老天爷赋给我这样一个使命’的感觉。”杨海英从他采访的上百个对象中，选择14个有代表性的受害者，把他们的文革经历用文字如实记录，写成《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一书，2009年首先用日文在日本出版，在日本引起很大社会反响。为此，2011年该书获得日本纪实文学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奖”。并陆续翻译成中文、韩文、德文等多种文字。此外，网上提供的史料还有《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量屠杀蒙古人的基础资料》（2009——2016，共8册，日本风响社出版）；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1月）；《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作者：高树华、程铁军。明镜出版社（2007年）；图门、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民族出版社，1995年）等。

       这说明，对于内蒙少数民族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残酷迫害，虽然正义的审判迟迟没有到来，但中共统治集团中那些历史罪人，已经进入史册，他们将遗臭万年。

202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