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恋爱和婚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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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结婚是文革开始以后的第三年年底，这中间我的感情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
从孟关四清工作队回到省文化局以后，局领导把我们从乡下回来的这批大学毕业生召集在一起开会，在这次集中开会时，我第一次见到65年新分来的十多名大学毕业生。
一个省级文化领导机关，为什么会分来这么多大学毕业生？原来，60年代初，毛泽东对当时的文艺界做了两个非常严厉的批示，认为文艺界已经脱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跌到修正主义边缘。全国各地的党政领导看到毛的批示，赶忙采取措施，纷纷向内蒙古的乌兰牧骑文艺工作队学习，组织演出队上山下乡为基层农民演出。我们这批从全国各地一些艺术院校毕业分来的大学生，就是由省文化局直接领导组建乌兰牧骑工作队的人员，其中有搞器乐的，有搞声乐的，我则是搞文字创作的。
在领导讲话时，我注意了一下，会议室里的青年男女一共有十四五名，其中年轻的女性不到一半，里面还包括一名已婚的四川某县川剧团调来的女演员。
领导告诉我们，大家目前的任务是参加局机关文化大革命。第一步是看局机关里和大街上的大字报，学习报纸社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然后按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大家投身到这场运动中去。但是，这次集中开会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活动，大家各行其是，自由行动。
大字报、大标语、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固然让人感到新奇异常，但却无法代替我心中对异性的渴求，因为我已经快到而立之年，找女朋友成家的事已经不能再拖了。
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同时，我也了解到，在局机关这十多个年轻男女中，上海戏剧学院来的一对男女和四川音乐学院来的一对男女，都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剩下没有男朋友的女生，要么个子太矮，要么姿色太差，几乎都引不起我的兴趣。后来，发现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分来的一位学古筝的高姓女生，身材和长相都还不错，而且曾经对我表示过好感，可是我对她的性格不太喜欢，也就没有和她多接触。
就在我对局机关年轻女性四顾茫然无目标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出现在局机关里，她是局机关的打字员。
当时这位打字员还不到20岁，她原是省歌舞团舞蹈队学员，学了几年，一条腿受伤，不再适合继续跳舞，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她，读初中，年龄已过，就分到局机关来当打字员。像所有舞蹈演员一样，她身材苗条，五官端正，个子适中，而且一颦一笑都有一种让人心动的魅力。在我被文艺作品塑造的恋爱幻想里，以及在中戏看惯了如云的美女以后，觉得这位打字员倒是一个理想的目标。
可是，我如何接近她？如何能够取得她的好感？显然，我应该接受在大学里写信失败的教训，最好是亲自接近她。
在局机关，每当楼道里传来哒哒的打字声音，我就知道小陈来了。我小心翼翼地推开打字室的门进去，把我在街上得到的红卫兵印的传单或红卫兵办的小报拿出来，问她有没有？如果她说没有，我就送给她。
开始，她对我闯进打字室，如果不是在打急件，对我都以礼相待，有时还面带笑意让我坐在旁边一把椅子上。当时机关里用的还是老式的打字机，这种打字机像一个方桌摆在室内，成百上千的铅字装在一个木头盘子里，打字时，要在字盘里一个一个找，选好字钉以后，每敲打一次，声音都很大，关起门楼道里都能听见打字的声音。在一张蜡纸打满字以后，取下来要在钢板上一份一份用油墨滚子印……
我说，没想到，打印一份文件这么费事。她听了只是笑一笑，也不讲什么。说实在的，我在农村搞社教搞四清，给农民宣讲文件时，可以滔滔不绝，而在一个漂亮女孩面前，我却不知道讲什么才好。我和她谈街上大字报的内容，她只是静静地听，偶尔抬起头说，她也看了；和她谈红卫兵印的那些传单和小报上的内容，如打倒彭陆罗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对这四个大人物“罪状”的揭发材料，她也只是默默地听，也不知道她是否感兴趣。所以，有时找不到什么话题，不免就陷入沉默之中……
这样接触几次以后，我就想：她对我的态度不冷也不热，她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呢？我喜欢她，这一点她感觉不到吗？另外，她对谈话内容是不是感兴趣？……总之，我常常陷入冥思苦想的苦恼之中，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青春的烦恼？
1966年底，局机关的革命群众开始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外出串联，我碰到局机关汽车维修工小付，他告诉我，他已经约好局机关通讯员小戴和打字员小陈一起乘火车去北京串联，我便也参加他们这个小组，决定顺路回北京探亲。
还好，当时全国大串联的高潮已经过去，尽管火车上仍然十分拥挤，但往日那种从火车车窗往里爬和往外爬的拥挤状况已经没有。上了火车，我发现打字员小陈故意坐得离我远一些，而且竭力把目光投向别处，装作没有看见我。这就是说，她在本单位同事面前，要尽量避免与我多接触。对她这种做法，我感到自尊心有些受到伤害，就也不再看她。
火车开动以后，我偶尔和小付或小戴交谈两句，但两个人都不喜欢讲话。实际上，小付和小戴都已经三十多岁结婚成家，只不过局机关的人都喊他们叫小付和小戴，我们也就跟着这样称呼。
在车上，我已经意识到，我打小陈的主意，看来是希望渺茫。到了北京，我约小陈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对她讲：我们同在一个单位上班，你没有男朋友，我没有女朋友，因此，我有权利向你表示好感，希望和你交个朋友；你有权利接受，也有权利拒绝。但请你放心，我绝不会勉强什么人，即使我们成不了朋友，但还是可以一般同事关系相处……
在我讲话时，小陈一直低头不语，我问她，你有什么话要讲吗？她摇摇头，一言不发。我心想，学生时代对我影响很大的小说《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男主人公都以事业为重，我应该像他们那样，绝不在恋爱问题上失去自己的尊严。
大串联回到省文化局以后，由于局机关已经停止办公，我们从外省分来的几个男性大学生没有地方住，就安排我们住在局机关的办公室里。
一天晚上，我发现小陈进了局机关，往一楼东面的办公室走去，那边有两个从哈尔滨艺术学院分来的男生，一个姓宋，一个姓唐。两个人一个学的是二胡，一个学的是作曲。晚饭后，从他们两个住的办公室里，常常传出扬琴和二胡的演奏声音。
我恍然大悟——莫非小陈对两个人中某个有意思？并猜想，可能是二胡专业毕业的宋姓男生，因为听说他出身好，是团员，仪表也不错。在苦恼中，我逐渐明白了：我虽然名牌大学毕业，一表人才，但出身成分不好，又不是党团员，在小陈眼里，我的政治条件不佳。
当我对社会认识逐渐加深以后，我想，在小陈的幼年经历中，五七年反右运动一定给她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在歌舞团，或是进省文化局机关，她都亲眼看见各级掌权的领导都是有权有势的土皇帝。进了省文化局机关以后，更是看到从局党组书记到局长，到处长科长，到一般办事员，一层一层，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在这种环境里，凭她的条件，她当然要找一个在政治上有前途的年轻人做丈夫。什么样的年轻人有前途？自然是出身成分好，能够入党当官的，能够成为处长局长夫人，那才是她的理想。
因此，当我把这些想明白以后，我对她选中宋姓的年轻人就完全理解了。
5
大串联回来以后，我常常往省歌舞团跑，去看望周毅，他和我同是中戏65年毕业后分到贵州的校友，在文革初期，我和他接触比较多，对于他到贵州的遭遇，我在《英年早逝的周毅》一文中有所介绍。
一天，周毅掏出饭票，请我在歌舞团食堂吃米粉，我刚刚从北京分来一年多，对贵州饮食中吃辣椒还不习惯，就要了一碗不加辣椒的米粉。歌舞团里一个漂亮的女孩恰恰就坐在食堂餐桌对面，她看我吃的米粉里没有辣椒，就说，吃米粉不加辣椒，没有味道。我瞅了她一眼，见她个子不高，但皮肤白净，头发微黄，长得像个洋娃娃。
饭后，周毅告诉我，这个女孩叫小田，在乐队拉小提琴。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到省歌舞团去看望周毅，走近宿舍楼，听到一楼的排练厅有小提琴的演奏声音传来，我便信步走进排练厅，只见是小田一个人在里面练琴。她看到我，便停止拉琴，向我微微一笑，然后双目注视着我。
我走近她，问是不是打扰她练琴？她说没关系，她已经练得差不多了。她指了指旁边的椅子，示意让我坐下，然后她也抱起琴，坐在我对面，双目注视着我。
我告诉她，我从学生时代第一次听到小提琴演奏，就被小提琴的声音所吸引，觉得小提琴的声音特别优美，特别能引起我的感情共鸣，所以，在外面听到这里有小提琴演奏的声音，就冒昧地走进来。
小田说，既然你喜欢小提琴，也可以业余自学。我说，在大学读书期间，尽管家里经济条件差，我还是省吃俭用买了一把很便宜的小提琴，课余时间学习拉，结果一年半载以后，发现自己音乐天分不行，所以，没有什么结果。但现在仍然喜欢听小提琴演奏。
我讲话时，小田一直双目注视着我，脸上的表情平静而友好，听我讲完，她说你手指条件不错，是不是耳朵听音方面有问题？我说，对，拉到高把位，辨音不准。
小田问，你是从拉教程开始吗？我说开始拉过霍曼教程，但业余学，喜欢找小提琴曲拉。她问我喜欢哪几首小提琴曲？我说，马思聪的《思乡曲》。印象中，我还向她介绍了在北京人艺听马思聪独奏演出会的经历，当时票价并不高，我和表演系一位业余小提琴爱好者一起购票去观看演出，舞台上由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钢琴伴奏，他十五六岁的女儿坐在他夫人旁边，帮助翻琴谱……尽管我内心对马思聪很崇拜，但我怕小田认为我立场有问题，还是赶忙补充一句，说红卫兵小报上讲，马思聪叛国投敌了。
小田对我的小心翼翼并不在意，她问，你听了马思聪的演奏有什么感觉？我说，当他演奏他的《思乡曲》时，我觉得这首曲子特别让我感动，让我想起家乡亲人，心里忧伤，想掉眼泪……小田笑了笑，问还喜欢哪首？我说小提琴《梁祝协奏曲》。我问她，你拉过吗？她说，她主要是拉教程，很少拉这些。
我说，《梁祝》里面的主题曲你可能会拉？她说偶尔练一练。我说，你拉一拉，好吗？
小田说试一试吧，便站起来，把琴夹在自己的下颏，开始演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主题曲。拉完以后，她说没有下功夫练，我说，不错不错。
她重新坐下，脸上一直有一种圣洁的表情，就像雪白的大理石雕像一样。就在我们闲聊时，突然一个男青年走进来，对小田说，你在这里干哪样？
我回头一望，只见一个中等身材的男青年，从排练厅门口进来，脸上有些不悦，还不友好地瞅了我一眼。我和小田告辞，便离开了排练厅。
大概是一两天后，省歌舞团搞舞台美工的张延奎来局机关找我。张延奎是64年中戏舞台美术系毕业后分到贵州，然后又分到省歌舞团。他是山东人，在贵州人看来，他是个山东大汉，印象中他衣着朴素，肤色偏黑，好像是在一个比较贫寒的家庭长大。
张延奎坐下以后，便开门见山地说，团里乐队的小刘知道他和我是校友，就找他来和我谈谈。他问我最近是不是经常和小田接触？我说，都是见面点点头，真正单独接触只有一次，就是那天上午在排练厅。
张延奎说，小刘讲，他和小田已经好了将近半年时间，最近小田对他有点冷，他怀疑小田是见到我以后，想甩掉他，想和我好。
我说，小田和我仅仅谈了几句关于小提琴曲的事情，根本没有谈到什么感情问题。另外，小田和他小刘谈朋友，就不能再接触其他男性？
张延奎说，我估计小刘有点担心：一个你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又分到省文化局机关；第二个是你的外貌条件也不错，他怕小田见了你以后变心。
我说，小田在没有结婚之前，她有选择的权利。
张延奎说，理是这么一个理。可是贵州这个地方和咱们内地不同，就像有人讲的，穷山恶水出刁民。我来到贵州一年多，觉得这里不仅经济落后，人的素质也差，有些人动不动就来粗的，不讲文明。在歌舞团里，为了争风吃醋，一些年轻人常常彼此动手打架。你说，在内地，有这种现象吗？
张延奎又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北京南下红卫兵到这来串联，团里有些年轻人在北京红卫兵带领下，打着造反的旗号，更是无法无天，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乱打乱斗，非常野蛮。
张延奎接着又说，咱们都是外地来的，在这里没什么亲朋好友，他们本地这些年轻人，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欺负我们，现在社会这么乱，我们找谁去讲理？
我问，小刘的意思是不是让你来警告我，叫我不要和小田再来往？
张延奎说，他只是让我告诉你，小田和他已经是朋友关系，希望你不要再插进来。
我听了张延奎这一番话，如一盆冷水泼来，一时陷入迷惘之中。张延奎看我低头沉默不语，就说，既然你和我是校友，我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供你参考——实际上，凭你的条件，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女朋友也没什么困难，既然你和小田属于一般正常关系，以后没事少接触就行了。
我和张延奎过去从没有什么来往。今天第一次接触，我觉得他很耿直，也是一片好心。所以，我说谢谢你的好意，你的意见我考虑考虑。
张延奎走了以后，开始我有些不冷静，觉得这是欺负人！但晚上当我平静下来，觉得张延奎讲的也有道理。自己目前在贵阳只身一人，如果有什么事情，的确找不到什么人帮忙；另外，自己家庭出身不好，父母和弟弟妹妹已经被北京的红卫兵遣返回内蒙老家，二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初期，又被四清工作组打成坏分子，开除小教公职，遣返回家监督劳动。现在我刚刚走向社会不久，不能再出任何差错，必须谨慎小心。所以，我决定从此不再打小田的主意。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信步走到歌舞团，想和周毅谈谈心，当我路过人民剧场大门口时，发现小田一个人提着小提琴正从剧场里走出来。原来省歌舞团这段时间正在人民剧场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小田可能有什么事情，或者她的任务已经完成，所以提前走出来。借着剧场大门上面的灯光，她认出了我，便走过来，在我面前站住，并低下头，显然，她是等我先开口。
其实，这本来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应该约她谈一谈，把张延奎那天的话告诉她，看她是什么态度。如果她心里对我有好感，交谈中一定有所流露，我们便可以共同想办法；如果她听了我的情况介绍，是另外一种态度，我自然也可以了然于心。但是，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来了解她内心的想法；而且还说了这样一句不应该说的话：我来看看周毅。
小田听了我这句话，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讲，便转身而去，消失在夜色中。
事后我一直想，小田那天情绪不高，也许是和小刘吵嘴，心情不好？她本来期待我讲些什么，如果她知道我真心喜欢她，她也许会有一个态度。另外，在她心情不好时，如果我能关心她，说几句得体的话，也像一个成熟的男人。出乎意料，我却讲了那样一句蠢话！因为这句话表明，我对她是不在意的，我心里并没有要和她进一步建立朋友关系的打算。所以，她听了我那句话以后，立即转身而去，而转身走的时候看我那种眼神，似乎充满了气愤不满。事后我常常想，小田会不会认为我不像一个男子汉？会不会认为我是一个胆小鬼，是个懦夫？……
既然我和小田已经走到这步，我只能另找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