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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聪明人”的文革经历(3)

一个“聪明人”的文革经历(3)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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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进入武斗不休的阶段,全国搞军队“支左”,开展“一打三反”,还有所谓“清理阶级队伍”。

      在造反期间,我虽然是个炮灰和走卒,但因为我深受西方文学中的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的影响,对省文化局中普遍存在的等级观念和一些人的特权思想,常常打着红旗加以批判,我这些发言,使局机关那些老左派听了感到很不舒服,由于文化系统是造反派掌权,也就没有和我算账。现在机会来了,要整造反派,我自然就成了目标。

      那么,我有什么问题呢?根据在东北嫩江劳改农场的大学同学高玉升的一份揭发材料,省文化局的老左们派找到了整我的借口。

      六十年代,全国发生大饥荒,农村里不少地区到处饿死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一些高校,开始出现一些大学生的秘密聚会,一些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年轻大学生聚在一起,以“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的名义,研究中国的现状,以及讨论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等等。我们班的高玉升同学,贫农出身,平日不多言不多语,腋下经常夹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人不知鬼不觉,暗中组织一个“真理革命党”。

     从60年进校后,由于正处在“困难时期”,学校对教师和学生的管理也相对要放松一些。平日除了半天上课,其余时间都是自由支配。许多大学生就利用自由支配时间谈恋爱,看电影,或者参加同学之间的聊天交流;我觉得自己一个农家子弟进入名牌大学读书,恋爱也好,看电影也好,条件都不具备,只有奋发图强,努力读书,将来才有前途。于是,在空闲时间,包括节假日,只要图书馆开放,我就拿上笔记本和书,到图书馆去用功。因此,我被看成是所谓“政治上不开展”,或者说“走白专道路”。

      高玉升也注意到我的情况,作为他的目标,他曾经几次约我散步聊天,对我进行试探。问题是,高玉升看人没有看准,经验也不够,我虽然出身不好,但心高志远,功名心很强,另外我陆续读了毛选四卷以后,崇拜毛主席,热爱共产党,而且正在积极要求入团。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会去参加他的“真理革命党”?我不仅没参加他的组织,而且还把他对我进行试探的言论写进日记,并且向团支部书记王明堂做了汇报。也就是说,我当时像所有追求进步,争取入团入党的年轻人一样,为了向组织表忠诚,经常会向组织做思想汇报,那么,我自然也不例外。

       这个案子是在我们毕业前一年破案,由系领导向班上全体同学公布。当时被称为戏文系“高郭反革命案”。高玉升经过两三年的活动,在班上只发展了一个叫郭春堂的同学,郭是河南人,家庭出身中农。大量实例说明,反对共产党的往往是那些家庭出身成分比较好的人,按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这些现象实在无法解释。高玉升在校外发展了三个人。

      案件在班上公布以后,全班同学停课,组织对高郭进行批斗,然后高玉升被判刑7年,送东北嫩江劳改农场劳动改造,郭春堂送河北张家口某地进行劳教。

     这是1964年发生的事。同样,北大、清华那些“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也陆续被打成“反革命集团”。

     在1965年5月15日,高玉升在劳改农场写了一份揭发我的材料,这份材料通过公安机关,在文革初期转到贵州省文化局。在这份揭发材料中,高玉升说我在和他交谈中,对他的三个观点是认同的:其一是,赫鲁晓夫搞的不一定是修正主义;其二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是共产党的政策有问题;其三是,蒋介石反攻大陆,大陆上不仅地富反坏右,许多老百姓也会欢迎。这三个观点,现在看来,也没有多大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鉴于我在省文化局的造反派里曾经是个冲锋陷阵的活跃分子,文化局的那些专吃政治饭的人物,就想借高玉升的揭发材料置我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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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经过几年文化大革命,我的奴隶心态有所改变,已经逐渐认识到,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必须实事求是,而且敢于进行合法斗争。所以,给我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马上遇到我大字报的反击,而且我把大字报贴在男女厕所外面极其醒目的地方。让我做大会检查,我历数自己的光荣历史——一直品学兼优,初中毕业获金质奖章,保送101中。在大学发现高玉升有反动言论,马上向组织汇报。大学毕业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起来造反……

       我的检查,引起那些一心想整我的老左派的愤怒:

    “潘文鸣,文化大革命中,你慷慨激昂,振振有辞,装得比谁都革命,实际上,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在大学里,你和反革命分子是什么关系?你自己的问题那么严重,却想瞒天过海!我看你和当年的胡风分子差不多,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以攻为守。”

      还有人批判我是厚颜无耻的自吹自擂!领导小组成员则指责我是运动的“拦路虎”和“绊脚石”……

     在批判会上,刘同奇和我的朋友、战友都保持沉默。在散会时,刘同奇趁别人不注意,偷偷把一张纸条丢到我面前的桌子上,然后瞅都没瞅我一眼,扭头而去。我打开纸条,只见上面他用非常潇洒和漂亮的钢笔字写了这样几个字:“草包升级——混蛋王八蛋!”

      在我被侮辱与被迫害的时刻,他这是什么意思?晚上,在入睡前,我除了反思会上那些批判我的发言,同时也思考刘同奇的那张字条。他的字条上这9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想来想去,觉得这9个字背后内涵极其丰富,我能想到的是:

      第一,就字面来看,人们说的草包和饭桶,往往是指那些头脑简单,而且愚不可及的人。这就是说,我在刘同奇心目中一直是草包、饭桶、白痴之类的人物。这自然是对一个人极端瞧不起和非常蔑视的看法。这使我明白了,为什么他妻子孙晓芳要背叛他,对他没有一点好感。另外,也明白了来到贵阳以后,省歌舞团的周毅,本来是同期毕业导演系的校友,开始他还对我十分友好,有一种同学之情,而后来在他对我的审视的目光里,我感到一丝冷漠,这是否与刘同奇对我的背后评论有关?在大学期间,在班上也有人背后说刘同奇是个“阴阳人”,但这种对人带有侮辱性的评价,来到贵阳,我没有向任何人传播过。所以,刘同奇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是“草包”,这显然有失厚道。

     第二,如果是草包,又进一步升级,那么又会是什么东西呢?“混蛋王八蛋”和“猪狗不如”又不搭界。想来想去,我逐渐明白了——因为刘同奇的人生哲学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在毛泽东时代,所有挨整的人都是虚心检查,低头认罪,求得组织的宽大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由于不认罪而判死刑的人,则是先在卡车上游街示众,然后押赴刑场。所以,在刘同奇看来,我这是在找死,因而,才有草包升级之说。

      第三,那么他为什么对我的看法如此糟糕?我一个交代一下,在大学五年中,他作为团小组长和行政小组长,本来是我的顶头上司,又是我的入团联系人。按常情,我应该对他毕恭毕敬;然而,我对他却很少买账。为什么?因为总是崇敬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尊敬那些对人友好善良的人,愿意和那些彼此平等相处的人交朋友;而对刘同奇骨子里的自负和傲慢,总感觉不舒服。在班上,那些许多自我感觉良好的市民子弟,我和他们总觉得有些格格不入。而班上的两个党员同学王明堂和刘志群都是农家子弟,他们虽然政治上条件优越,但却能够对我友好相待,而且彼此容易找到共同语言。所以,我平日反倒和这两个同学接近多一些。刘同奇可能认为我这是走“上层路线”,觉得很不舒服。还有,当高玉升试探我,我觉察出高玉升的个别谈话有问题时,我没有向刘同奇汇报,而是直接找王明堂去谈,这证明我不信任他,是越级汇报,自然更是大大伤了他的自尊心。因此,刘同奇本来就目空一切,见我如此这般,肯定对我的反感与日俱增,觉得我既不懂组织原则,又不懂人情世故,这样的人在他心目中自然是草包一个。

     这是我在多年之后,才悟出刘同奇对我的反感和不满的原因。

     然而,尽管他一直瞧不起我,但这张字条却也反映他作为老同学,也为我的前途命运担心,说明他冷漠自私的性格里,恻隐之心尚存。

     不过,我当时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从校门出来走向社会以后,经风雨,见世面,已经知道如何来应付自己面临的形势。我决心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有问题,不否认;没有问题,强加于我的,我不能承认,而且要努力为自己辩护。具体到高玉升对我的揭发,我的态度是:一、在高郭案件中,我有功无过。二、反革命分子高玉升的所谓揭发材料,完全是对我的陷害。三、利用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的材料整人,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了敌人的立场。

      其次,对于领导班子利用高玉升的揭发材料,发动群众揭发出来文革期间我的所谓“反动言论”,诸如我讲“中国是真正的超级大国”等等,我都用毛主席的话,做出合理的解释。

      总之,我坚决不承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

      好笑的是,领导班子煞费苦心,开了那么多积极分子会,研究如何对我“一揭二批”,然后斗垮,斗臭,进行处理。我则因为心中无鬼,稳如泰山。尽管许多会我都无权参加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将来我不吃政治饭。

      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经常在家带孩子,做家务,逍遥自在。有时候,还帮别人写检查,或读中医书,或学裁剪衣服,在缝纫机上消磨时间……心想,既然世道如此,这一辈子就养儿育女,了此残生吧。

       就在他们准备对我进行大会批判前,我又把大学期间批斗高郭二人时大会发言记录,其中包括我的发言稿,以及我和高玉升的个别谈话以后的日记等原始材料,提供给领导小组。这些材料,加上我的强硬立场,使他们对我的所谓问题产生疑虑:莫非他真没什么问题?他们不得不把我先“挂起来”,然后派人去搞我的第二次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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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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