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写检查和做检查
毛泽东时代的写检查和做检查
潘文鸣
“检查”二字就字面来看，应该是检测和查看的意思。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它的含义是查看、查考和检讨。
按常理来说，查看也好，检讨也好，都是一种人类认识事物和总结经验的正常活动，一种负责人的态度，而且是人们提高认识，追求进步的一种表现。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一说谁在写检查或者要做检查，那就是这个人犯了错误，是倒霉了，很不光彩。可是对于当时体制内的人来说，在那个年代写检查和做检查又是一种普遍现象，上到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中到一些高干，下到普通干部和群众，写过检查和做过检查的人实在是无计其数。
不过，写检查和做检查是有所区别的。
写检查，是指组织领导要求手下那些所谓“犯了错误”的人，用书面形式，把自己的错误事实，犯错误的根源，以及改正错误的决心和措施写出来，然后交组织领导审查。如果检查写得符合要求，就算过关；不符合要求，还要退回来重写，直到组织领导满意，才算通过。这些检查通过以后，并不退还本人，而是交给人事干部存入个人档案，以备今后干部考核审查，或者是提级加薪时参考使用。就是这说，写检查有时会影响这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不过，这种检查是专给上级少数领导看，而不和广大群众见面，他的检查内容保密，算是组织领导给写检查的人留面子。众所周知，文革期间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了两次信：一次是文革初期的1968年，邓小平在信中向毛泽东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要求保留他的党籍，并且愿意在毛最信任的汪东兴手下干些资料员的工作。第二次是林彪事件发生以后，他在江西听到传达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以后，抓住时机，于1972年8月10日又一次给毛写信，在狠批林彪和陈伯达罪行以后，要求给他一些工作去做，并且表示永不翻案。这两次写信，实质上就是向毛写检查，表示臣服认错，愿意在毛手下老老实实工作。
至于做检查，是指某个人所谓有了“错误”以后，要求他在一定会议上当众向大家做口头检查。这种做检查，又分小范围和大范围两种：小范围是指在小组内或党团支部会上向与会者检查错误，在有关领导主持下，往往还组织与会听众进行评议，提意见，帮助做检查的人进一步认识自己的错误。如果领导认为有必要，则在更大范围，几十上百甚至上千人的大会上做检查。检查以后，要么分组讨论，进行评议；要么组织人上台揭发批判，这就是毛泽东常说的，要充分利用“反面教员”，教育广大群众。
文革初期，那次安排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做检查，还仅仅是让他承认派工作组是犯了错误。当刘少奇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犯了错误时，躲在舞台幕布后面的毛泽东则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详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这次做检查，显然是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的第一步行动，让他当众出丑，并告诉红卫兵，国家主席的老虎屁股也可以摸。所以，紧接着红卫兵在中央文革的唆使下，对刘少奇开始揪斗，在类似一群暴徒般的红卫兵面前，刘少奇曾经手拿宪法，企图保护自己，可为时已晚。从做检查到挨批斗，刘少奇的命运急转直下。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写检查升级为“向毛主席请罪”和写“认罪书”，“做检查”则变成了“批斗会”。在批斗会上，已经完全剥夺了批斗对象的发言权。那些不经任何手续揪出来的“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等，一起关在牛棚里，红卫兵和造反派随时可以把他们拉上台来进行批斗。被批斗对象胸前挂上大牌子，低头弯腰，做喷气式状，有时还要拳脚相加，文斗加武斗。本来人类社会是由野蛮向文明的方向逐渐发展和进步，但文革期间红卫兵竟然把战争年代和暴力土改那一套野蛮手段重新拿出来，大搞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那么，在毛泽东时代，有没有人敢于拒绝写检查和做检查呢？就我所知，五七年人民大学被打成右派的林希翎，六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女才子林昭，都是拒绝写检查和做检查的硬骨头，而且在批斗会上敢于坚持真理，绝不低头认罪。其结果是，林希翎送北大荒劳改，林昭经过关押折磨，文革期间被杀害。此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处死的人，如辽宁的张志新，北京的遇罗克，贵州的马绵征等等，都没有向当权者低头认罪。
另外，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题为《周小舟和王兆国》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给毛泽东的“意见书”，被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在此之前，彭去湖南调研时，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陪同，对于许多的问题，二人颇有同感。毛在与“彭大将军”决裂后，希望拉拢周小舟，请他看《丘迟与陈伯之书》，要他“迷途知返”，只要写个检讨，仍可回湖南主持工作。周小舟流着泪对毛说：‘主席，我不能写这个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认为，以他的身份，和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信，我怎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见周小舟如此说，就一挥手说‘你走吧’。在此之前，周就曾对湖南省委秘书长说：‘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毛主席是敬爱的老师，如果一切照老师的话原封不动，错了也不去纠正，那么认识就不能发展，不仅热爱真理做不到，吾爱吾师更谈不上了。’这次庐山会议上，毛将党内的不同意见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开始了又一场队伍的清洗。周小舟成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分子’。会后，下放浏阳县大瑶人民公社接受改造。文革开始后，受尽造反派的凌辱，于1966年12月25日自杀身亡，时年54岁。”（注）
这就是说，在毛泽东当政的年代，上至国家主席和总书记，其次如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这些高干，下到普通干部和群众，只要是与毛泽东有不同意见，冒犯了他，你就是有错有罪，就是大逆不道，你就要老老实实写检查和做检查，低头认罪。倘若你要追求真理，要实事求是如彭黄张周这样的高级干部，不管职位有多高，资历有多老，功劳有多大，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反党集团”，面临着罢官、下放、劳改、坐牢，或者是杀头，最后弄得妻离子散和家破人亡。
那么，毛泽东自己如果有了错误以后，又是如何？当年在江西苏区，毛泽东为了维护他的权威，曾经一手导演了整肃AB团的血腥大屠杀，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杀害了7万多红军官兵。但在党史材料中，毛泽东对这件残害红军官兵事件，却没有做过什么检查。建国以后，毛泽东头脑发热，大力推动全国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大搞虚报浮夸，结果造成中国发生大饥荒，导致三四千万农民饿死。虽然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口头上也承认自己应该承担责任。但他那几句轻描淡写的检查，却毫无诚意，当林彪当场给他拍马屁，说所有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没有按毛泽东思想办事造成的，毛听了带头鼓掌……说明毛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责没有丝毫认识。
接着，毛泽东变本加厉，又发动一场更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再次把中国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应该说，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犯有滔天罪行！
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50年代搞的总路线和大跃进，60年代搞的文化大革命，都是祸国殃民的瞎折腾，并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毛泽东晚年，看到中国大陆天灾人祸不断，逐渐意识到他的罪孽实在深重，在孤独凄凉中，对身边的心腹毛远新和张玉凤说，民心和军心已经不在我们这一边（张玉凤称，毛泽东讲这些话时，在场的毛远新也有记录）。但是，他对侄子毛远新却说，我是不会下罪己诏的。“罪己诏”是古代皇帝在天怒人怨的压力下，向全国老百姓书面认错检查的一种做法。那么，一辈子坚持让臣民写检查做检查的毛泽东，为什么他自己有错误有罪责却拒绝做检查？显然，他的心理已经变态——当有人把他塑造成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塑造成“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说他是五百年才出现的天才，他得意忘形地走向神坛以后，逐渐也误把自己当成中国大地上一座神。也就是说，在内心矛盾中，他选择的是瞒天过海，把他的臣民全部看成不可救药的阿斗和奴才。
现在看来，毛泽东统治中国期间的写检查和做检查，是维护他的独裁统治，对国人进行思想改造和思想控制的一种手段。毛泽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实质上是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奴隶王国——他毛泽东要当中国最大的奴隶主，而把他手下的臣民个个改造为服服帖帖的奴隶。因此，他要把中国所有仁人志士的追求真理和追求正义的精神彻底摧毁和打垮，他不断大搞各种政治运动，不断要求人们写检查和做检查，其原因就在这里。
另一方面，毛泽东时代人们写检查和做检查，都不是自愿的，而是在一定压力下，为了生存，为了保住饭碗，是被迫为之。因此，这些检查都是一些违心之论。那么，当写检查和做检查都成了撒谎和骗人的勾当以后，日久天长，讲假话，讲套话和讲空话，就成一种社会风气。所以，现在大陆上所有贪污腐败和道德沦丧的现象，追根溯源，都与毛泽东时代的倒行逆施分不开。
由此看来，中国要进步，要发展，仅仅经济搞上去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大陆要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对毛泽东的罪行不进行深入批判和清算，恐怕是办不到的。
2017/7/10
注：许多年轻人对庐山会议和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不够了解，特将网上维基百科的介绍文字摘录如下，供参考。
“1959年，张闻天参加庐山会议[1]:401。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写信，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接着彭德怀指出了“大跃进”的问题：“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他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48]:358-3617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支持彭德怀[48]:363-364[49]。7月21日，张闻天作了三个小时发言，用了更精确的理论术语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主张发扬党内民主，支持彭德怀[1]:413-419。随后，原本主张“纠左”的毛泽东转而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50]:424[51]，张闻天被毛泽东归类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52]。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再次展开[53]，张闻天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被进一步批判，被免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