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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中的挣扎——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后记)

地狱中的挣扎——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后记)

博客

 

 

后 记

 

      录音磁带只记录了以上一些文革中的生活片段。为了满足读者对于文中人物命运的关心,特作以下一些补充。

一、关于我父亲的情况。

      他是1977年阴历10月13日死于脑溢血,享年63岁。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当时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抓,新时期已经开始,他完全有可能回到北京南苑,过几天舒心日子。然而,一个身强力壮的老人,突然离世,莫非这是命中注定?

      据说在去世前,他就经常头昏,估计是血压高引起。由于老家是个穷乡僻壤,那里缺医少药,加上家里经济条件差,没有及时看医生和开药。换句话说,没有文革之灾,他肯定不会这样过早离世。

      去世那天下午,他在生产队干完活,回家后,又接着挖地基垒墙。在中国,无论是住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人们总觉得日子过起来不踏实。所以,回到老家以后,十多年父母一直朝思暮想,设法盖一套为自己遮风避雨的窝。

      另外,三弟文平已经年满20周岁,在农村,做父母的都讲究给儿子娶媳妇,没有自己的房子,哪家姑娘会嫁给你儿子?所以,父亲虽然年过花甲,仍然不顾头晕血压高的毛病,利用一切业余时间盖房。那天,他在挖地基时,遇到一块上百斤重的大石头,他用力去移动那块大石头,估计因用力过猛,脑血管可能出了问题,但没有马上晕倒。

      那晚三弟潘文平起夜,请父亲坐起来开灯,没想到他开灯以后,就再也无法起身关灯。接着,三弟发现父亲口吐白沫,嘴眼歪斜,而且人已经昏迷,再也无法唤醒。深更半夜请来医生,医生说,没救了,准备后事吧。

      父亲生在战乱和运动不断的年代,一生为养家活口,颠沛流离,受尽磨难,后半辈子被打成“富农分子”,受尽屈辱,最后在贫穷和迫害中去世。

      唯一使家人感到一点安慰的是,在家乡参加为父亲办丧事的亲戚和乡亲有近百人,说明家乡的父老乡亲并没有把他看成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

二、关于潘文博的情况。

     潘文博在北京申诉无望,并且找不到生活出路,被迫只身跑到郑州,在那里仍然靠卖红卫兵办的小报为生。不久,他在郑州被抓,以“投机倒把罪”判刑三年。

      大概是1975年,潘文博从河南劳改农场刑满释放回到内蒙老家,时年已经33岁。由于出身成分不好,加上他冤案没有平反,头上也有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在那个年代,像他这种身份,在农村很难找到一个姑娘会嫁给他。他无法忍受单身生活的煎熬,经人介绍,1976年和一个有5个孩子的寡妇成婚。第二年,他和妻子生了第6个孩子。

     当时,为了全家8口人能够活下去,他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下煤窑去干苦力。作为小学教师,他在消息闭塞的老家,竟然也不知道毛泽东去世以后发生的变化。

      接到南苑大队的通知,1979年他带领全家10口人回到北京,他的冤案很快获得平反,恢复了小学教职,并由北京西郊调到南苑二小教数学课。

     由于仅凭小教的工资难以养家活口,于是,他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回家做豆腐,第二天早晨由老婆孩子到菜场去卖。就这样,一家人起早贪黑,在生存线上挣扎奋斗。不过,由于他年轻力壮,回到北京以后心情愉快,再苦再累他也无所谓。他说,总算从地狱回到了人间!

      2002年,他年满60退休在家。由于他对小学生的数学教材熟悉,教学经验丰富,退休以后,他在家里办了一个小学生数学补习班。凡是经他培训和辅导过的小学生,数学成绩都明显提高。因而,他在南苑地区的名声逐渐扩大,到他那里进行数学补习的学生越来越多,他的每月收入超过他退休工资的若干倍。

     然而,就在他的孩子逐渐长大成人,他身上的重担越来越轻,家庭经济条件越来越好时,因为他和自己的亲生儿子闹矛盾,由于气恼他罹患胃癌。

        2008年秋,我在贵阳从电话中得知文博弟动了手术。十月份我回北京探望母亲,临走前,我給印博买了一些破壁灵芝孢子粉,据说这种东西可以增强癌症病人身体免疫力。

       到了北京,看过年迈的母亲,第二天我就去看他。当时他已经搬进教师公寓,按工龄、级别、职称打分,文博分的是一套五六十平米的宿舍,面积不大,但很紧凑,冬天有暖气,还可以享受暖气补贴。公寓离丰台区政府不远,而整个小区离车水马龙的大街有一百多米,闹中取静。小区里有十几排楼房,住的多数是区教育系统的干部和教师。小区里面有运动场,停车位,楼前楼后栽有绿树。环境比他过去住的那种市井贫民蜗居的平房好多了。看来,文博一辈子受尽磨难,到老年终于有了一个安乐窝。

        他搬进教师公寓以后,每周六和周日都要早起,乘车半个多小时,去南苑上课。然而,住进公寓没多久,文博就发现胃不舒服,起初以为是普通的胃病,治了一段时间,没有效果。到大医院一查,是胃癌,于是动了手术。 

       我去看他时,他的胃已经切除了三分之二,不过他的精神状态还好,在街上走路,仍然大步流星,我和他的妻子紧赶慢赶,才勉强追上他。只是他的饭量明显比过去少,一顿饭最多吃七八个饺子。他说,他住的是友谊医院,入院的癌症病人中,也有治好出院的,但隔三差五离开人世的也不少。他说,据估计凡是得癌症住院治不好的,一多半是被癌症吓死的;只有身体底子好和心理素质比较好的,才能闯过几次化疗关。他说,他已经六十多岁,対死已经无所谓。不过,他相信自己身体底子不错,能闯过六次化疗关。

        自从动了手术,他已经停止了办小学数学补习班。出院以后,他每天早晨在小区活动一会,然后吃妻子做好的早点,饭后看订的北京青年报,然后写日记,生活很有规律。他说等化疗结束,身体情况允许,他和妻子要到我住的贵州来旅游,在我们家住两天……

        我离开北京回到贵州以后,电话中传来的消息是:在进行第二次化疗时,他的身体就出了问题,先是肠梗阻,后是肠穿孔,又是克伦病……总之,反复入院出院,折腾来折腾去,最后一次他在文平弟家陷入昏迷状态,用急救车把他送到医院里,他就再也没有出来,直到去世。

       从录音记录的文革经历叙述中,可以看出潘文博饱经磨难而又能够百折不挠,在正常的社会里,他应该是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可惜,他像毛泽东时代无数优秀知识分子一样,整个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被葬送在政治运动的血雨腥风之中。

三、关于三个妹妹的情况。

       三个妹妹嫁到黑龙江北安以后,她们先后各生了子女。由于中央落实遣返政策的文件由各级党组织掌握,潘文博对这项政策内容丝毫不了解,在填写报给南苑大队的申请回京人员名单时,他担心名单里人口太多,南苑大队有可能不会全部照收,所以,他没有写上远嫁黑龙江的三个妹妹及她们家属子女的名字。

      回到北京南苑以后,我母亲心中不安,想到三个女儿在黑龙江的日子并不好过,就设法跑到黑龙江三个女儿家,介绍了落实政策他们回南苑以后的情况。三个妹妹才各带着自己丈夫和子女,陆续回到南苑,这已经是到了1984年。

      为了入户口,三个妹妹求爹爹告奶奶,请客送礼,打通南苑镇政府和派出所的关系,最后终于在南苑落了户。

      由于南苑大队原来种蔬菜的土地要么出卖,要么出租,他们回到南苑大队已经没有事情可干,三家只好靠贩卖水产为生。卖水产的生意要求半夜起来去进货,每天早晨要把水产送到菜场,直卖到傍晚,把进货卖完才收摊。

      总之,为了养家活口,回到南苑的三个妹妹和妹夫及其子女,他们和两个弟弟一样,起早贪黑,不辞辛苦,慢慢在南苑站稳了脚跟。

      不过,由于文革初期大队没收我家的房产没有按中央指示精神退还,那些整人的造反派更没有向被迫害的人赔礼道歉,所以,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对文革之灾,始终难以忘怀。

      另外,三个妹妹是在文革期间通过收彩礼的方式嫁到黑龙江,实质上是一种买卖婚姻。所以,三个妹妹对她们被毁灭的青春,对自己的婚姻,想起来都十分伤感。她们说,文革毁了我们的青春,也毁了我们的一生!

    关于三弟文平的情况和三个妹妹类似,不再赘述。

 

                                                                                           2017/2/15晨

                                                                                           2017/2/28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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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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