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中的挣扎——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后记）

后 记

      录音磁带只记录了以上一些文革中的生活片段。为了满足读者对于文中人物命运的关心，特作以下一些补充。

一、关于我父亲的情况。

      他是1977年阴历10月13日死于脑溢血，享年63岁。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当时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抓，新时期已经开始，他完全有可能回到北京南苑，过几天舒心日子。然而，一个身强力壮的老人，突然离世，莫非这是命中注定？

      据说在去世前，他就经常头昏，估计是血压高引起。由于老家是个穷乡僻壤，那里缺医少药，加上家里经济条件差，没有及时看医生和开药。换句话说，没有文革之灾，他肯定不会这样过早离世。

      去世那天下午，他在生产队干完活，回家后，又接着挖地基垒墙。在中国，无论是住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人们总觉得日子过起来不踏实。所以，回到老家以后，十多年父母一直朝思暮想，设法盖一套为自己遮风避雨的窝。

      另外，三弟文平已经年满20周岁，在农村，做父母的都讲究给儿子娶媳妇，没有自己的房子，哪家姑娘会嫁给你儿子？所以，父亲虽然年过花甲，仍然不顾头晕血压高的毛病，利用一切业余时间盖房。那天，他在挖地基时，遇到一块上百斤重的大石头，他用力去移动那块大石头，估计因用力过猛，脑血管可能出了问题，但没有马上晕倒。

      那晚三弟潘文平起夜，请父亲坐起来开灯，没想到他开灯以后，就再也无法起身关灯。接着，三弟发现父亲口吐白沫，嘴眼歪斜，而且人已经昏迷，再也无法唤醒。深更半夜请来医生，医生说，没救了，准备后事吧。

      父亲生在战乱和运动不断的年代，一生为养家活口，颠沛流离，受尽磨难，后半辈子被打成“富农分子”，受尽屈辱，最后在贫穷和迫害中去世。

      唯一使家人感到一点安慰的是，在家乡参加为父亲办丧事的亲戚和乡亲有近百人，说明家乡的父老乡亲并没有把他看成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

二、关于潘文博的情况。

     潘文博在北京申诉无望，并且找不到生活出路，被迫只身跑到郑州，在那里仍然靠卖红卫兵办的小报为生。不久，他在郑州被抓，以“投机倒把罪”判刑三年。

      大概是1975年，潘文博从河南劳改农场刑满释放回到内蒙老家，时年已经33岁。由于出身成分不好，加上他冤案没有平反，头上也有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在那个年代，像他这种身份，在农村很难找到一个姑娘会嫁给他。他无法忍受单身生活的煎熬，经人介绍，1976年和一个有5个孩子的寡妇成婚。第二年，他和妻子生了第6个孩子。

     当时，为了全家8口人能够活下去，他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下煤窑去干苦力。作为小学教师，他在消息闭塞的老家，竟然也不知道毛泽东去世以后发生的变化。

      接到南苑大队的通知，1979年他带领全家10口人回到北京，他的冤案很快获得平反，恢复了小学教职，并由北京西郊调到南苑二小教数学课。

     由于仅凭小教的工资难以养家活口，于是，他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回家做豆腐，第二天早晨由老婆孩子到菜场去卖。就这样，一家人起早贪黑，在生存线上挣扎奋斗。不过，由于他年轻力壮，回到北京以后心情愉快，再苦再累他也无所谓。他说，总算从地狱回到了人间！

      2002年，他年满60退休在家。由于他对小学生的数学教材熟悉，教学经验丰富，退休以后，他在家里办了一个小学生数学补习班。凡是经他培训和辅导过的小学生，数学成绩都明显提高。因而，他在南苑地区的名声逐渐扩大，到他那里进行数学补习的学生越来越多，他的每月收入超过他退休工资的若干倍。

     然而，就在他的孩子逐渐长大成人，他身上的重担越来越轻，家庭经济条件越来越好时，因为他和自己的亲生儿子闹矛盾，由于气恼他罹患胃癌。

        2008年秋，我在贵阳从电话中得知文博弟动了手术。十月份我回北京探望母亲，临走前，我給印博买了一些破壁灵芝孢子粉，据说这种东西可以增强癌症病人身体免疫力。

       到了北京，看过年迈的母亲，第二天我就去看他。当时他已经搬进教师公寓，按工龄、级别、职称打分，文博分的是一套五六十平米的宿舍，面积不大，但很紧凑，冬天有暖气，还可以享受暖气补贴。公寓离丰台区政府不远，而整个小区离车水马龙的大街有一百多米，闹中取静。小区里有十几排楼房，住的多数是区教育系统的干部和教师。小区里面有运动场，停车位，楼前楼后栽有绿树。环境比他过去住的那种市井贫民蜗居的平房好多了。看来，文博一辈子受尽磨难，到老年终于有了一个安乐窝。

        他搬进教师公寓以后，每周六和周日都要早起，乘车半个多小时，去南苑上课。然而，住进公寓没多久，文博就发现胃不舒服，起初以为是普通的胃病，治了一段时间，没有效果。到大医院一查，是胃癌，于是动了手术。 

       我去看他时，他的胃已经切除了三分之二，不过他的精神状态还好，在街上走路，仍然大步流星，我和他的妻子紧赶慢赶，才勉强追上他。只是他的饭量明显比过去少，一顿饭最多吃七八个饺子。他说，他住的是友谊医院，入院的癌症病人中，也有治好出院的，但隔三差五离开人世的也不少。他说，据估计凡是得癌症住院治不好的，一多半是被癌症吓死的；只有身体底子好和心理素质比较好的，才能闯过几次化疗关。他说，他已经六十多岁，対死已经无所谓。不过，他相信自己身体底子不错，能闯过六次化疗关。

        自从动了手术，他已经停止了办小学数学补习班。出院以后，他每天早晨在小区活动一会，然后吃妻子做好的早点，饭后看订的北京青年报，然后写日记，生活很有规律。他说等化疗结束，身体情况允许，他和妻子要到我住的贵州来旅游，在我们家住两天……

        我离开北京回到贵州以后，电话中传来的消息是：在进行第二次化疗时，他的身体就出了问题，先是肠梗阻，后是肠穿孔，又是克伦病……总之，反复入院出院，折腾来折腾去，最后一次他在文平弟家陷入昏迷状态，用急救车把他送到医院里，他就再也没有出来，直到去世。

       从录音记录的文革经历叙述中，可以看出潘文博饱经磨难而又能够百折不挠，在正常的社会里，他应该是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可惜，他像毛泽东时代无数优秀知识分子一样，整个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被葬送在政治运动的血雨腥风之中。

三、关于三个妹妹的情况。

       三个妹妹嫁到黑龙江北安以后，她们先后各生了子女。由于中央落实遣返政策的文件由各级党组织掌握，潘文博对这项政策内容丝毫不了解，在填写报给南苑大队的申请回京人员名单时，他担心名单里人口太多，南苑大队有可能不会全部照收，所以，他没有写上远嫁黑龙江的三个妹妹及她们家属子女的名字。

      回到北京南苑以后，我母亲心中不安，想到三个女儿在黑龙江的日子并不好过，就设法跑到黑龙江三个女儿家，介绍了落实政策他们回南苑以后的情况。三个妹妹才各带着自己丈夫和子女，陆续回到南苑，这已经是到了1984年。

      为了入户口，三个妹妹求爹爹告奶奶，请客送礼，打通南苑镇政府和派出所的关系，最后终于在南苑落了户。

      由于南苑大队原来种蔬菜的土地要么出卖，要么出租，他们回到南苑大队已经没有事情可干，三家只好靠贩卖水产为生。卖水产的生意要求半夜起来去进货，每天早晨要把水产送到菜场，直卖到傍晚，把进货卖完才收摊。

      总之，为了养家活口，回到南苑的三个妹妹和妹夫及其子女，他们和两个弟弟一样，起早贪黑，不辞辛苦，慢慢在南苑站稳了脚跟。

      不过，由于文革初期大队没收我家的房产没有按中央指示精神退还，那些整人的造反派更没有向被迫害的人赔礼道歉，所以，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对文革之灾，始终难以忘怀。

      另外，三个妹妹是在文革期间通过收彩礼的方式嫁到黑龙江，实质上是一种买卖婚姻。所以，三个妹妹对她们被毁灭的青春，对自己的婚姻，想起来都十分伤感。她们说，文革毁了我们的青春，也毁了我们的一生！

    关于三弟文平的情况和三个妹妹类似，不再赘述。

                                                                                           2017/2/15晨

                                                                                           2017/2/28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