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中的挣扎——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9）

8   风珍的婚事(1969年)

     凤珍：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二十多岁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己也该考虑个人婚姻问题的时候了。心想，自己是个高中生，嫁个没文化的农民吧，不甘心；嫁个有文化出身好的，人家嫌你出身不好，又不要，不敢要……

    晓娟：当时大队会计宋国真想和三姐搞对象。刚刚有那么点意思，结果大队领导就发现了，说我三姐是拉拢腐蚀干部，是化成美女的毒蛇。

    他们把爸爸和妈拉到大队斗了一顿。让爸和妈老实点，管好自己的子女。听说党组织那边还警告宋国真，说他要是和地富子女谈恋爱，就开除他的党籍，撤他的职。宋国真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只好和我三姐划清界限，作检查。检查中说，他差点中了四类分子的美人计。你想想，那时侯怎么让人活？可以说，没活路。

    潘文博：风珍在老家找对象，受歧视——前面已经讲过，和大队会计宋国真只接触几次，就把爸妈拉到大队批斗一次，弄得全家不得安宁，说你是拉拢腐蚀干部。嫁个当地农民，她刚才说了，自己是个高中生，也不甘心。

     当时风珍也遇到一个叫刘青山的中专生，在煤矿当技术员，他们相识以后，两个人都互相没什么意见。可是刘青山经济条件不好，他提着两瓶酒和一盒糕点，就就来咱们家提亲和定亲。当时咱们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没有彩礼钱，怎么能订亲?全家人都不支持他们两个的恋爱婚姻，结果刘青山和风珍两个人商量要私奔，他们都走到四条沟亲戚家，妈还是把风珍追回来了。

     这个事，风珍一直想不通，对爸妈有意见。我觉得自由恋爱是每个人的权利，可是咱们家当时已经很难活不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爸爸和妈也实在没有办法，才反对风珍和刘青山的自由恋爱。为这事，风珍一直到现在都想不通。

     当时我和爸妈商量，三个妹妹找对象，都不要在老家找，要找远一点，不然受气。对于风珍和周万福的婚事，当时也争求过风珍的意见。

    风珍：我当时的思想就是，自由恋爱这条路走不通，命运也只能由别人安排。反正条件不高，嫁给谁都可以，只要有饭吃就行。因为咱们家已经陷入绝境，走投无路，所有能借的亲戚，都已经借到了。队上的干部恨不得咱全家都饿死，他们才高兴。谁让你们成分不好呢……

    就在这个时候，嫁到黑龙江的老姨回来，我记得是春天，刮大风，她送来一张照张。爸一看，说行啊，孩子到那儿能吃饱，不受气就行。介绍人说，那儿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生活可好了。妈把照片递给我，让我看，然后问我：“行不行？”我看了一眼，说：“行啊，不挨饿不受气就行。”说完我就把照片塞到毡子底下。

    心想，这一辈子没想到会落到这步天地，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前途？还有什么幸福？这些都谈不上了！只能凭天由命了……

    潘文博：介绍人说那里这么好那么好，实际都是骗人的。那地方，在风珍嫁给周万福以后，我去呆过一年——那是在72年到73年间，当时风珍和风琴已经在那里结婚。我和潘文平在老家活不下去，没办法，只好背井离乡，到风珍他们那里去谋生。那地方属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往西走，通北地区的北安县。

    走到那里，第一个印象是荒凉。那里是丘陵地区，大白天狼群就在村外嚎叫。我刚去，是住风琴家。第二天一早，风琴的爱人吴军就喊我：

   “二哥二哥，咱家的猪叫狼叼走了。”

    我还不相信，就说：“你是不是当队长得罪什么人了？”

    “你来看看吧……”

    我穿上衣服，出门和吴军到猪圈一看，果然猪圈外有不少狼脚印。吴军讲，咱家这个大猪羔子其码有五六十斤，刚买没好久。你看狼蹄子像梅花，五个瓣。我和吴军就顺着狼的脚印往村外找。出了村，到了一个河套沟子，看见一滩血。吴军指着那滩血说：

    “你看，这里叼猪的狼走累了，在这里吃猪肉……”

    我们俩又往前走了一段，一合计，猪肯定是找不回来了，再找也没多大必要，就回来了。到家里听说，村里五柱子家一只百十斤重的猪，昨晚也叫狼叼走了。那里的狼群就这么厉害！

    那地方的冷，也是够怕人的。冬天晚上睡觉，我身子底下铺两床褥子，上面盖两床被子，都感到不暖和。早晨起来脑袋冻得发麻，只好往被窝里缩。身上越睡越冷，只得穿上衣服，想洗个脸，到缸里舀水，一看水已经冻成了冰坨子。

    有一次，我和风珍爱人周万福他们去林场拉木头，开着拖拉机，牵引着一个爬犁。我们几个人身上穿着棉大衣、棉衣、里面是绒衣，毛衣。脚上穿棉鞋都顶不住，还要絮上东北的三大宝之一——乌拉草。那玩意咱还不会絮，是周万福帮我絮的。

    我们几个人到了林场，说是拉树枝烧火，其实拉的都是做檩子的好木料。林场里，码起的都是一垛一垛的好木料。这是一个国营林场，反正国家的东西，都是大家拿，一般也没人管。我们就专捡好的扛，不一会儿，就把爬犁装得满满的，然后上面再放些柴禾和树枝，遮人耳目。不过，那会儿正搞文化大革命，林场也没人管。

    装满以后，拖拉机发动起来，由于开得快了一点，一不小心，爬犁的头插进一个大树墩子上。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把爬犁头拔出来。由于天气太冷，我们也不敢坐爬犁，都在地上跟着拖拉机跑。只有七姨的儿子刘芳录说扛木头扛累了，就躺在爬犁上。路上，爬犁上的木头檩子一根又一根往下掉，起码掉了一半，也没人管。快到半夜，才回到村里。

拖拉机停住，我们喊刘方录下来，没人答应。心想，莫非把个大活人也丢了？到爬犁上一看，人没丢，可是已经冻得不会说话。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进屋里，赶紧用雪给他浑身上下搓，慢慢他才缓过劲来，会说话啦……

      那地方真是滴水成冰。头上要是不带帽子，耳朵冻僵以后，一扒拉，耳朵就会掉下来。一泡尿尿在地上，马上冻成冰……

      再说那里的文化落后，也是全国少有的。那里没有电灯，没有书，没有报，电影队一年也难得来一次。秋天，收了粮食以后，天气渐渐变冷。全村人干什么呢？没任何文化活动。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赌博。年青人跟青年人赌，老年人跟老年人赌，妇女和儿童也聚在一起赌，年青人是推排九，掷骰子。我亲眼看见那些年青人围在一起，全神贯注，把骰子掷到碗里，大呼大叫：“六六六……”赢了的喜眉笑脸；输了的，咒爹骂娘……

     老太太是看小牌，一万二万三万，长条牌，也是赌输赢。有个老太太可能快六十岁了，连着打牌，打了三天三夜，困劲上来了，就扎大烟，不是往胳臂上扎，就是往脖子血管里扎，提着精神干，真是闻所未闻。下边还是让风珍谈她的婚事吧……

    风珍：提亲时，彩礼钱给了五十元。给做了三套衣服，一套行李。到了黑龙江，又给了四百五十元。这个钱，给爸爸妈妈买了两间小房，就是我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吧（哭）……

    潘文博（见妹妹风珍说不下去，就叹了一口气，接过话茬）：这段生活提起来，真让人心酸落泪。当时家里三天揭不开锅，被逼无奈，风珍只好用自己出嫁换点财礼，把父母和弟弟妹妹从死亡线上救出来……但凡有点办法，父母也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嫁到那个地方去……

    风珍：69年7月25，我穿着自己做的鞋，由妈陪着我，坐火车走了三天三夜，才到了黑龙江北安县。到那儿一看，完全不像介绍人说的，什么楼上楼下，根本没影的事。妈看我心情不好，问我行不行。心想，到这个时候，还能说什么呢？我看妈心里也挺难过，眼里含着泪，眼睛总瞅着我。儿女都是父母身上的肉，哪个不心疼？所以，我心里痛苦，脸上也不敢露出来，怕妈伤心……

    潘文博：从风珍爱人周万福的情况来看，会开拖拉机，这在农村算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不过，他脾气不太好，原来有过一个女人，大概是过日子不行，叫他给打跑的。风珍嫁给他，按农村来说，叫“二房”或是“偏房”。

    风珍：当时妈想得还比较周到，向介绍人提出，结婚要有房子。到那儿一看，哪有什么房子，是现借人家一间半房子结的婚。

    潘文博：那地方人由于太穷，往往是一间屋子里砌两铺炕：这边住两口子，那边住两口子。一间屋里，这边炕上小声说话，那边炕上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有的一铺炕上住两代人甚至三代人。讲究一点的，还拉上一个布帘；经济条件差的，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风珍：爸爸和妈妈以为给我找个远一点的婆家就不受歧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全国一盘棋，走到哪儿你都是出身成分不好，矮人家一头。我和周万福去大队登记领结婚证时，张乡长用好奇的眼光把我上下看了看：

“你和贫下中农结婚，是怎么想的？”

“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呗……”

   这一套早已背得滚瓜烂熟，连想都不用去想。

   张乡长又说：“你地富子女和贫下中农结婚，这不是拉拢腐蚀我们贫下中农吗？”说完还不怀好意地盯着我。

    我说：“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这些地富子女不是可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如果地富子女只和地富子女结婚，怎么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那不是更危险吗？”

    我说得乡长哑口无言，他不得不给我们办了结婚手续。

      潘文博：风珍嫁到周万福家，最初说他家是贫农、烈属。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一夜之间，周万福家又成了叛徒和反革命家属。为什么呢？因为周家有个儿子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当时定为烈属。七十年代，不知从哪里来的消息，说周家的儿子没死，在朝鲜当了俘虏叛变投敌，跑到台湾去了。于是周家就由烈属变成了叛徒和反革命家属。当时我正在他们那儿干活，就替他们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毛主席；一封寄给南京军区。因为周家的儿子原属南京军区的部队。部队接到我的信，就做了调查，查清了，写了一份证明材料，直接寄到周家——大概是怕文革中闹派性，有人擅自扣压这类证明。

     风珍：我们把南京部队寄来的证明材料交到公社，人家公社领导也没当一回事，看了一眼，压在抽屉里也就算了。那地方，和咱们老家差不多一样贫穷落后，有几个有文化的？有几个懂政策的？  

     潘文博：不过，据我观察，要是执行左的那一套，这些农村干部就雷厉风行；要是落实政策，他们就采取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比如说，风珍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在那里比那些教中学的老师水平都要高得多，就因为出身不好，没人用，只能当家庭妇女，每天喂猪，养鸡，带孩子……

附录：潘凤珍给潘文博的信

（下面是风珍在1983年写给她二哥潘文博的信，当时潘文博一家已经在4年前落实政策，由内蒙回到北京，而风珍一家还在东北黑龙江，她只把小儿子周涛送到北京潘文博家去读书。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虽然当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已经走出文革的阴霾，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但由于她那里处于十分封闭的农村，所以精神状态依然停留在文革时期。从信中还可以看出，一个大城市长大的知识女性嫁给穷乡僻壤的农民，即使成为3个孩子的母亲以后，仍然无法适应封闭落后的农村环境。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二哥：你好！

      嫂嫂好？孩子们都好吧？上次接到你的信后，因为想到晓娟和志友（夫妻）都去北京，他们会把我的情况向你介绍的，所以，我也就没给你回信。娟和志友回来后，向我介绍了你们的生活情况以及周涛在京的学习情况，我听了也很高兴，特别是听说二嫂及孩子们待周涛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就更放心了。

       听娟妹回来说，二哥对我教育孩子问题上很有意见，这一点我得承认。我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作为一个有点文化的母亲，却没有很好的去培养他（她）们，现在周波、周燕学习成绩很差，周波两科成绩都不及格，又留级了，周燕一科不及格勉强升了级。这对于我来讲，在精神上也是一个打击！

      冷静考虑，从客观上来讲，孩子受我们这里的环境影响，不好好学习，学校的教学质量太差，因为学校的教师完全靠裙带关系上去的，所以当地学生家长虽然对教师及学校意见纷纷，但又去向谁提？提了又管什么用？这里学校的老师想给学生上课就上，想不上课就不上。一到考试，学生的成绩自然就不会好。从我主观上检查，他们回到家后，我本应该抽时间辅导孩子，但由于在农村过日子，猪、鸡、鸭子什么都养，这样全靠我一个人又操持不过来，每天吃了晚饭，累得连话都不想说。在这种情况下，对孩子们的学习也就无心过问了。另外，家里的事情忙不过来，反而还需要孩子帮忙，比方扫地，烧火做饭，去地里弄菜……这可能也影响了孩子的学习成绩。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也是活一天算一天。你在我们这里生活过，也知道我们这里经济落后，文化落后，封建思想残余依然存在。我在这里，每天所能接触的都是一些没知识、没文化的家庭妇女，谈话的内容无非是东家长，西家短，为避免发生是非，我只好见她们避而远之。这里到处讲裙带关系，开后门成风，我虽然有文化，有一定的能力，但我的性格孤僻，不愿意去请客送礼拉关系，由于没有门子，每天也只能和家畜打交道。说起来，自己有高中文化，但长期不用，也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忘却了。多年来，自己生活在这个穷乡僻壤，每天不读书，不看报，偶尔听听收音机，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几个月看一场电影，也就是我们生活中难得的娱乐了。

      就这样，年复一年，年年如此，婚后十几年来，生活就是这样。我也就在这种行尸走肉地消磨自己的时光，尽管自己也曾不甘心这种生活，但又没有办法争脱命运的安排，随着年龄的增长，上进心也渐渐消失了，只好凭天由命，过一天算一天了。

      有时我也想自己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是自己命不好，还是生不逢时？是命中注定？还是社会造成的？我反复思考，也找不出一个答案。我想，像我这种人到这种地步，活着真不如死了好。现在，我虽然人活着，但是心已经死去了，对未来简直不抱什么希望。自己这一辈子都这样，下一代又如何？自己就更无心去考虑了，只能是终日食饱，无所用心了。

      我的一生是痛苦的一生，早知道这样，不如早死，现在已经生儿育女，牵肠挂肚，难下狠心，只希望二哥能替我好好培养周涛，如果周涛是一块读书的材料，也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精神安慰了。

                        祝全家和睦

                                                                           妹 潘风珍  ８３年８月１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