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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肉机中的挣扎和脱险(7)

绞肉机中的挣扎和脱险(7)

博客

11、如何用笔杀人

   四连领导班子最初是把我作为运动的重点来进行战略部署的。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发现娄广华的那条关键揭发难以成立,于是,就把高玉升的揭发当作重点问题来突破。出乎周晓山和刘培华等人的意料,经过七斗八斗,我对高玉升揭发几条始终不认账,并且还用一系列事实来证明高玉升的揭发纯属打击报复和陷害。因此,领导班子感到非常失望,由于不是公安局,又不能对我用刑,只好派出陈云菊和曹玉煤到河南及北京,对我的问题进行外调,期间把我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这时,恰好到四川张素萱老家邛崃县进行外调的娄广华回来,就开始把运动的重点移到审查对象张素萱身上,对她进行揭批。关于娄广华等人如何对张素萱进行打击陷害,笔者另文叙述。

   一个多月以后,到河南和北京进行外调的陈云菊和曹雨煤回到单位,令周晓山和刘培华感到十分沮丧的是,这次外调没有取得任何一份有利于证实高玉升的揭发属实的证据;相反,在河南工作的王明堂同学却证明我的交代完全属实。怎么办?眼看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干校一大队其它连队的运动逐渐在收尾,而我们四连的运动却进展十分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刘培华等人决定给我写一份定案结论上报大队,并建议把我下放农村劳动,以观后效。

    1970年12月31日,刘培华在四连群众大会上宣读了一份《关于潘文鸣的审查情况和结论意见》。

    记得周晓山曾经几次提醒我,要认错认罪,不然在定案时写上一笔,你到那个单位都不好工作。周晓山讲的自然是实话,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使用干部主要依赖干部的档案。档案中写明是出身成分好,又是党团员,而且一直是先进人物,这种干部就是提拔重用的对象;相反,如果是出身成分差,不是党团员,甚至还犯过什么错误,尤其是犯过政治错误,那么这种干部就只能控制使用,属于教育、监督和改造的对象。这种干部在任何单位,都是属于永远抬不起头来,必须夹着尾巴做人的那一类,如一些单位里的那些所谓“摘帽右派”。

    刘培华等人下定决心,想在审查结论中,尽量把我写成一个出身成分很糟糕,又拒绝接受改造,因而思想反动与共产党为敌的危险人物,因此建议劳教或者下放农村锻炼,让我一辈子过地狱一样的日子,而且无法翻身。为此,刘培华绞尽脑汁执笔写的这份《结论意见》,在群众大会上他用大法官的腔调读完以后,按当时中央公布的“六厂二校经验”,任何审查对象的定案结论需要征求群众和本人意见。

    群众听了刘培华念的结论意见,自然不好说什么,我则根据记录进行了逐条反驳。

    首先,关于我的家庭情况。我说,我的家庭出身是富农,而不是“反动富农”。《结论意见》中写我出身于“反动富农”家庭不正确。因为根据政务院制定的有关政策,“富农”和“反动富农”是有区别的,正如同“资本家”和“反动资本家”有区别一样。其次,《结论意见》中写我母亲是“地主分子”没有根据;相反,她是享有公民权的大队社员,我亲眼看见过她的选民证。第三,《结论意见》中写我父亲“叛变投敌”,他从老家跑到敌占区以后,一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二没有向敌人出卖同志,而是改个名靠赶大车为生,这怎么叫“叛变投敌”?

    其次,关于我大学中的表现。《结论意见》说我一贯表现落后,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缺乏正确认识,发展到对现实不满,并且与班上反革命《真理革命党》首犯高玉升多次交流谈心,交换意见,事后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这些说法没有事实根据。我大学5年的表现如何,应该以我的大学毕业鉴定为准。现在的领导班子给我写大学政审鉴定,是否妥当?对于高玉升揭发我的几条罪状,《结论意见》中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这是否符合中央有关干部审查精神?

   最后,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言行,我只承认是毛泽东思想没学好,要求自己不严格,属于说错话。至于《结论意见》中说我用庸俗的语言向女同志求爱等等,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捏造。

   在场群众听了我对刘培华执笔写的《结论意见》的逐条反驳反驳以后,一片沉默,没有任何人再发表意见。弄得领导周晓山和刘培华等人非常尴尬,一些批斗我的骨干和积极分子脸上也流露出灰心丧气的气愤和冷漠。

不过,周晓山在宣布散会时说了几句话:“半年多的时间,我们满腔热情帮助潘文鸣,希望他回头是岸,可是他一直坚持错误立场,顽固不化,那么最后结果,就是他自己负责了。”

这就是说,他们要处理我了。

   不过,据知情人讲,四连领导班子已经把那份关于我的《审查情况和结论意见》连同一份《对潘文鸣的处理意见》一同上报一大队领导小组。在这之前,我给以李部长为首的一大队领导小组写了一份报告,题目为《揭露娄广华和刘培华等人对我如何进行政治陷害》,里面详细叙述了从1970年8月份开始,娄广华和刘培华如何歪曲事实真相,对我进行政治陷害,并提供了一系列与我的案件审查有关的材料。估计大队几位领导看了我写的材料和领导班子的上报材料,对我的案件性质,已经基本了解。所以,四连领导班子上报的两份意见很快退回,要求重新核实。这使刘培华和周晓山等非常头痛。他们经过研究讨论,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找到原创作室负责人魏然来做我的工作,希望我对领导班子采取合作的态度;二是派刘培华和吴桐琪到河南和北京进行第二次外调。

12、老魏上门

   那是在1971年的初春季节,魏然敲门来到我家。说起来,老魏应该算是我的恩人和朋友。说是恩人,是因为在文革初期,老魏看我年近30,尚未找到女朋友,曾经把我引到黔剧团,帮我介绍过一个邱姓女演员做朋友。虽然因为我的出身成分问题没有成功,但我内心对他始终怀有一种感激之情。

    魏然是个离了婚的单身男人,他长得高大魁梧,潇洒英俊,虽然50岁左右,仍然浑身散发着男性的魅力。老魏喜欢游山玩水,经常到贵阳郊区找块石头做假山,找棵树根雕刻成艺术品。他为人热心,因为没有老婆孩子,就喜欢和我们这批新来的大学生一起聊天谈笑。在接触中,他谈笑风生,非常有趣,显然他已经看透人生,对文革一套做法了然于心,但绝口不谈。

    老魏上门,我很是奇怪:自从我被揪出来进行批斗审查,猪不上户,狗不进门,同事朋友见面都尽量避开,老魏怎么今天突然光临 ?

    老魏笑眯眯坐定,我说,稀客临门,定有贵干。

    老魏说,不瞒你讲,领导班子里有人知道我们俩关系不错,找到我,希望我给你做做工作,让你采取合作态度,把你的问题早日解决。

    我说,老魏,从去年夏天开始,到现在这段时间,省文化局重点是让我检查交代,我的问题已经完全清楚,他们非要我承认高玉升揭发的那几条言论,问题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我能承认吗?奇怪的是,明明是高玉升对我的陷害,他们宁可相信反革命分子高玉升,也不愿意相信我,你说他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还有,刘培华和周晓山决心要把我定成敌我矛盾,让我去劳改或劳教。至少是下放农村让农民对我进行监督劳动……

    老魏插话问,你怎么知道领导这些意图?

    我说,周晓山几次提醒我,说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头头陈伟荣劳改三年;还有一个47岁的妇女,因为攻击共产党,就判了死刑。他说,你态度好,就可以是内部矛盾;态度不好,就是敌我矛盾。这意思不是很清楚吗?可是你知道,陈伟荣是破坏军婚罪;而那个被枪毙的47岁妇女,和我的情况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另外,周晓山还要我像计财处“摘帽右派”徐刚学习,每星期交一份思想检查,而且节假日不准我随便走动,让我去参加一些惩罚性劳动……这一切说明他们已经把我当敌我矛盾来对待了。

    老魏说,你太年轻了,刚走出校门,就遇到文化大革命,所以,遇到一些挫折打击也是好事。过去我就跟你讲过,不能太天真,好多事情都不会像书本上讲的那样。现实社会非常复杂,我们必须谨言慎行,说话稍不注意,让人抓到辫子,芝麻就会变成西瓜。

   你提到的陈维荣,他是文化系统造反派的一把手,李再含一垮台,他能保住位子吗?要整你,于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本来是通奸,而且是女的主动,人家说你是破坏军婚,就把你抓去判刑。文化局的人都知道,刘培华的老婆在重庆,咱们单位孙庆华的丈夫在部队,刘培华和孙清华来往密切,他经常往孙庆华家跑,可是刘培华就没事。你清楚了吧?

   老魏扫视了一下我的陋室,告诉我:目前是干校的干部定案分配阶段,我们没必要和领导班子顶牛,胳膊扭不过大腿,权在人家手里,继续顶牛,你想结果会如何?

   我说,莫非让我按领导的意图做检查?

   老魏说,你自己看着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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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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