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肉机中的挣扎和脱险（7）

11、如何用笔杀人

   四连领导班子最初是把我作为运动的重点来进行战略部署的。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发现娄广华的那条关键揭发难以成立，于是，就把高玉升的揭发当作重点问题来突破。出乎周晓山和刘培华等人的意料，经过七斗八斗，我对高玉升揭发几条始终不认账，并且还用一系列事实来证明高玉升的揭发纯属打击报复和陷害。因此，领导班子感到非常失望，由于不是公安局，又不能对我用刑，只好派出陈云菊和曹玉煤到河南及北京，对我的问题进行外调，期间把我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这时，恰好到四川张素萱老家邛崃县进行外调的娄广华回来，就开始把运动的重点移到审查对象张素萱身上，对她进行揭批。关于娄广华等人如何对张素萱进行打击陷害，笔者另文叙述。

   一个多月以后，到河南和北京进行外调的陈云菊和曹雨煤回到单位，令周晓山和刘培华感到十分沮丧的是，这次外调没有取得任何一份有利于证实高玉升的揭发属实的证据；相反，在河南工作的王明堂同学却证明我的交代完全属实。怎么办？眼看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干校一大队其它连队的运动逐渐在收尾，而我们四连的运动却进展十分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刘培华等人决定给我写一份定案结论上报大队，并建议把我下放农村劳动，以观后效。

    1970年12月31日，刘培华在四连群众大会上宣读了一份《关于潘文鸣的审查情况和结论意见》。

    记得周晓山曾经几次提醒我，要认错认罪，不然在定案时写上一笔，你到那个单位都不好工作。周晓山讲的自然是实话，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使用干部主要依赖干部的档案。档案中写明是出身成分好，又是党团员，而且一直是先进人物，这种干部就是提拔重用的对象；相反，如果是出身成分差，不是党团员，甚至还犯过什么错误，尤其是犯过政治错误，那么这种干部就只能控制使用，属于教育、监督和改造的对象。这种干部在任何单位，都是属于永远抬不起头来，必须夹着尾巴做人的那一类，如一些单位里的那些所谓“摘帽右派”。

    刘培华等人下定决心，想在审查结论中，尽量把我写成一个出身成分很糟糕，又拒绝接受改造，因而思想反动与共产党为敌的危险人物，因此建议劳教或者下放农村锻炼，让我一辈子过地狱一样的日子，而且无法翻身。为此，刘培华绞尽脑汁执笔写的这份《结论意见》，在群众大会上他用大法官的腔调读完以后，按当时中央公布的“六厂二校经验”，任何审查对象的定案结论需要征求群众和本人意见。

    群众听了刘培华念的结论意见，自然不好说什么，我则根据记录进行了逐条反驳。

    首先，关于我的家庭情况。我说，我的家庭出身是富农，而不是“反动富农”。《结论意见》中写我出身于“反动富农”家庭不正确。因为根据政务院制定的有关政策，“富农”和“反动富农”是有区别的，正如同“资本家”和“反动资本家”有区别一样。其次，《结论意见》中写我母亲是“地主分子”没有根据；相反，她是享有公民权的大队社员，我亲眼看见过她的选民证。第三，《结论意见》中写我父亲“叛变投敌”，他从老家跑到敌占区以后，一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二没有向敌人出卖同志，而是改个名靠赶大车为生，这怎么叫“叛变投敌”？

    其次，关于我大学中的表现。《结论意见》说我一贯表现落后，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缺乏正确认识，发展到对现实不满，并且与班上反革命《真理革命党》首犯高玉升多次交流谈心，交换意见，事后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这些说法没有事实根据。我大学5年的表现如何，应该以我的大学毕业鉴定为准。现在的领导班子给我写大学政审鉴定，是否妥当？对于高玉升揭发我的几条罪状，《结论意见》中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这是否符合中央有关干部审查精神？

   最后，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言行，我只承认是毛泽东思想没学好，要求自己不严格，属于说错话。至于《结论意见》中说我用庸俗的语言向女同志求爱等等，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捏造。

   在场群众听了我对刘培华执笔写的《结论意见》的逐条反驳反驳以后，一片沉默，没有任何人再发表意见。弄得领导周晓山和刘培华等人非常尴尬，一些批斗我的骨干和积极分子脸上也流露出灰心丧气的气愤和冷漠。

不过，周晓山在宣布散会时说了几句话：“半年多的时间，我们满腔热情帮助潘文鸣，希望他回头是岸，可是他一直坚持错误立场，顽固不化，那么最后结果，就是他自己负责了。”

这就是说，他们要处理我了。

   不过，据知情人讲，四连领导班子已经把那份关于我的《审查情况和结论意见》连同一份《对潘文鸣的处理意见》一同上报一大队领导小组。在这之前，我给以李部长为首的一大队领导小组写了一份报告，题目为《揭露娄广华和刘培华等人对我如何进行政治陷害》，里面详细叙述了从1970年8月份开始，娄广华和刘培华如何歪曲事实真相，对我进行政治陷害，并提供了一系列与我的案件审查有关的材料。估计大队几位领导看了我写的材料和领导班子的上报材料，对我的案件性质，已经基本了解。所以，四连领导班子上报的两份意见很快退回，要求重新核实。这使刘培华和周晓山等非常头痛。他们经过研究讨论，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找到原创作室负责人魏然来做我的工作，希望我对领导班子采取合作的态度；二是派刘培华和吴桐琪到河南和北京进行第二次外调。

12、老魏上门

   那是在1971年的初春季节，魏然敲门来到我家。说起来，老魏应该算是我的恩人和朋友。说是恩人，是因为在文革初期，老魏看我年近30，尚未找到女朋友，曾经把我引到黔剧团，帮我介绍过一个邱姓女演员做朋友。虽然因为我的出身成分问题没有成功，但我内心对他始终怀有一种感激之情。

    魏然是个离了婚的单身男人，他长得高大魁梧，潇洒英俊，虽然50岁左右，仍然浑身散发着男性的魅力。老魏喜欢游山玩水，经常到贵阳郊区找块石头做假山，找棵树根雕刻成艺术品。他为人热心，因为没有老婆孩子，就喜欢和我们这批新来的大学生一起聊天谈笑。在接触中，他谈笑风生，非常有趣，显然他已经看透人生，对文革一套做法了然于心，但绝口不谈。

    老魏上门，我很是奇怪：自从我被揪出来进行批斗审查，猪不上户，狗不进门，同事朋友见面都尽量避开，老魏怎么今天突然光临 ？

    老魏笑眯眯坐定，我说，稀客临门，定有贵干。

    老魏说，不瞒你讲，领导班子里有人知道我们俩关系不错，找到我，希望我给你做做工作，让你采取合作态度，把你的问题早日解决。

    我说，老魏，从去年夏天开始，到现在这段时间，省文化局重点是让我检查交代，我的问题已经完全清楚，他们非要我承认高玉升揭发的那几条言论，问题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我能承认吗？奇怪的是，明明是高玉升对我的陷害，他们宁可相信反革命分子高玉升，也不愿意相信我，你说他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还有，刘培华和周晓山决心要把我定成敌我矛盾，让我去劳改或劳教。至少是下放农村让农民对我进行监督劳动……

    老魏插话问，你怎么知道领导这些意图？

    我说，周晓山几次提醒我，说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头头陈伟荣劳改三年；还有一个47岁的妇女，因为攻击共产党，就判了死刑。他说，你态度好，就可以是内部矛盾；态度不好，就是敌我矛盾。这意思不是很清楚吗？可是你知道，陈伟荣是破坏军婚罪；而那个被枪毙的47岁妇女，和我的情况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另外，周晓山还要我像计财处“摘帽右派”徐刚学习，每星期交一份思想检查，而且节假日不准我随便走动，让我去参加一些惩罚性劳动……这一切说明他们已经把我当敌我矛盾来对待了。

    老魏说，你太年轻了，刚走出校门，就遇到文化大革命，所以，遇到一些挫折打击也是好事。过去我就跟你讲过，不能太天真，好多事情都不会像书本上讲的那样。现实社会非常复杂，我们必须谨言慎行，说话稍不注意，让人抓到辫子，芝麻就会变成西瓜。

   你提到的陈维荣，他是文化系统造反派的一把手，李再含一垮台，他能保住位子吗？要整你，于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本来是通奸，而且是女的主动，人家说你是破坏军婚，就把你抓去判刑。文化局的人都知道，刘培华的老婆在重庆，咱们单位孙庆华的丈夫在部队，刘培华和孙清华来往密切，他经常往孙庆华家跑，可是刘培华就没事。你清楚了吧？

   老魏扫视了一下我的陋室，告诉我：目前是干校的干部定案分配阶段，我们没必要和领导班子顶牛，胳膊扭不过大腿，权在人家手里，继续顶牛，你想结果会如何？

   我说，莫非让我按领导的意图做检查？

   老魏说，你自己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