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有一个这样的冤魂

文革中有这样一个冤魂

                                                                                       潘文鸣

关于文革中的冤魂，我是这样理解的：在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死的，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而死亡的人，都应该算是冤魂。这其中包括在文革运动初期的所谓红色恐怖中，北京有上千人死于红卫兵的皮带和棍棒之下；全国一些社会知名人物不堪红卫兵的凌辱，选择了自杀；还有就是运动中有人因为对文革有不同看法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执行枪决；另外，就是在1966年8月份，北京大兴县对出身成分不好的所谓四类分子进行的大屠杀；68年中央发布《73布告》以后，广西一些地区在当地军代表策划和指挥下，对所谓22中人进行的大屠杀；还有湖南道真发生同样性质的屠杀；另外，就是造反派在武斗中双方的死亡者……所有以上这些在文革中死去的人，都应该说死得冤枉，假如人死以后还有魂魄的话，他们的魂魄人们就称其为冤魂。

我下面介绍的这个文革中发生的死亡事件，虽然不属于以上几种情况，并且性质有些特殊，但死者我认为也应该属于文革中的冤魂。

那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一天省税务局的一位朋友和他的妻子一起来我家玩，这位朋友曾经在部队呆过，他转业到地方以后在省税局级机关当办公室主任，省税刊的主编。他平日认真钻研党和政府的文件，谨言慎行，不是信得过的朋友，他从来不讲一句出格的话。那天，在饭桌上喝了点酒，他的谈性上来，我们谈起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他向我讲述了在部队发生的这个故事。 

他说，他有一个战友平日对政治比较关心，文革期间的新闻广播天天听，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造反派的小报，他都喜欢看,而且对一些政治问题还喜欢议论一番。这在文革初期，人们普遍关心文化大革命运动，议论国家大事的人很多，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但是到了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了多事之秋，由于造反派之间争权夺利，武斗不休，全国实行了军管，各单位进驻了军代表。接着，在全国范围掀起“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等运动，说是要深挖阶级敌人，严厉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等等。就在这种形势下，那位喜欢议论政治的战友突然被抓，宣布说他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原来他在和另一个战友聊天时，曾经谈论过自己对林彪的看法。他说，林彪现在这么红，可能好景不长，你看他那样子就像一个奸臣。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多数人都对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有意见，对农村饿死人有看法，这些意见和看法自然是针对毛主席的，刘少奇在会上也认为困难时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可是只有林彪说这些问题的发生，完全是由于底下的干部没有按毛泽东思想办事造成的。你说林彪这不是睁着眼瞎说吗？这种人会有好下场吗？另外，他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种说法不是太过分，太夸张了吗？让人听起来都觉得肉麻！ ……总之，他对当时毛主席的接班人，说了一些很不敬的话。

两个朋友闲聊，说者回去就忘了；而听者却觉得这位议论林彪的朋友讲得有点问题。因为当时林彪红得发紫，革命群众每天在早请示和晚汇报中，都是齐声高喊：“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林彪是我们的副统帅，怎么能说他是“奸臣”呢？

就在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开展“深挖阶级敌人”和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时，大会动员，小会表态，又形成一种高压态势。在这种形势下，部队“那位朋友”开始晚上睡不好觉，他左思右想，觉得自己听了议论林彪的那些反动言论不向组织汇报，如果查出来，自己就是觉悟不高，思想立场有问题，就是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忠，弄不好自己可能还要降级受处分，另外，这些可能还要写入档案中，那么以后提级加薪都要受影响……总之，他想来想去，几乎彻夜难眠。经过思想反复斗争，他觉得听见错误的言论不报告是过不了关的，于是他把那位朋友私下对林彪的议论，向组织做了汇报。

领导听了他的汇报，要求他写一个书面材料，时间地点等写清楚。这个检举材料很快上报到上级组织，上级领导看了这份材料以后，觉得这个“攻击副统帅”的干部是一个不折不扣隐藏在部队里的阶级敌人，立即抓起来，很快就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听到这个消息，那位向组织汇报的战友立即陷入恐惧和不安之中。因为他没想到，他的检举揭发会导致跟私下和自己议论的战友会判死刑！于是，他再次陷入寝食不安之中。特别是每次看到那位被判死刑的妻室儿女，他连头都不敢抬，觉得十分内疚，实在是对不起那位朋友和他的妻室儿女，晚上一闭上眼，朋友儿女那双目光，竟像锥子一样使他不寒而栗！他知道自己太自私了，后悔把朋友私下讲的话向组织汇报。可是，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事已至此，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呢？他想来想去，也找不到一点点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精神折磨，他觉得自己活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于是他选择了上吊自杀……

然而，就在这位战友自杀以后没几天，林彪坠机事件发生，那位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的朋友，因为主管这类案件的高层还没有审核批下来，就躲过了一死，很快被无罪释放。

看了这个故事，有人可能认为这是文革中的一个偶然事件，意义不大。但实际上，在这个偶然事件里却可以使我们看出中共和专制社会的一些本质特征：

首先，对于因议论林彪而被判处死刑这个事件，我们马上会想到的是专制社会的野蛮和残暴。因为在任何民主国家，议论和批评政府领导人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使批评十分尖锐，也受到法律保护；而在专制社会，议论或批评领导人，就可以构成犯罪，到了文革期间则会杀头，说明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已经完全变成一个野蛮的封建法西斯社会。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不能不想到中共从建党以来的做法，就是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一直用阶级性来取代人性，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断进行挞伐。在革命队伍中，一旦发现一个人还有良知和正义感，不是开会批评斗争就是扣上各种帽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甚至肉体消灭。值得注意的是，历来部队都是进行洗脑最严酷的地方，但在文革期间仍然有部队干部敢于私下批判林彪的言行，这说明人们心中的良知和正义感，并不那么容易。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那位部队干部无非是说出当时许多中国人内心的想法和看法，是用正常的是非善恶标准来评判林彪的言行，却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所以，这个案例告诉世人:中共多年来从理论和实践上反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其实质是要灭绝人性；另一方面，尽管中共多年来通过一次又一次洗脑运动，对人性进行挑战，但人类的良知是很难彻底摧毁的。

其次，那位上吊自杀的部队干部，他虽然不是被红卫兵打死，也不是因不堪凌辱而自杀，他为了自保，检举揭发了自己的战友。实际上，在中共的告密文化盛行的年代，从上到下，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而且受到官方的鼓励和支持。具体到这位告密者，他不像文革中许多红卫中兵和造反派那样，对自己干的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都不以为然，并且努力去找借口，把责任都推到客观方面；而这位告密者听说被自己检举揭发的战友被判死刑以后，他在自己良心的谴责下，在走投无路的痛苦中，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说明他仍然是一个良知未泯的人，一个有人性的人。但在文革中，这种能够接受官方的洗脑宣传，并且能够顺从官方要求办事的人，倘若仍然还有一些良知的人，仍然很难活下去。大量事实告诉人们，在中共的专制社会，只有那些彻底被洗脑，不讲道德良心，没有人性的人，才会如鱼得水，生活得愉快。

最后，在文革中期发生的这个充满偶然性和戏剧性的死亡事件里，我们除了看到文革的恐怖、残暴、血腥和灭绝人性以外，还看到了一种十分可笑的荒诞。比如林彪昨天还是高高在上的国家领导人，全国人民还在高喊祝他永远健康，913事件之后，一夜之间就成了全国人民口诛笔伐的“反革命叛徒”；那位因议论林彪昨天还是一个被判死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913事件发生以后，一夜之间又可以无罪释放……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十分滑稽，又十分荒诞！当然，在后人看来，整个十年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中国大陆在暴君毛泽东丧失理性的情况下，导演的一场闹剧。

2016/7/4

附录：对于文革中的死伤人数，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的结束语中称：“文革十年，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叶剑英是当时党中央副主席，是抓捕四人帮的决策者之一，他的报告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所以他的说法肯定不是没有根据的。

不过，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里，比较具体的记述是：“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7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被毁。”根据这份统计资料，文革中的死亡人数总共是210万，伤残者为703万。这是一份官方的统计材料，也有一定权威性。  

不管是叶剑英说的2000万，还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提供的统计材料中的210万，应该说都是一些冰冷的数字，我们还需要知道的是:这些死难者在文革运动中是怎样死的？夺去他们宝贵生命的凶手是谁？罪魁祸首又是谁？我们国家和民族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惨祸？等等。所以，对于亲历文革的人来说，记述文革十年的种种经历，是保存中华民族完整历史的一种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