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毅的人生路（3）

在人事局招待所住了大概不到一个月，省人事局的分配方案下来了。周毅被分配到贵州省歌舞团，而我和那位吴姓的同学则分到贵州省文化局。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大学毕业生被分到具体的工作单位以后，还要实习一年，表现合格才能转正，正式成为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因此，那年我们分在省文化系统的几十个应届毕业生都被安排参加了市四清工作队，在贵阳附近的农村搞四清运动。可惜，我和周毅没有分在一起，否则，我们之间也可以有个伴，可以进一步互相了解。

说是四清，实际上好多诸如查账之类的工作都是由地方干部担任，我们这些大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和农民一道下地干活，好在我是农家子弟，大学五年也经常奉命下乡搞运动。不过，贵州的农民生活习惯和北方不同，早晨起来先下地干活，快到中午11点，才回来吃早点。我不知道周毅是否能吃这种苦？反正我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我也理解那些当地知青为什么不安心农村劳动。好在第二年5月份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四清工作队奉命提前回到各自的所在单位，参加本单位的运动。

从绿色宁静的郊区回到贵阳，只见满街都是大标语和大字报，诸如“炮轰省委”，“炮轰市委”，“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某某！”，“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还有什么“坚决保卫毛主席！”，以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等等，这些大标语悬挂在市内繁华的大街上；而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则是到处悬挂和张贴，甚至有些商店的玻璃橱窗都被大字报遮挡住了……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听党的话，跟党走，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特别是出身成分不好的，还要求“夹着尾巴做人”。所以，从来都是老老实实和规规矩矩，突然看到这些大标语和满街大字报，心中不免有些胆战心惊和困惑不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难道不是明目张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吗？

因为在1957年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那时我刚刚初中毕业升到北大附近的一所中学，在北大校园里亲眼看见大鸣大放运动中的一些大字报，那些大字报可没有现在这样的火药味啊……这次运动不是反右派，不是大跃进，不是大炼钢铁，也不是反右倾机会主义，而是要造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此外，还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莫非省市委的领导人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单位的头头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在北京来的南下串联队的带领下，还掀起一场“红色恐怖”运动——把所有凡是所谓封资修的东西，特别是大量文学艺术作品，都要付之一炬！然后是揪斗各单位的头头，文化系统各剧团的书记团长，包括艺校的校长，幻灯厂的厂长……总之，从省市委的领导人到基层各单位各部门的负责人，一律都成了斗争对象。还有就是地富反坏右和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被称为所谓“牛鬼蛇神”，这次也一起揪出来，要革他们的命。后来听说，在北京掀起的这次“红色恐怖”中，每天都有人被红卫兵打死，在北京城里，每天早晨都有板车从一些胡同小巷中往外拉尸体，他们都是死在北京红卫兵的皮鞭或皮带下。这些红卫兵都是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他们穿着军装，戴着军帽，胳膊上带着红袖套，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些话自然不是这些中学生的发明，而是毛泽东几十年前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名言。根据领袖几十年前的名言，这些红卫兵就变得无法无天，说抄家就抄家，说揪斗谁就揪斗谁，如果哪个人敢于质问和抵制他们的胡作非为，就要遭到毒打，而且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些红卫兵在北京以革命的名义干了许多令人发指的罪恶勾当以后，又跑到全国各省市去串联，实际上就是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继续制造“红色恐怖”。

贵州省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就是在北京红卫兵南下串联队的带领下，毒打了省京剧团的女团长，还给她剃了阴阳头。据说省歌舞团的造反派也跟着北京来的红卫兵参加了这些行动。

我抽空到省歌舞团找到周毅，想听听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见到周毅，我把自己的来意讲了，他说，咱们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聊聊。我们走到一个僻静处，他听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疑惑，点上一支烟说，从目前的报纸社论来看，特别是根据北京南下串联队的红卫兵讲，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斗争目标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反修和防修，让中国永不变色。我们应该坚信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他能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新中国，也一定能够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中心……周毅看我还是不甚理解，就建议我再读一读林彪那次关于政变的讲话，以及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有些过火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又劝我到北京去看看，到一些其它城市走走。他说，造反已经是大势所趋……

回想我们当时的谈话，自然显得十分幼稚可笑。可是我们当时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无法超越那个时代，当时人们很难认识到红卫兵的过火行为是野蛮的，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一种侵犯。同时，也更认识不到毛泽东支持和纵容一些不懂事的中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大搞“红色恐怖”，使成千上万的无辜死于非命，这既是一种罪恶，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