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萧红，说萧红

萧红，这个六十多年前陨命香港的幽魂，一再地以自己的才情和遭遇引得后人纷繁复杂地解读。左翼，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一顶顶帽子次第送来，而她的情感经历，则已经被分析得近乎八卦，以至于萧红的侄子张抗在为时代文艺出版社的《萧红小说名篇》撰写的序言中，对于这种“对姑姑的婚恋生活格外感兴趣，不厌其烦地渲染演绎，论证一些细枝末节···”的琼瑶化倾向表示“忧心。”而萧军在同张抗的对话中也提醒，“研究一个作家应该研究他的作品。”“如蝇逐臭”地考据私人生活的细枝末节是不必要的，这近乎对作家的第二次谋杀。然而，当我们追溯萧红短暂的一生，往返于作品与作者之间，仿佛可以看见在一个特殊的转折时代中一个特出的女性所面临的复杂的困境，她的经历，对于男性也有一重重的拷问。对这一困境中的她不能用上述的任何一种类别加以限制，不仅如此，她几乎和每一个强加于她的类别作战。比如，与“自由主义”相比，说萧红是“左翼”是确凿无疑的，而在左翼作家当中，她却又表现出极强的自由倾向——可以说萧红以自己的人生选择和生命的代价，拒绝了被左翼政治体制化的可能性，当我们用丁玲的一生作为对照，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按季红真在《萧红传》中的说法，通过某篇文章中表露的意识，“萧红的女权思想已经非常成熟”，但另一方面，萧红本人在生活中的“斗争”又时时处在脆弱和被动的状态下，她对于男权的斗争并不能算是成功的。

在萧红的总体上并不快乐的童年记忆中，为她提供温暖和保护的是“祖父”，而“祖母”则是冷漠的，她故意用针刺痛了调皮的萧红，因而萧红直言“我不喜欢她。”萧红就读的学校中，女校长是一个“封建思想极为严重的人”，正是一群女性旧式教师对女性学生执行精神的束缚和个性的摧残：“什么是我们女人的责任呢？就是嫁了丈夫，应该赚得他的欢喜···”而这所学校中思想开放的进步教师，几乎都是男性，他们讲解鲁迅，把白话引进课堂，介绍五四新文学，或教授美术，历史，当萧红和一些女同学的文学兴趣被刺激起来之后，季红真写道：

“萧红她们勤奋学习，不谈恋爱，喜欢和有思想，有头脑的男孩子做朋友。因为在她们看来，还是男的‘思想性’多一些。他们尽量‘男化’剪短头发，穿男装。她们经常打篮球，按男子的比赛规则进行。有一次，她们到松花江上学划船，为了显示自己具有男子汉的气概，硬是不让船工帮忙，回来时，遇到了逆风逆水。差点回不来，把手掌都磨烂了。”

耐人寻味的是：在反抗传统的斗争中，新女性最重要的敌人首先是旧女性，最先学会的是怀疑和否定自己的女性身份，而新型的男性则是新型女性的崇拜偶像甚至模仿对象，因为他们更有“思想。”一部分男性代表着活力和进步，给予女性以引导，而女性在男性的引导下，通过模仿男性来实现自身在总体的男权社会中的“解放”——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被认为是“女性主义”者的萧红，其笔下自然有对传统男性士绅的批判，例如她写修节妇坊的男人是不敢公然赞美女子跳井之勇的，因为他照例也打老婆，而他的老婆当然最好不要去跳井。但同时，萧红塑造的具体男性形象中却有很多值得尊重和同情的形象。《看风筝》中的刘成“冷静，沉着”，作为革命者，“他有无数的父亲，一切受难者的父亲都是他的父亲，他一想到这些父亲，只有走向一条路，一条根本的路。” 《北中国》中的耿振华是抗日英雄。散文《家族以外的人》和散文体小说《呼兰河传》中都着力描写的孤儿出身的佣工有二伯，虽然受尽屈辱和折磨，但因为喝羊奶长大而终身不吃羊肉，他孤身一人，偶然间一句“你二伯前些年也想给你娶个二大娘”透出无限辛酸。在萧红笔下，有二伯也很有风度：“一走起路来，却是端庄，沉静，两个脚跟非常有力，打得地面咚咚地响，而且是慢吞吞地前进，好象一位大将军似的。” 在《腿上的绷带》中，萧红则细致和富于同情地描绘男主人公老齐在经历枪伤和被女友逸影抛弃之后的内心世界，对于女性的浅薄和喜新厌旧给予批判：“他知道逸影就是为了纱衫才去恋爱那个同学。谁都知道那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个工厂的厂主。”

另一方面，在小说《手》中，女子学校的女校长和舍监对待染布匠的女儿王亚明极度势利和苛刻，她的父亲则忠厚而且疼爱女儿——萧红小说中的父亲似乎大都是忠厚和有爱心的，这样的描写似乎也寄托了她对慈父的一种向往。在整个社会的空虚冷漠，麻木浑沌中，女性也不会例外，《呼兰河传》中写“有一些胆小的女人，看了投河的，跳井的，三天五夜的不能睡觉，但是下次，一有这样的冤魂，她仍旧去看的···”团圆媳妇被迷信的大娘婆婆虐待致死，把她吊在大梁上打：“不打得狠点，她是不中用的”，打昏过去又用冷水浇醒，用烧红的烙铁烙脚心，很多时候，打媳妇仅仅是因为“她打谁呢，谁能够让她打呢？” 萧红从女性的角度深刻地揭示出，在男权和等级社会中，被奴役的女性同样因无知而愚昧，也同样可以因愚昧而残暴，受虐者同样可以是施虐者，掌握权力的女性对弱女性的压迫更加触目惊心。然而总体来看，萧红笔下的人物即便再“坏”，更多的还是让人感到怜悯，在她的笔下，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象张爱玲的《多少恨》中那个厚颜无耻卑琐下流的父亲虞老先生。或许萧红看“国民性”更深，而张爱玲把“人性”看得更透，但我觉得萧红的心相较张爱玲要单纯得多，因为正如萧军所说，萧红其实“没有处世经验。”[1]

在萧红与家庭和父亲的抗争中，更多的属于与家长制父权，而不是性别意义上的男权对抗。相反，在男性面前，萧红表现出罕见的单纯，信任和忍让。按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的描述，萧红在1930年被已婚的“李姓青年”带到北京，获得“自由”的同时，才发现李有家室，而萧红是既“矜持”又“完全信任”他的，也不特别恨他。当萧红被未婚夫抛弃，在旅馆中完全陷入困境，又被萧军在1932年秋天传奇般地救出以后，已经注定了她在这段感情中的弱势地位——尽管她在反抗家庭方面迈出了极有勇气的一步，但在生存方面，思想方面仍然需要救助和引导。天不怕地不怕的“都市流浪诗人”萧军不仅拯救了困居的萧红，还把她引导到文学道路上，从而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萧红本人对于这样的性别关系，至少在很长时间内，也是自然而然地接受的，只要萧军的大男子主义不是伤人太甚，因为这大概符合她“男的更有思想”这一潜在意识。这种对“大男子”的向往，或许是那个时代进步女性的通病，在丁玲的身上同样存在：丁玲的传记作者丁言昭在〈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一书中也指出，丁玲很早的时候就接触了许多共产党领袖级的人物如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瞿秋白，“所以对思想成熟，胸襟开阔，意志坚强的男人比较敏感。” 季红真的分析则从某个角度点出了萧红自身的症结所在：“萧红克服不了受萧军保护的惰性。”这种“惰性”与其说是心理上的依赖，性格上的软弱，首先可能是来源于内心深处对“意志坚强”的成熟男性的近乎盲目的崇拜和信任，哪怕这种信任是以自尊不时受到损害为代价。这似乎是那个时代追求“解放”的女性所面临的一种新的压迫——它不是基于传统礼教，而是基于新的思想和意志，正如萧红在1936年旅居日本期间致萧军的信中承认：“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

在作为拯救者和保护者的萧军和被拯救者的萧红之间，权力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平等。萧军以保护者自居，常常在依从萧红之前，“向她开一个折磨的玩笑，然而他并没有感觉到这种折磨性的玩笑，是含有一种主权者的趣味···”[2] 这是晚年萧军自己也承认的“谑近于虐。”然而问题是：如何在被救者和施救者之间建立一种人格和事实上的平等关系？这一点即便放到今天，也是一个在性别关系中可以不断拷问我们的问题，尤其当一个女性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到被拯救位置上，而同时又特别自尊和敏感的情况下。在研究萧红的过程中不必刻意丑化萧军，但也不必避讳他的缺点。他没有士大夫的伪善，但在真诚和善良中藏着粗暴和卤莽，“主权者”的优越。他的保护中本身也带着损伤。更不幸的是，在萧军的拯救者身份和大男子霸权下低度生活的萧红，其姿态反而更得不到萧军的认同，因为 “我知道她不真正欣赏我这个‘厉害’而‘很有魄力’的人物，而我也并不喜欢她那样多愁善感，心高气傲，孤芳自赏，力薄体弱······的人···”而萧军“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 [3] 萧军一连用四个形容词来描绘萧红，而列举的三个《红楼梦》女性人物中唯一同时当得起四个词只能是林黛玉，这似乎暗示，即便到了晚年，在萧军眼中萧红还是个既极度脆弱，又极度好强的，可怜多于可爱的现代林黛玉。

二者体质和心态上的巨大差异尤其不可忽视。萧军从小习武，又是军人出身，而萧红“产后身体就衰弱下来了。头痛，脱发，这不能不说是1931-1932那两年的流浪而饥饿的生活所种下来的病根。”[4] 她受失眠和贫血的折磨，1939年春天又因摔倒流产一次。身体的病弱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心理上的不适和依赖，但这一点，健壮而自负的萧军除了带着抱怨说萧红“一天到晚老生病”外，很难有切身的体会。直到几十年后，已经71岁的萧军才意识到：“因为我是一个健康的人，顽强的人，·····是不容易深刻理解和确切体会一个病人的心情和心理的···同样一种打击，一种生活上的折磨·····在我是‘无所谓的’，而在她却要留下深深的，难于平复的伤痕！”[5]日本友人池田幸子曾敏锐地感到萧红的分裂困境：“作为进步作家的她，为什么另一方面又那么比男性柔弱，一股脑儿被男性所支配呢？”但是，这位友人或许没有意识到，在长期被病痛折磨（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柔弱）的情况很难维持完全健康的心态，很容易让一个女性产生因自卑而不由自主地屈从于男性支配的“惰性”，不论她在理智上是多么“进步。”萧红的自卑是不由自主的：“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兴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6]但平心而论，我们也应当承认，长期的软弱和依赖对于被依赖者来说也会是一种负担，萧军就自嘲是那些定期向他倾诉痛苦的朋友的“垃圾箱”，别人倒了垃圾走了，自己还得清理一番，而他自己虽然外表“不知忧愁”，其实“垃圾并不比别人少。”[7]

但萧红的软弱和惰性也未尝不是因为对感情的格外珍视和维护——即便已经分手，萧红仍对聂绀弩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当她的自尊心所受到的伤害日渐超出了底线，与萧军的关系日渐破裂的时候，端木蕻良作为一个新的拯救者出现了。他赞美萧红的成就，表现出萧红所渴求的尊重。在这里，曹革成的〈我的婶婶萧红〉显然是一部为尊者讳的辩护之作，因为这部书尽管强调了萧红在与端木共同生活后取得的创作成绩，但无法正面回答许多问题：季红真书中提到，萧红临终写下了“我恨端木”的字条，骆宾基记录的萧红临终谈话中所说的“我早就该和T（端木）分开了”，以及骆宾基笔下萧红的评价“他（端木）是懦怯，势利而又善于对她阿谀，一天在那里装腔作势的。” 端木在战乱中抛下萧红先走；萧红回忆鲁迅的文字，则被端木鄙夷地嘲笑，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萧红仍然没有采取主动，和端木决裂，而萧军则把这一点看作萧红矛盾，彷徨和软弱的又一例证，甚至把萧红的屈从比作浮士德的被俘于魔鬼。

            萧红的生活中至少还有两个给予她不同体验的男性：鲁迅和骆宾基。完全有理由认为，萧红在长她三十岁的鲁迅这里获得了失去了父爱。周海婴承认，在所有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写得最好。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萧红是把鲁迅当成家人来写的，这个家人是一个慈父的形象，所有琐屑的细节假如出现在在女儿回忆父亲的文字，丝毫不足怪，但这种感情确实是只注重鲁迅的思想和学术的端木等人无法理解的。这个慈父般的长者不仅以他的巨笔在文坛上拉了萧红一把，更懂得尊重她，而没有因此就高高在上。萧红在他面前可以倾诉内心，可以撒娇地询问他对自己的着装的评价，而鲁迅则头头是道地评论一番。鲁迅批评萧红曾经穿过的一双靴子，萧红说自己已经不穿了，为什么不早点说呢？鲁迅回答：“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就该不穿了。” 这里可见鲁迅之心细如发，不仅早就在内心评判了萧的靴子，还由于为对方考虑而刻意保持沉默——以萧军的性格绝做不到。接下来，许广平为了玩笑，用一条桃红的头绳装扮萧红，鲁迅看见以后严肃地说“不要那样装她······”深夜离开鲁迅的家，鲁迅先生非要亲自送到铁门外，萧红则想：“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的送是应该的么？”鲁迅高度尊重萧红的人格和才华，他不愿把萧红当成一个取笑的对象。萧军喜欢的带伤害性的“玩笑”，在鲁迅这里是绝对没有的。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对萧红和鲁迅之间的交往充满同情和理解，称为“被尊敬与被爱护两者之间的精神接触的状态”。比萧红小七岁的骆宾基倾听和记录了萧红的很多肺腑之言，在多年以后承认他对萧红是以“亲姐姐”相待的。[7]也就是说，只有当对方以一种慈父或幼弟的身份与萧红平等相处，给她足够的尊重和爱护的时候，萧红才能多少摆脱男女关系中大男子主义的压迫，这就是她非常愿意和鲁迅相处向他倾诉的一个原因。萧红对“尊重”是非常敏感的，她在小说《翠姨》中有一段不厌其烦的描写似乎是自己的某种憧憬：

翠姨带着哥哥的介绍信，象一个女同学似的被他们招待着。又加上已经学了俄国人的规矩，处处尊重女子，所以翠姨当然受了他们不少的尊敬，请她吃大菜，请他看电影。坐马车的时候，上车先让她上，下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她每一动别人都为她服务，外套一脱，就接过去了；她刚表示要穿外套，就给她穿上了。

哪一个女人不愿受到这样的待遇呢？ 晚年萧军坦言，萧红其实并不真正“欣赏”他这个“厉害人物”，其实不正是因为他实在太缺少俄国作派？

作为一个病人，一个女人，一代才女，她需要的或许太多：拯救，同情，理解，宽容，呵护，平等，欣赏，尊重，爱情，婚姻···一个都不能少，然而没有遇到一个他可以同时提供上述一切。作为从传统中刚刚叛逆出来的女性，萧红也身处在多重的困境中。理性上，她有萌发的女性意识，但又首先崇拜男性启蒙者。她在理论意义上批判男权，但同时又毫不留情地在作品中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她背叛了父亲的家庭，然后又一再飞蛾扑火一般地与男性展开纠葛。她最深的潜意识中绝对向往“处处尊重女子”的“俄国人的规矩”，但情感上，她对于一个个伤害过她的男性仍然是依附的。体质的脆弱，内心的孤独感则更使她一再“从属”于男权，害怕被抛弃，而男性在她的人生中似乎真的起到了一种拯救和保护者（虽然也同时是伤害者）的作用。据说，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他的崇拜者兼伴侣汉娜·阿伦特的研究也是不屑一顾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始终不平等。[8] 这说明，男女权力关系中的不平等还不仅仅是中国或东方文化特有的问题。那么，仅仅是“遇人不淑”吗？假如萧红有另一种境遇，碰到的是另一些男人，例如丁玲的遭遇瞿秋白，胡也频，冯雪峰，毛泽东，陈明，或者说她的身体再健壮一些，在面对男性的时候表现得更强势粗犷一些，是不是更能自我保护，少受一些伤害？骆宾基曾经这样询问萧红：“为什么必定要男人的友爱呢？”回答是“因为社会关系都在男人身上······在哪里都是有封建这个坏力量的存在。”[9] 萧红是一个遍体鳞伤的战士，在现实中终于不得不屈从于明知是“坏力量”的社会习惯。她试图从束缚她的重重“蛛网”（骆宾基语）中挣扎而出，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被网捕获的飞虫，还是那只织网的蜘蛛？

[1] 骆宾基，《萧红小传》，上海：建文书店1947年版，第120页。

[2] 骆宾基，《萧红小传》，上海：建文书店1947年版，第74页。

[3] 见萧军为萧红书信所作的注释，《萧军与萧红·萧军与王德芬》，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4] 骆宾基，《萧红小传》，上海：建文书店1947年版，第59页。

[5] 见萧军为萧红书信所作的注释，《萧军与萧红·萧军与王德芬》，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8页。

[6] 萧红致萧军第三十四信，见《萧军与萧红·萧军与王德芬》，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7] 同上，第26页。

[8] 张抗，“序”，《萧红小说名篇》，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8页。

[9] 杜小真，《讲述“她”的故事》， 见氏著〈遥远的目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207-208页。

[10] 骆宾基，《萧红小传》，上海：建文书店1947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