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商银行的历史
中国通商银行的历史
中国通商银行虽称为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但银行形同衙门，傅筱庵哪里是在办银行，分明是在做官，把银行当作他任用私人的场所，更以此为进身之阶，巴结权要。因此银行中有李鸿章的长孙李幼良，军阀王金钰的儿子王麟公，傅筱庵的长孙，皆安插在会计科。傅筱庵对外扬言不收徒弟，而对蒋介石的表弟周静波却破了例，在所谓拜师礼节上丑态百出。按理周静波应向“业师”傅筱庵磕头，而傅筱庵却也跪下还礼，险些来个师徒碰头。傅筱庵跪下后连声说：“蒋委员长的表弟何必如此多礼!”
那时，中国通商银行每天晚上轧帐。如果总龙门缺头寸，就要通知库房把储藏的准备金解给外商银行和中央银行国库，这就忙煞了出店和保镖，库房里一箱箱的银元，百两重的白银大条和大元宝就扛上铁甲车解送出去。白银进入外国银行，只进不出，统统运走。帝国主义在华银行也趁火打劫，仅1934年下半年度，各银行库存现金就减少了2.5亿银元。白银大量外流，引起了通货紧缩，利率上升，物价惨跌，终于在1935年初，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工商业倒闭风潮。
呆滞放款比重大，这是中国通商银行的一个致命伤。该行放款总额为2228万元，其中26个大户的呆滞放款达1276万元，占放款总数的57%。其中最大的呆账户是北洋军阀政府财政部，呆欠230多万元。长期放了收不回的，有长兴煤矿、招商局、汉冶萍煤铁公司，仅这三个大户就拖欠了500多万元。加以工商业倒闭风潮，黄楚九的九移公司、日夜银行，宣告破产，又吃进了一笔倒账。中国通商银行苏州支行经理卢少棠、卢炳生父子共同侵占行款23万元，还有“谢伯记”以大量房地产作抵押，拖欠本息达100余万元。在个人放款中，上海的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都向该行借用，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长期拖欠不还。其它商业及个人方面的放款有15个重点户，呆欠达400多万元。呆账把中国通商银行架空了。
放款呆账庞大是中国通商银行经营腐败的大暴露。为了弥补呆账对资金周转的影响，傅筱庵煞费心机，到处结交显贵。他为了依靠盛家的姻亲眷属，以及北洋军阀的后裔，不惜采用高利率的手段，登门拜访，许愿介绍他们的亲属来行工作。还有一个定期存款大户－－华成烟厂给美丽牌香烟的商标费，只存不支，存款利率年息7—9%之间；个别的达到11%，远比一般银行利率高，借此多争取存款来弥补呆账。
杜月笙
傅筱庵为了装潢门面，欺骗社会，竟不顾本行“负债大于资产”的严重情况。从1934年起，在福州路、江西路转角自建一座“中国通商银行大厦”，交陶桂记营造厂承包。在1935年春末，大厦已建筑就绪，俟验收后结付尾款。傅筱庵以某些地方不合格为借口，托词拒付。陶桂记营造厂就带领一批包工在总行大门口坐讨，声势浩大，引起外界舆论哗然，市场传说纷纭，传言中国通商银行将有大变化。 通商银行落入官僚资本手中，尔虞我诈，岌岌可危。白银风潮给上海工商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却给四大家族独占金融和搜刮民脂民膏创造了条件。他们以“救济金融恐慌”为借口，除先后从江浙财阀手中抢走了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外，又唆使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积聚大批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等三家银行的钞票，一次向该三行兑现，造成挤兑风潮。中国通商银行系三行中发生挤兑的最后一家。傅筱庵事前已估计到四大家族要来这一手，就乞求杜月笙与张啸林向四大家族疏通不要并吞。杜、张一口答应：“有我们撑腰，不要害怕。”事实上，傅筱庵恰恰落进了杜月笙、张啸林两人的圈套。杜对傅讲：“缺多少头寸，尽管向中汇银行来拆，这点小忙，做小弟的是应该帮的，但是还得做好充分准备。至于上面，尽力见机行事。”傅筱庵就决定把将落成的“通商银行大厦”按已付部分的造价180万元出让。请杜、张转达“上面”予以收购。两人一口答应，将此事汇报给孔祥熙，孔就让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宋子良出面收购了这所大厦。宋子良将大厦的名称立即更换为“建设大楼”。连夜动工把大厦的金字掉换名称，引起外界纷传：中国通商银行连大厦也得出让了。孔祥熙又出一计，通知中央银行处处对通商银行刁难。外商银行也很势利，借口不予拆放。孔祥熙随即通知宋子良，将购置大厦的款项首先偿还中央银行。
撵出通商，黯然下台，在1935年端午节前夕，傅筱庵又向中央银行要求做抵押款300万元，拼凑了一些有价证券送去作抵。过了端午节，傅筱庵认为难关已过，但突然接到中央银行电话通知：“帐上没有头寸。”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财政部次长徐堪家里下跪叩拜，哀求帮助，仍告无效。再加上杜月笙、张啸林两人在外边大肆宣传中国通商银行即将倒闭的消息，存户纷纷提款。在内外交攻下，傅筱庵又去乞求杜、张两人帮助维持残局。杜、张两人只是假客气一番。此时，孔祥熙又火上加油，策划了兼并整理的策略。在此山穷水尽、无可奈何之时，傅筱庵只好双手捧了通商银行资产负债清册交给杜、张两人维持残局，便黯然下台，脱离了中国通商银行。傅筱庵虽然下台，但给了他一个面子，改选为中国通商银行常务董事、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及江南铁路公司董事、上海建设银行及中国国货银行监察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董事长、外商耶松船厂的董事等职务。
在四大家族授意下，由中国通商银行董事杜月笙、张啸林“出面维持”，决定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各拨款100万元解决中国通商银行问题。在中央银行拨款100万元后，一场风潮才告平息。1935年6月7日上午，中国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四大家族为了勾结青红帮，就让杜月笙、张啸林两人接办通商银行，实际上是国民党给两人的一点酬劳。
中国通商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以杜月笙为董事长，张啸林为副董事长，傅筱庵改任常务董事，并聘请顾诒毂为挂名总经理，胡梅庵(以庸)为副总经理(系孔祥熙公馆派)掌握实权，经理李祖基(李平书之子，系胡梅庵的内弟)，襄理胡远声(胡梅庵之侄)。对于旧股拆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财政部只同意旧股按一成折价，后又改按一成半，即每百元按15元折成新股计算。中国通商银行仅存旧股款52．5万元，另由财政部加入官股347．5万元。官商总股额为400万元，所有官股均由财政部以同额“复兴公债”拨充之。除造成中国通商银行挤兑危机外，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亦相继发生挤兑，被强行纳入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控制，又利用白银风潮实行了“法币制度”。1935年11月3日，财政部宣布施行“法币”的办法，规定把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实行白银国有。原有发行权的银行即日停止发行。市面上流通的钞票，由财政部限期以法币换回。
1940年，傅筱庵突然图谋夺回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在中国通商银行劫去了现钞10万元，离开上海溜往香港，在香港与其它银行设立联合通讯处。又将中国通商银行的有价证券742万多元携往香港，寄存在香港美国大通银行，同时将大部分库存现金及一切重要单据、债券移存在上海美国花旗银行。另外抽出150万元现金转移到重庆，存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杜月笙离沪时，就把中国通商银行全权交给胡梅庵负责。胡梅庵害怕傅筱庵对他不利，非常恐惧，称病不出，把权移交给经理李祖基承担。李系胡梅庵的内弟。因此，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沦陷后，就由李祖基全权处理。傅筱庵任上海市伪市长以后，对杜月笙抢走他的地盘耿耿于怀，除图谋破坏中国通商银行外，还阴谋破坏中汇银行(杜月笙为该行董事长)。杜月笙得知这个阴谋活动后，就亲自出面打电报警告傅筱庵。傅接到杜的电报以后，不得不暂时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