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用曾国藩教育干部了
大陆用曾国藩教育干部了
在大陆，过去中共一贯宣传曾国藩是屠杀太平天国起义农民的刽子手。宣传力度很大，因为蒋介石一贯崇拜曾国藩，以曾国藩生平教育国民党人，提倡学习曾国藩的人品和家训。
现在大陆要用曾国藩来教育干部了。人民网刊登许多有关曾国藩的正面宣传资料。
摘要如下；
入京之后，曾国藩步步升迁，身居要职。但他的京官生涯一直很清贫。“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窘’。
1832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瞧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过后，陈升居然“炒”掉主子，另寻高枝了。这件事让曾国藩颇受刺激，写下一首《傲奴》诗。
1841年曾国藩的收支进行统计，其薪俸与公费合计为白银129.95两，但各项必要支出都得自行解决，包括住房、服装、社交应酬、出行车马费、日常生活开支等，当年，这些支出合计白银608.46两，赤字为478.51两。曾国藩的生活窘境是清代薄俸制的缩影，“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能建立起约束各级权力的有效机制，薄俸制让官员的整体腐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曾国藩那时也买不起房。清代京官在住房问题上不享有补贴。除了个别人享有皇帝的赐第外，京官解决住房问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建或者自购。二是租房。曾国藩北漂租房，房租竟然占一半薪水。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曾国藩生了一场重病，因在千佛庵乏人照料，搬到骡马市大街南果子巷外万顺客寓，两个多月后才病愈，于十月初六由客寓搬到果子巷。本来他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看定一处住宅，每月房租八千文，全年需银66.95两，已占薪俸之半。
十三年间，曾国藩总计搬家八次。总的趋势是居住条件越来越好，租金也从月租四千文到八千文、十千文直至三十千文，不断上涨。具体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一至七月，住在棉花六条胡同，月租八千文。八月搬至绳匠胡同，月租十千文。全年房租和搬家装修费用，共花去白银97.87两。（注：清道光年间，一两白银等于1000文钱，约等于人民币200元，清朝六品官员年俸45两白银。）
曾国藩进京当了整整五年的官，没有给两位舅舅寄过一文钱。几年后，曾国藩听到二舅贫病而死的消息，大哭一场。
曾国藩到四川担任乡试主考官时，为了维持翰林的体面，不得不花钱置办了整整七大箱官服，但戴的蜜蜡朝珠却是假货。
在家书中，他描述了自己这种天天为钱发愁的苦恼：“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当时的曾国藩，已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堂堂的副部级干部。
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是低薪制，但即使在薪水最低的朝代，也依然有清廉的官员。不过，从大数据来看，收入过低，又没有朱元璋那样的铁腕反腐，确实容易引发大面积的贪腐。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薪俸最低的朝代，这两个朝代后期的腐败程度之深、面积之广，堪称“登峰造极”。这并非偶然。
曾国藩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大家，其家训虽然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但其教育思想在社会教育层面上也具有很强的普适性。曾国藩在对孩子的教育中，特别强调“穷”是“善身”之道。
38岁的曾国藩，为堵住政敌的恶言诽谤，当众把自己脱个精光，光着屁股走进银库清点现银……《曾国藩发迹史》讲述的是曾国藩如何从一名无权无势的普通“公务员”，九年连升十级的全过程。
作为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一年净收入可达五千四百两，带兵十二年，合法工资收入可达六万四千八百两。宁可把大量钱财用于施舍他人，也不寄回家里，除了不靠做官发财之誓言外，曾国藩还有更深入的考虑。
曾国藩作为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一年净收入可达五千四百两，带兵十二年，合法工资收入可达六万四千八百两。何况他又拥有绝对的财政权。湘军军费的发放，全靠他一支笔。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七年战事基本结束，曾国藩先后支出军费三千五百万两左右，由于没有正规的财政制度，曾国藩完全可以上下其手，大笔纳入自己的腰包。如果曾国藩稍有贪念，则十多年军旅生涯，积累百万资财实在是太轻松的事。
但曾国藩却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虽然可以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他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以前当京官时还要少了。从军之后，他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大率在一百两之数，低于他清苦的京官时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出山带兵时所发的那个“不靠当官发财”的誓言。曾国藩在家信中这样说：“余在外未付银寄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
当然，发誓在军中“不要钱”，并不只是为了保持个人的清名，更重要的原因是曾国藩深知廉洁对战斗力之重要。只有立定“不要钱、不怕死”之志向，才能组织起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
那么，曾国藩自己的合法工资，都用到哪了呢？第一是用于军队开支。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余有浙盐赢馀万五千两在江省，昨盐局专丁前来禀询，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第二个方向是用于地方公益事务。家信中有多次记载，他宁肯把收入捐给战区灾民，也不送回家。咸丰八年正月十四日，他居乡期间，曾指示弟弟曾国荃，在应酬及救济绅士百姓上，要放手花钱。
宁可把大量钱财用于施舍他人，也不寄回家里，除了不靠做官发财之誓言外，曾国藩还有更深入的考虑。曾国藩有一个独特的金钱观：奢侈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子孙的发展。
他曾在家信中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他说他决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依作恶，必且大玷家声。”
所以，他不多寄银钱回家，也是担心家风因此而坏。他在家信中说得很明白：“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这一思想是曾国藩教育观念的一贯基础。所以他在给曾国潢、曾纪泽的家信中，对后代的生活作风反复絮言。然而曾国潢对曾国藩的这些话，执行得并不到位，曾国潢自认为作为湘乡“第一乡绅”，他生活已经十分节俭了，但在曾国藩看来，他在许多地方浪费了银财。咸丰六年三月，曾国潢因事在省城向李仲云家借银二百两，事后希望曾国藩代为偿还。曾国藩写信拒绝，要求家中卖地偿还此项：“前三月间，澄弟在长沙兑李仲云家银二百两，刻下营中实无银可拨，只得仍在家中筹还。前年所买衡阳王家洲之田可仍卖出，以田价偿李家之债可也。”
因为这件事，再加上前年衡阳买田的旧账，曾国藩对曾国潢十分不满，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曾国潢的信中说了十分重的话：“澄弟与我湘潭一别之后，已若漠然不复相关，而前年买衡阳之田，今年兑李家之银，余皆不以为然。以后余之儿女婚嫁等事，弟尽可不必代管。千万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