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帆楼前话河豚（图）
河豚料理（网图）
河豚、春帆楼与刺杀者
一、
河豚不如想象的味美。它被切成透明的薄片，环状地排列在盘中，伴葱与芥辣入口，像是嚼着清脆的鱼皮。它也随豆腐煮在汤锅中，入口与其他鱼类别无不同。据说它美味的部分是精巢，我缺乏尝试的欲望。当剧毒的可能性被排除后，它的诱惑也随之下降。
在（日本山口县）下关，到处是河豚的形象。它是料理店里的鱼片，是唐户市场的摊位上的活物，是神宫庭院、海边大道上的雕像……它们都胖嘟嘟的，像是拼命的憋着气，周身洋溢着因笨拙而带来的可爱，毫不担心自己即将死于刀下的命运。而在餐桌上，河豚则是旅行者们必尝的佳肴。
下关的河豚，就像是（中国）阳澄湖的螃蟹，在菜谱上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一些时候，（日本）渔民还把别处的河豚放养于下关海峡，以获得下关河豚的身份。
历史上的春帆楼（网图）
春帆楼前，也有一个巨大的河豚青铜像，夜晚在灯光照耀下，发着幽兰之光。这是下关也是全日本第一家河豚料理店。据说丰臣秀吉的河豚禁食令持续了200多年，直到春帆楼在明治21年（1888年）的营业。当1911年路过的梁启超感慨说“明知此是伤心地”时，他感慨的是1895年在此签订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是中国近代屈辱的最佳象征。
李鸿章喜欢河豚的滋味吗？他有心情品尝吗？ 1895年3月19日至4月17日，他与清国代表团住在下关（当时仍叫马关），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他们分别是日本首相与外相）进行了五次艰苦又屈辱的谈判，最终在春帆楼签署了《马关条约》。清王朝不仅丢失了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还割让了台湾与辽东半岛，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日本人绘制《马关条约》签字时的情景（网图）
这是中国近代史真正的转折点。比起1842年的南京以来的一连串的条约，唯有这一次彻底震惊了中国。这不仅因为条约的苛刻程度，也是缘于战胜者不是西方人，而是从来被看不起的“倭人”。同样重要的是，贯穿近代中国的两种最重要的历史叙事因此而起。一个是 “屈辱叙事”，相比于1842年的南京，1895年的马关更是这屈辱的真正来源。另一个则是“失败叙事”，从曾国藩至李鸿章的“自强运动”注定无法成功，倘若你不变革政治体制与社会心理，军事与技术的变化是无意义的。它让中国醒来，却也陷入一种越来越急迫的焦虑之中。
签下《马关条约》的春帆楼是日本第一家特许的河豚料理店。在彼时，河豚剧毒，毒素更给品尝者带来强烈的快感，除非你技艺高超，否则容易为此丧命。对于日本来说，这个条约既是对“明治维新”路径的确认，也为接下来的全球角色做出了准备。《马关条约》对于明治时代的日本或许正是上佳的河豚，它无比美味却有剧毒。中国的赔偿为日本的工业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占领台湾则激起帝国扩张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它是心理上的，国家主义的崛起模式是可行的。它不仅如福泽谕吉10年前所期待的“脱亚入欧”，这个思维逻辑在10年后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进入列强的俱乐部中再度得到确认。这也是有毒的胜利，它的诱惑与危险同样显著。日本在这条扩张之路上失去控制，直到1945年的两颗原子弹收场，日本一直深受这个逻辑的驱动。而原子弹其中一颗的投下地正是在甲午战争的日军指挥部，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都坐镇于此的广岛。
在春帆楼前发呆。除去河豚的铜像，还有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的雕像、伊东巳代治书写的碑文。他是当时日本内阁的书记官，烟台的换约也是由他与（清洋务委员）伍廷芳进行的。他的碑文写于1923年，行文用典雅的汉文，其中一句“今日国威之隆，滥觞于甲午之役”，正是对这一条约最佳的注解。这也是不无感伤的碑文，他眼见自己的引导者一个个离去——陆奥宗光在1897年就已病逝，伊藤博文则于1910年在哈尔滨被朝鲜青年安重根刺杀。
藏于东京国立公文书馆的《马关条约》日文原本，中文原本則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网图）
步入春帆楼，服务员客气却冷漠，甚至找不到一杯清酒或热茶喝。旧春帆楼早在1945年的美军轰炸中消散，取代的是三层水泥建筑。不过，它仍是闻名遐迩的河豚料理店，也兼旅馆经营。在这样的旺季，你很难订到位置。
在旅馆的墙壁上，我看到山县有朋、犬养毅的题字，一手漂亮的好字。他们皆是伊藤博文的同代人，彼此争吵不休，但却分享着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日本的使命感……
河豚料理（网图）
二、
哪里是李鸿章的遇刺处？
从春帆楼出发，我沿那条山腰上的李鸿章小道散步，然后下山，拐入引接寺。正是夕阳时分，狭长的海峡金光闪闪，庞然对面的九州岛，朦朦胧胧。如果两岸再多些密集的高楼，它就有了一点维多利亚港湾的味道。
马关没有香港的能量与运气。它在19世纪末获得了短暂的历史重要性——试图驱赶欧洲人的日本武士在此屈辱地战败，然后又在面对中国时，获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功。但此刻的这个港口小城，懒散、诗意，似乎容不下这么多故事。自从1903年，它从马关更名为下关后，它似乎也丧失了历史的重要性。
沿台阶而下，就是引接寺，紫色的帷幕在寺庙入口分外显著。这寺庙建于1560年，也曾是朝鲜使节的居所。在谈判期间，李鸿章下榻于此。他每日在春帆楼与引接寺间穿梭。
“3月24日下午4时15分，李鸿章结束谈判后乘轿返回引接寺。4时30分，途径外滨町邮便电信局前，将至江村（仁太郎）杂货店。这江村店再向前约50公尺，就是引接寺的门口了……当轿子从人群中穿过是，忽有一暴徒排群而出，直至轿前，手按轿夫肩膀，趁轿夫惊讶停进之际，对李鸿章开枪。”在权威的《甲午战争史》中，历史学家戚其章这样描述遇刺的一幕。
这暴徒是26岁青年小山丰太郎。短期内，刺杀没有改变历史进程。根据27岁的中国历史学家吉辰在最近的《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中的分析，中方完全没有把握这一意外，将之转化成谈判桌上的筹码。但长期来看，倘若没有这射入眼窝下的子弹，李鸿章或许会活得更久，作为不多的几根支柱之一，减缓清王朝的瓦解 。
也是在这本书的附录中，我读到小山丰太郎的回忆文章《旧梦谭》。在行刺失败后，法官顶住了来自伊藤博文的压力，没有判处小山死刑，处以终身监禁。他被押解到北海道服役，两年后因大赦减刑，1907年假释出狱。31年后，他应《日本与日本人》杂志之邀，写下了他的回忆，此时距离刺杀已43年。另一场中日战争已经爆发，整个日本再次处于狂热之中。
这回忆或许不完全可靠，但作为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历史关键时刻的小人物，他所提到的细节与情绪，却是理解当时日本内在矛盾性的有趣例证。
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自强运动”常被视作历史的两条平行线。中国知识人尽管早已习惯将“明治维新”来比照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惊羡日本之成功，哀叹中国之挫败，却又对对方的历史仍保持着惊人的无知：以为似乎真的存在着一个确切时刻，譬如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日本就随之一变，而丝毫不感兴趣于其中复杂、剧烈的冲突。不管是最上层的伊藤博文还是普通人小丰，都卷入其中，他们被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弄得眼花缭乱、疲惫不堪。
（注．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四、破历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
我国即将进行前所未有之变革，故朕躬身先众而行，向天地神明宣誓，定斯国是，立万民保全之道。盼众卿亦念兹在兹，同心戮力。
日本明治天皇于1868年4月6日率文武百官在京都御所的正殿紫宸殿宣誓，揭示国是方針，开启了明治維新的历史序幕。）
自1873年开始居住在日本的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在1891年写道：“一个人若活过近代日本之过渡阶段，他会有一种与别不同的老迈感，因为他目前完全活在一个现代世界，上下周围尽是谈论着脚踏车、杆状菌及‘势力范围’等现代事物，但其脑海里仍可以清晰记得中古时期的事情。那些可爱的老武士曾引领我入日本语的神秘领域中，当时梳的是辫子，身上带着两把利剑。这些封建遗风现在已沉睡在涅槃中。老武士的现代继承人，现在可说颇流利英语，日常穿着高领绅士服，望之与欧洲人无大不同，所差者只不过是日本人游移不定的眼光与稀疏不密的胡子，旧东西好像在一夜之间边消失得无影无踪。”
出生于1869年的小山正是处于这种撕裂中，他是那个动荡时代的游民。在决定行刺前，小山丰太郎回到大北岛的家，祭拜了亡母的坟墓，与父亲道别，在妹妹送他出门时，雪正下个不停，他想起了佐野竹之介的《出乡作》：“决然去国向天涯，生别又兼死别时。弟妹不直阿兄志，殷勤曳袖问归期”。
这首诗作于1860年，是水户藩的佐野决议刺杀幕府的大佬井伊直弼前的内心表达。对于这些维新志士而言，推翻幕府统治，是拯救日本的首要方式。这首诗也收于《慷慨诗歌》中，这本溢满志士们的勇气与决绝的诗集，感动了几代日本人，也是驱动了这个国家迅速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强烈的情感也总蕴含着危险，它令人陷入褊狭。即使在明治维新后，暴力也层出不穷，一些参与倒幕的志士们对于正在形成的现代社会秩序深感不安。他们发动起义、暴动、刺杀，都深信所谓勇气与理想不可妥协。
当小山成年时，日本已没有要推翻的政权，全面向西方学习则也令“攘夷”成为过去。中国却可能是新的目标。对于中国，日本陷入某种尼采所说的“怨羡之情”——因为曾深受它的影响，反而用加倍的愤怒回报。面对扑面而来的西方的军事、文化、人种的影响，日本急于摆脱和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关系。生活在19世纪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中，日本也有一种难以遏制的领土扩张欲，它要模仿西方的帝国作风，攫取更多的土地、资源，而中国长久以来在东亚创造的政治秩序，就变成了巨大的阻碍。
中日战争就成了这种情绪的突破口。一开始，日本公众并不热情，他们对于能否战胜这样一个庞大的、长久以来占据绝对优势的中国缺乏把握，但当胜利不断传来后，举国陷入了狂欢，这狂欢催促更大胆的行动。
小山听说李鸿章要前来日本议和时，陷入一种深深的焦虑与愤慨。他的期待是“一路追击毫无骨气的支那兵，铁鞭遥遥北指……用不了半年，就能让四亿支那人在北京城的日章旗下跪倒了”，因为“支那人多半似乎有着对世界之大势不介意的大国民神气。视朝鲜为属国，视日本为小国，唯独自夸为世界之大国，就是这样半身不遂的老大国民。显而易见，不彻底地惩戒一下，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制造麻烦。这是东洋和平的癌……”
他头戴鸭舌帽、萨摩木屐，白色毛线编的又粗又长的羽织纽，在横滨买五连发手枪，怀揣诗歌集，李鸿章的照片（称之为“故作和善而不无戒备的眼神”）、写下的“毙奸状”，决意去刺杀李鸿章。除去回家道别，他还前往东京最著名的花街芳园，“因为是此生的最后一次，想要找个让自己不留遗憾的美女”……除去对中国的厌恶，他还引用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乎”自我激励。这也是此刻日本的反讽之处，从首相到平民，不管他们多么想摆脱、击败中国，但他们的精神世界仍深受中国的影响。
而日后回忆起行刺时看到李鸿章一幕时，他仍会这样写道：“比起照片上的形象，眼光更是炯炯射人，的确是伟人的风貌。年龄约有七十，真是老英雄的典范。从眼睛看其人悠扬不迫的态度，不由得佩服这眼睛比照片上还要犀利。真不愧是睥睨东洋的眼睛！”
李鸿章（网图）
在春帆楼中闲坐时，翻阅着手中的《李鸿章传》，它是《泰晤士报》的记者约翰•布兰德（John Bland） 1917年的作品。当时距离李鸿章离世已16年，他曾试图捍卫的清王朝也在5年前落幕。而1895年的马关实乃他的命运转折。他自1853年与太平军作战起，积累的好运气似乎突然消失了。
“如果慈禧太后允许他在1893年解甲归田，或者在七十大寿时，突然死去，他就会作为中国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被历史记载，并流传下去”，作者这样写道。
据说一些日本学者相信，21世纪的东亚又像是19世纪的轮回，当然是1895年前的景象。中国急速的现代化就像是自强运动的延续。一直到1894年夏天战争打响前，日本都不相信能击败中国，不管是国家规模还是军事配备上，中国都令人生畏。正是对于中国可能迅速崛起的恐惧，让日本的决策者与公众产生新的焦虑，这焦虑导致敌对。
这感受与忧虑在这下午的下关都显得不合时宜吧。这些在海滩边欢乐、忙于自拍的日本人，似乎再难有战争的欲望。日本社会显得那么平和、镇定。反倒是，小丰似乎在中国会有新的共鸣。倘若他生活在此刻的中国，一定是那份标榜全球视野、却灌输狭隘偏见的报纸的热烈追随者吧。
此刻的亚洲又像是1914年前的欧洲？当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事件陡然紧张后，世界的评论者都喜欢用这个比喻。在表面的冲突下，是东亚结构性的力量的再度变化。
自19世纪末以来，东亚都处于一个强日本、弱中国的状态，当两个国家都以强者的面目出现时，它们会产生怎样的紧张感？两者之间——尤其是中国对于日本——蕴含的高度历史性的愤怒、屈辱（它被不断的生产、再造），该会以怎样的方式排解？
要记得，李鸿章的自强运动曾引发世界性的震惊，那个时期与中国有关的出版物，很少有不包含“中国军备”、“巨人的觉醒”等章节。但真的冲突到来时，它多少就像是纸糊的巨龙。
这个历史教训，似乎对于此刻的中国仍颇有参考性。
而这个梁启超的伤心地，从未遇到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中国游客。他们蜂拥到（东京）银座购买化妆品与马桶垫，似乎完全没有心情与时间来此一游。所谓的“历史愤怒”都常是假作的……
FT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15.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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