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外销瓷:陶瓷收藏最后的价值洼地!
明万历 青花山水人物碗
明万历 青花花卉军持
明清外销瓷的历史
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瓷器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七下西洋,进一步促进了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外销瓷不但大量输出到亚洲、非洲各国,而且自明代晚期开始倾销欧洲诸国。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外销瓷的主要市场有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和欧洲,特别是欧洲市场。18世纪前期,欧洲的英、法、荷兰、丹麦、瑞典等国被允许在广州设置贸易机构,使中国瓷器在欧洲的销售量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明、清时期的外销瓷主要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和釉上彩瓷。许多瓷器的装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画工精心摹绘的,题材大致包括纹章(又称徽章)、人物故事、船舶及码头风景、动物花卉、鱼草、博古等纹饰。在广州生产的“广彩”瓷即属于这一类。
明清外销瓷拍卖的中西价差
往年价值30万元左右的广彩大碗,现今价格已经超过50万元。行情一直在稳步上升的外销瓷,近年来越来越受收藏者关注。
2012年10月29日,直径59.5厘米的清代广彩“广东十三行”图大碗在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中顺利拍出,此碗估价25万至35万元,现场成交价51.75万元。这一价格也是中国内地公开拍卖广彩瓷器的最高成交价。
广彩瓷器是清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外销瓷,这只碗外壁所绘的“广东十三行”是广彩瓷器的典型纹饰,类似纹饰的瓷器一直备受外销瓷收藏者追捧,其交易价格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类大尺寸的广彩碗,多被西方人士在集会时用来盛酒或其他食物,许多留存下来的画作中屡见其被使用的场景。此碗的估价已代表了近年一级市场上的实际行情,但最终拍到了50余万元,说明已经有不少收藏者涉足到了往年不被重视的外销瓷领域。
拍卖预展时,大碗虽陈列在展柜下层,但巨幅尺寸仍引人注目,碗外壁艳丽的色彩和丰富的纹饰,与清代景德镇粉彩器风格大异。有收藏者认为,明清官窑彩瓷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元,这“庞然大物”拍到50余万元业内人士已觉得价高了,是否可以说,外销瓷是中国古代陶瓷收藏中的最后一块价值洼地?
外销青花瓷行情涨幅明显
查阅苏富比、佳士得、中国嘉德等公司的外销瓷拍卖图录可知,明清青花瓷在历次拍卖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清代粉彩瓷器,价格也数这两类瓷器较高。明清外销青花瓷中,价格较高者多为嘉万至乾隆时期制品。这里从2001年以来的拍卖中略举几例。
2001年,明清外销青花瓷的拍卖价格已过百万元。当年11月13日伦敦佳士得的拍卖中,高41.2厘米的明末清初青花水注估2万至3万英镑,保存基本完好,拍至9.175万英镑,可谓当年最贵的外销青花瓷。水注的造型应仿自西亚金银器,器型、青花的纹饰西亚风格都非常浓郁。
2006年外销青瓷价格大涨,7月10日伦敦宝龙上拍一对高达103厘米的清康熙青花龙纹带盖将军罐,估10万至15万英镑,拍至21.84万英镑。这类大瓶的价格一直不低,1999年时,一件缺盖、高89厘米的龙纹将军罐,在巴黎市场上的估价达三四万欧元。有行家认为,此种将军罐,极有可能是当时欧洲皇室、贵族及上层社会青睐的神秘“龙骑兵瓷瓶”,这对瓶与德国德累斯顿茨温格宫所藏的龙纹瓶器型、纹饰风格完全一致。程庸先生在茨温格宫见到这类瓶,称为“近卫花瓷”,为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帝侯、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1670-1733)所藏,“其特殊遭遇不仅给永恒的历史提供片羽吉光,还是一个标志性的物证”。程庸指出:“‘近卫花瓶’曾是普鲁士威廉一世的旧藏,18世纪早期,他为了得到萨克森州的选帝侯奥古斯都二世600人的近卫骑兵部队,将宫廷所藏的许多瓷器(包含这类瓶子)献给了他。一战之后,德国投降,因银子紧缺,‘近卫花瓶’为德国承担危机,其中一些被拍卖用作战争赔款。有一个瓶子被来自瑞典哥德堡的富翁詹姆士·凯勒收购。一晃眼,过了近一个世纪,前些年这个瓶子重新浮现在凯勒家族后人出售的藏品中,令所有看重记忆的人唏嘘不已。此瓶造型特殊,配宝珠钮盖,整器上下分十层画意,颈部绘花卉、变形蕉叶、锦地纹,中心以四面开光绘婴戏和刀马人物,无论绘画,还是制作工艺,皆属上品。”
同年7月12日,伦敦苏富比上拍高23.7厘米的明嘉靖青花葡萄牙文瓶,“大明嘉靖年制”款,估5万至7万英镑,拍至25.44万英镑。这件玉壶春瓶经截口后,重装银口,肩饰两圈葡萄牙文,腹部通体绘山水异兽纹,应是早期葡萄牙人由景德镇运往欧洲市场之物,不排除是葡萄人定烧之物。类似的青花葡萄牙文瓶,还见有腹部绘缠枝花卉纹饰,底青花书“万福攸同”款者,价格多在10万英镑左右。同场上拍的明万历外销青花长颈瓶也拍到了22.08万英镑的高价。有专家认为这类瓶多销往欧洲市场,此瓶高30.5厘米,口部有伤,长颈上绘山石花卉,圆腹两面分别绘藕节莲花图,中心以藕节组成开光圆开光,内绘纹饰似是一种标志图案。类似器型多在欧美市场拍卖,多数口部有伤残,残损程度决定价格的高低,长颈有残者成交价多在二三万英镑。行家指出,“当年这两件外销瓷器的高价成交,已经预示了外销瓷价格长涨的新空间”。
外销粉彩瓷精粗价差大
清代外销粉彩瓷在欧美市场的存世数量极为可观,视质量的精粗程度,价差极大。不少定制的纹章瓷、人物故事纹饰瓷等高级陈设瓷一直价位较高,而普通的日用瓷器价格低廉。内地拍场上纹章瓷、日用瓷较少,常见人物故事纹饰的高级陈设瓷,价格上涨虽然缓慢,但比较稳定。
1996年北京翰海春拍上拍一对清光绪粉彩人物瓶,估6万至8万元,高89厘米,盘口外撇,瓶通体绘折枝花卉纹、八宝纹,颈部、腹部、足部开光绘六组人物故事图,颈部左右两侧分部贴塑一对金彩双狮戏球耳,肩部亦各贴塑一对金彩昂首向上的异兽,开光纹饰以粉彩加金彩绘就,整体风格富丽典雅,类似品并不多见,拍至6.6万元。
2001年纽约佳士得春拍,一对高127厘米的清代粉彩花卉凤凰纹大瓶,估4万至6万美元,拍至9.62万美元。大瓶保存完整,器型壮硕,配有西式铜鎏金兽足型底坐,更添气势。瓶盖上饰常见的狮钮,肩部下留白,瓶腹通体绘一幅花卉双凤纹,色彩艳丽,具有典型的中国工笔花鸟画的韵味,粉红彩的运用在尤其突出,牡丹花瓣甚至画出了阴阳向背。
与欧美市场相比,中国市场外销粉彩瓷价格还有相当的上涨空间。2009年云南典藏秋拍,一件清雍正锦地粉彩开光山水花鸟纹狮钮八方盖瓶,高43厘米,是外销瓷的常见器型,绘工精细,但成交价仅31.36万元。而2003年纽约市场上,佳士得秋拍的一对类似器型的花鸟、人物纹饰瓶,拍至16.99万美元,单件的成交价也超过8万美元,是中国市场的一倍有余。相对而言,中国内地外销瓷收藏尚处在起步阶段,成交价较低。
常见的外销粉彩瓷器以盘、碗、壶等日常用器具代表性,近年来纽约、伦敦市场上成套的外销粉彩餐具价格见涨。2009年1月21日纽约佳士得上拍一组估价6万至8万美元的清代外销粉彩餐具,由各式盘、碗、奶杯、汤盆、盅、烛台等组成,拍至23.05万美元,可见日用器行情也很可观。
外销五彩瓷精品少见
相比青花、粉彩瓷,外销的五彩瓷器数量较少,多为明末清初以及清代中晚期制品,康熙晚期粉彩创烧以后,雍正、乾隆时期五彩瓷产量远远小于粉彩瓷。外销五彩瓷拍场上的高价成交品不多,这里列举两件。
2000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一对高47厘米的清康熙彩绘动物花卉纹棒槌瓶以16.54万港币成交。棒槌瓶是康熙典型器型,口部、足部白釉无纹,瓶颈部为鱼籽地开光花卉纹饰,肩部绘锦地纹开光蝴蝶纹,腹部通体以山水花卉、动物纹饰为地,再以四组方形开光、两组圆形开光绘花卉、动物纹,纹饰虽然繁密,但通过开光、留白加以区隔,丝毫不显零乱,画工精细,施彩趋青绿、淡雅一路。
拍场上最著名的外销五彩瓷器,要数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收藏过的明代万历五彩花果锦鸟图瓜棱提梁盖壶,高24.8厘米,2007年现身香港苏富比春拍,因其造型特殊,收藏传承清晰,估价800万至1200万港币,拍至1656万港币。据传闻,此壶被古董经纪公司Littleton & Hennessy Asian Art代欧洲藏家竞得。此壶独特的瓜棱造型,后配装的银饰,以及显赫的收藏出身,都说明其经历不同一般。此类壶的造型在万历五彩瓷器中尚未发现同类器,五彩纹饰风格相类者见有瓶、罐等器物,1998年香港佳士得秋拍曾以73.5万港币拍出一件高15厘米的明万历五彩群猫纹花瓣式蟋蟀罐,色彩浓郁,对比强烈。
纹章瓷备受欧美藏家推崇
外销瓷的收藏首推纹章瓷,它是带有一个皇室、贵族家族、团体、机构或者是私人标志的订烧瓷器,被收藏者誉为外销瓷中的官窑制品,烧制成本高昂,当时的产量就非常有限,留存至今数量更是稀少。纹章纹饰见于各种瓷器器型,常见者多为盘、碗、瓶、杯、壶等器型。上世纪80年代,纹章瓷精品在伦敦市场上的拍卖成交价就在数万英镑。英国李克·奥克奥尔和妻子玛莉·尼克尔大约在1740年至1743年间在中国定烧的五彩描金花卉英国纹章纹大盘,1986年前后拍出了6.43万英镑的高价。 一件高25厘米的清代粉彩描金纹章杯当时也拍到了4.18万英镑。
2006年伦敦佳士得秋拍,以62.4万英镑高价拍出一件清乾隆外销粉彩纹章鲤鱼盖碗,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关注。鲤鱼型盖碗长47.6厘米,是典型的仿生纹章瓷,工艺精湛,釉彩上乘,可谓乾隆外销瓷的经典之作。拍前估20万至30万英镑,已属高价。这样的仿生纹章瓷的样式并不多见,这也是价格高昂的原因所在。
类似制品价格一直较高,2007年巴黎佳士得春拍,也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外销粉彩纹章鲤鱼盖碗带盘拍出高价,盖碗长46厘米,盘长50厘米,盘心绘鲤鱼纹,估25万至35万英镑,最终拍到了74.88万英镑。此类外销鲤鱼盖碗多为乾隆时期制品,无纹章纹饰者价格多在五六万英镑。
外销瓷相关资料
中国历代销往国外的瓷器。瓷器出口在中国古代输出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中,起着桥梁和钮带的作用。陶瓷贸易的主要线路:一是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从陆路销往中亚细亚。波斯乃至地中海沿岸地区。另一条从海路自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达波斯湾,远到地中海及非洲的埃及,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在过去的千余年里,中国陶瓷通过各种渠道输往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澳洲的许多地区,对这些地区的物质文化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公元九世纪初的唐代,瓷器已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从考古资料看,从东亚的朝鲜、日本、到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中东的伊朗、伊拉克、阿曼,到非洲的埃及等国都发现大量晚唐、五代时期的瓷器。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后又在杭州、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泉州相继设立市舶司。南宋赵汝适《诸番志》一书中列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三十个国家、地区或地点用瓷器进行贸易,最远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区。朱或《萍洲可谈》记述当时陶瓷出口盛况:“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可见陶瓷在当时对外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明代瓷器的大量外销,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后,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在近32年的时间内,七次远航,足迹遍及亚洲、非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今天的索马里和肯尼亚一带,大大促进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当时中国的青花瓷和青瓷很受欢迎。在这些外销瓷中,不少是专为外销而特制的产品,其造型和图案纹饰有些是根据国外客户的要求而设计的。十九世纪上半叶以后,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崛起,以及清朝政府的腐败与社会动乱,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瓷业趋于衰落,瓷器外销亦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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