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离我们并不遥远
时间回溯到1966年，我试图找寻记忆纵深已经淡去的那些事那些人。那时我还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就读于黑龙江安达一中, 一所当地的重点中学，始建于1924年。 教学楼是民国时期的建筑， 用上好的石材建成, 谓之楼不确切，其实只有一层，但基石和举架极高， 走在高旷幽暗的走廊，老式地板震荡着咚咚回音。 外观上厚重的墙面和狭长的木质窗户漆成黄色，那黄色已经侵入到材质的肌理中去了，默默诉说它历经苍桑的悠长岁月。建筑整体方正对称，气韵上像一个威严的墨守成规的老人每天俯视着刚刚脱离了稚气的少年学子。下课铃声一响，寂静的校园一下子喧闹起来，阳光那么好，无忧无虑的欢笑声充溢在校园的各个角落，与这样一座散发着老迈沉重之气的校园交融着一丝莫名的违和感。
梦境般的往事穿透五十年的烟尘，扑面而来。我喜欢上课时的感觉，语文课，数学课，历史课，地理课都向我展示未知的新奇，仿若飞进一个个心驰神往的崭新世界。我还喜欢睁大眼睛观察每一位老师的音容神态。温婉的具有多年数学教学经验的中年女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她讲课声音不高，冷静而严谨，一个数学符号会反复向学生强调。英语老师是一位北京某翻译社下放来的老翻译，秃头个子矮小，他的面部肌肉和神经运用的十分灵活，几近夸张。教我们如何发æ的音时，嘴角在枯瘦的脸颊上横向全力咧开，深邃的皱褶也被平行拉长，似哭似笑，然后发出一个个短促的类似于羊的叫声， 顿时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而他并不在意。最喜欢上音乐课，爱看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她边弹琴边唱，银铃般的歌声让我们暇意又轻松。北师大分来的地理男老师，清瘦高挑，讲述祖国的山川大河能让他近视镜后面的眸子灼灼发亮，而因太年轻了，讲台上的他多了份拘谨，少了份轻松。
我记得晚自习教室里安静而平和，学习气息浓郁，谁想思想溜号，聊会儿天都会觉得惭愧。我记得期中考试的优秀范文张贴在走廊上，获此殊荣的是我们同寝室的初三女生齐丽丽，她的文才无不让人心生艳羡。我记得阳光普照的操场上，全校运动会进行的如火如荼，我曾在百米跑道上奋力驰骋。我还记得，初一第一学期结束了，我带着优异成绩单和优秀少先队员的奖状回家，交给父母。这一切久远而短暂，短暂的似一颗璀璨的流星拖着蓝色磷光划过天际。诚然，在我的人生留下了一瞬的光芒和美好的回忆。
美好已在稍纵即逝中变成昔日的怀想，而即将发生的事情总有不可预知的变幻。初一第二学期的一天，课余之际我去财务室兑换食堂饭票，瞥见台面上有一份人民日报， 大标题醒目，夺人眼球。抓过来一读，粗体黑字大标题：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赫然映入眼帘。 依我当时的年纪，绝无能力读懂文章的深意，朦胧感觉像有一股冷空气正在悄然聚涌，波诡云谲， 恍惚意识到即将风雨大作。
文化大革命好像一夜之间惊天动地的来了，无人意料的旦夕惊变。寝室在走廊拐角，早上走出寝室，往正厅走，惊疑于白花花大字报不知什么时候铺天盖地挂满了正厅的高大墙面，皆是揭发检举老师的内容。教初三化学的何老师被揪出来了，教初三物理的李老师被勒令接受批斗，连教初一图画的王老师也被隔离审查。时时都有墨迹未干的新大字报覆盖上去，层见叠出的速度惊人。我极力读大字报想弄清他们的问题究竟何许严重，读着读着，尖刻的言辞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飞出来，一股冷峭的肃杀之气弥漫。昨天的正厅还张贴着优秀作文，今天此地已变成同阶级敌人较量的前沿阵地，昨天的学校还是秩序井然的纯洁圣地，转眼沦落成动荡不安的乱世。昨天的他们还是传授知识令人尊敬的师长，瞬间变成了邪恶丑陋的牛鬼蛇神。
革命大风暴来势如此凶猛，电闪雷鸣般冲击每一个人的灵魂。年轻的初三学生似乎敏锐而快速地做出了反应，他们仿佛听到一声冲锋令下，勇猛的冲上去。初三生冲在最前沿， 初二生紧紧跟上，而我们初一生，懵懵懂懂，被冲击得头晕目眩。夜深了，她们都忙着闹革命不回来，二十多人的大寝室空的有些瘆人， 只有我和同班王圆在寝室不知所从，坠入深深的迷茫。礼堂的灯还亮着，里面传出各种难以辨别的声音，不觉中走进去。空旷的礼堂沿四周墙壁间隔摆放着诸多课桌，七，八个揪出来的牛鬼蛇神羁押在此。他们被命令跑圈，每跑几步，钻一个课桌。他们都猫着腰跑，看不清他们的脸。监管的男生看谁跑得慢，朝屁股上猛踹一脚，踹倒了，赶紧爬起来继续跑。几个女生不停用棍子抽打那些鬼神，有一鬼神钻桌子慢下来，屁股撅的高过不去，一记闷棍重重击打在他的屁股上，他的屁股明显的一抖，然后哆哆嗦嗦趴下身子，围在旁边的几个学生连踢带踹，那鬼神惶惶如丧家犬一般爬了过去。我去的时候，他们不知跑了多少圈，已经趔趔趄趄，跟头把式的了。站在场外的我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一阵阵搏跳。何老师步履蹒跚踉跄地过来了， 她是唯一的女鬼神，出身资本家，被之前的政治运动清除出北京某研究所，来到此地教中学。她眼睛失神呆滞，脸色苍白无色，五十岁的年纪已像风烛残年的老妇。这时我宿舍初三女生李卫红冲上去一阵爆打，何老师的衣服被打的七扭八歪，漏出袄罩下的缎面小棉袄。‘满心正义’的李卫红见此颜色华丽的缎面小棉袄眼睛都红了，一边愤怒的斥骂：地主小老婆才穿缎子小棉袄，一边用力撕扯，扯不动，就四处找来剪刀，发疯似的将小棉袄剪的七零八落。满腔怒火发泄过后，何老师变得更加呆滞，没有痛苦，没有屈辱，没有仇恨，一丝表情都没有。身上拖挂着零碎布头和纷飞的棉花，用她快要耗尽的力气默默继续着她的熬刑。她又能怎样呢？忍辱负痛是她身处绝境的唯一选择。
沉潜在我记忆深处的这一幕没有被时间抹去，那个义愤填膺的李卫红，她的充满暴戾之气 ，她的凶狠的目光，她的毫无禁忌的大打出手，都和之前我印象中的李卫红判若两人。这个来自农村，大队（也许公社）党支书的女儿，善良朴实，性情温和，曾在半夜时分轻声叫醒病中的我吃药，俨然是我心中一位和善的大姐。那么，她的异乎寻常的变化源于什么？
当年她让我迷惑不解的还有一事。那时，政治形式变幻莫测，事件频发。一天突然闯来十几名县公安局警员，不知执行什么任务，冲进大厅，迎面就和众多学生发生冲突，厮打成一团。我又一次惊悚的发现李卫红也在其中，在军人面前，她勇气冲天，抓住一名警员扭打，粗蛮地扯下他的领章帽徽。显然她占了上风。也许乱世造就了她，让她变的粗狂彪悍。我并不认为她本性是邪恶的。但是，谁能保证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她不会做出邪恶的事情。奥斯威辛集中营里那个年轻的金发死亡天使，对同类肆意施暴，噬人成性的女军官，她被送上绞刑架的时候年仅22岁。她也是农民的女儿，儿时天真活泼。十一岁加入希特勒青年队，成为极端狂热的希特勒崇拜者，死前平静的行着纳粹礼。世界上没有生为邪恶的人，当年我们都被灌输了太多的恨而不是爱， 不可救药地请来了恶魔吸食我们纯洁的灵魂。爱因斯坦走出科学的象牙塔后说过：“杀人既邪恶，我的态度并非来自某种理论，而是基于对任何形式的残暴与仇恨的最深厌恶” 。在那个残暴与仇恨大行其道的年代，一切都在公然挑衅着人们心灵里最基本的善恶。君子和禽兽，天使和魔鬼， 只有一线之隔。
文革的历史昭示我们，那个疯狂的年代如何使整个民族染上狂热，一种愚昧的狂热，一种失控的歇斯底里式的狂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恐怖阴云笼罩在中国大地。曾读胡紫薇《对于罪恶我们无法一分为二》一文，她写道：“一部分公民被创造性的称之为阶级敌人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只是因为您属于哪一类人而被惩罚” 。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真理，是文革一切行为秉承的最高宗旨。阶级敌人的定义也由文革初期的牛鬼蛇神（缘于出身）扩展为黑五类、黑爪牙、三反分子、狗崽子、历反、现反、叛徒、特务、内奸、托派、学阀、走资派等各种旷古未闻的名目而遭到迫害或自杀或打死。文革后，一中央高层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8000万亿人民币”。 一座县城中学也注定成为阶级斗争的分战场， 少男少女成为绝不留情的十足斗士。斗士们领会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真谛， 使用野蛮暴力极力标榜自己向反革命斗争的坚决 。毒打、折磨、对老师刑讯逼供频频在各地中学上演。安达一中那七八个鬼神的命运就掌握在初三几十个男生和几个女生手里。每天在我们住校生食堂都会遇上鬼神们被押送着来吃饭，饭前他们毕恭毕敬念语录，报上自己的罪名，他们曾经为人师表的自尊凋谢成一地碎片。我害怕看见他们， 他们的脸被打的走了样，完全认不出张三李四，污垢面孔像一片浮肿而衰败的废墟，残存着横七竖八的漆黑油墨。眼睛鼓凸成两个青黑色大肿包，看不见眼球，鼻歪嘴斜，被大片淤青包围着。头顶上是平原和丘壑，可怖的脸让你看一眼，心就不停的颤抖，甚至涌上反胃的感觉。他们是在初三教室逐个过堂受审时被打成现在的样子。可以想象，十七，八岁血气方刚时期的青少年如何在那个崇尚暴力，充满血腥的年代逞匹夫之勇，带着被煽动起来的仇恨，凭借顽劣的冲动，使用了野蛮的暴行。 暴行并没有放过一个已怀孕七，八个月的二十几岁女老师，女老师被定性为校党支部书记的保皇派。也是在大厅，女老师站在高凳子上，挺着大肚子战战兢兢，惶恐不安。还是那几个男生对她厉声呵斥，挥舞拳头，就差没把孕妇推下去了。写到这，我要说的是，一个十几岁少年在安达一中所能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
文革中紅卫兵的耀武之风盛行。官方媒体說，“1966年8月下旬至9月底，40多天裏，僅北京一地就有1700多人被打死”。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唯一目标就是贬低、打击、毁灭自己的一部分同类，把他们的名声搞臭，摧毁精神，消灭肉体。 这就是发生在中国这场十年浩劫的全部意义所在。
不知当年的施暴者或者背负人命而躲过惩罚的人在他们渐渐老去的时候，是否经常被午夜的噩梦惊醒，且挥之不去。是否备受精神折磨，且无法摆脱。是否有过虔诚的忏悔，以求一次心灵的洗礼。
有人说：“人性本无善恶之分，天生如一张白纸。而人性会因环境的变化、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相互转化为善人与恶人。” 文革恰恰提供了人由善变恶转换的充要和必要条件。当造神运动把一个人高举至神的地步，一个人的意旨成为全民的行动；当人间的相互围猎与倾轧到了疯狂的地步；当把告密、诬陷、整人、所有的邪恶视为适者生存的必要手段；当索要人命变的像扔垃圾一样轻而易举；当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尊严、生存、生命）被任意践踏的时候；当个人意志高于国法之时。既完成了偶然到必然的转变。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被告之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幸福一代，1966年，我十四岁，是含苞待放的花蕾，尚来不及绽放青春的花朵，就凋谢在瑟瑟十年动乱的寒风里了。但我们也是亲历、目睹、感受、见证文革的最后一代。
半个世纪过去了，文革亲历者有的已经逝去，带着伤痛记忆活在世上的人，不愿去揭开他们生命中已经结痂下的巨大疮伤，他们真的随着时间的消逝走出了真真切切存在过的那个梦魇吗？
让我摘录胡紫薇文章中的警句作为我的结束语：“没有阵痛，何来新生？不面对历史，就只能背对未来”。“但是，我们并没有一部这样700页的史诗般的文献，（指《古拉格：一部历史》一书，前苏联劳改营实录）记载发生在祖国的浩劫。这将注定成为中华民族一个巨大的无法弥补的记忆黑洞。这个记忆的黑洞将一直存在，成为日渐迫近的威胁，直到整个民族再次月迷津渡。” “如果一个民族选择失忆，不去进行触及灵魂的清算，就永远无法走出曾经噩梦般的渊薮。” “铭记，什么也不忘却，并以此与不堪回首的过去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