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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求学路 (13) 无言的抵抗

漫漫求学路 (13) 无言的抵抗

博客

1975年春节过后邮校开学,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分到了电信班学打电报(该业务已经消失),其他专业的同学嘲笑我们是“电报局的小姐们都昏过去了”(《列宁在十月》台词),连男生也顺带被“昏过去了”。我们班女生多,有少数男生,因为电报是24小时业务,需要男生值夜班。

我们学习语文、英文、复习汉语拼音(用于电报中的地名)、练习英文打字、背电码。那时的电报用电传打字机经有线电传输,电码是四个数字组成一个中文字。一个合格的电报员每分钟至少打80个中文字。练习快速打电报很简单,只要节奏均匀、由慢而快即可。除此之外,还需要熟记电码。为了背电码,我练就了对数组“照相”般的记忆能力,只要看一眼即记住(现在退化了)。虽然是明码,这功夫成了我们在“四·五”期间,在公交车上、打公用电话时使用的秘语。

学习太简单,精力太过剩。我们在夏日的早上骑车到八一湖游泳;冬天的早上参加长跑,用鼻子吸气居然治好了我多年的鼻炎。在家时学广播英语、练手风琴,周日看科普读物。手风琴是我爸被“解放”、补发了挨整时扣除的工资后买的,是一个48贝斯的小琴。因为生产力低下,等了78个月才买到,有个琴键因制造缺陷发颤音,可是能拥有一架手风琴,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爸同事的亲戚、一位专业手风琴手,不定期到我家授课,都是练习曲和旧音乐、旧歌曲,从来没教过流行的革命歌曲。那时这些歌不得人心,不仅频繁地在大喇叭里骚扰人民,还令人联想到文革初期的批斗会、打砸抢。稍有点基本技能后,我便自己配指法与和弦,拉自己喜欢的旧歌曲(第7集曾提及),虽然很不专业,自娱自乐足矣。

一天,一位老师得知我在学手风琴,让我和一位正学小提琴的男生合作,一起准备文艺节目,说这是上面让搞的“政治任务”。我学琴纯属自由爱好,不自认为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再说我根本不学流行的革命歌曲,咋“政治”呀?我对老师说:“我不行,还没学好呢。”这也是实情。老师却不以为然,说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毛语录)。看我还是不情愿,老师不太高兴了:“你这么胆小将来干不成大事!”想想这位老师平时对学生挺好,为了不为难老师,只好为难自己。

拉小提琴的那位男生勇是驾驶专业的学生,驾驶班几乎全是男生,他们将来的工作是从市邮政总局将邮件用大卡车拉送到各个分局,他们不仅学习驾驶,还学修车。勇与众不同,极不合群,尤其是在开全校大会传达什么指示或批这批那的时候,他总是孤傲地坐在最后,把脚放在前面的椅背上,一副“举世混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样子。据说他爸是老红军,他妈是大学生,比老红军年轻很多,有个聋哑的姐姐,他作为家中唯一健康的孩子留城上技校。他没有朋友、似乎很享受孤独。让我和一个孤僻的老红军后代搞文艺?不是乱弹琴才怪呢!

合作的第一天,下午放学后,我提着琴磨磨蹭蹭地走进老师为我们安排的空教室,勇已经端坐在里面等候了,见到我来,他面带微笑、彬彬有礼地站起来打招呼,这让我对他的印象有所改善。刚坐定,勇便声明他从来不拉革命歌曲,把当时流行的几首歌挨个讥讽了一遍,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那首歌时,勇说:“那就是一个喊歌。”我脱口而出:“我也不喜欢这类歌,从来没练过。”至此,我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勇打开了话匣子,言辞激烈地抨击时局,说目前的“政治是明摆的愚蠢,还不让说·····没有自由的文艺就像没有空气令人窒息······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文化、反文明······”,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势!文革后期,老九们开始串联,分享小道消息、政治笑话,分担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忧虑。那时我爸在北京借调,我妈在北京科技出版社工作,常有亲戚和父母的朋友们来访,他们对运动心怀恐惧,总是低声地谈论,用词谨慎,还警告我别说出去。听到勇这样直截了当地反文革,感觉特别痛快、解气!

勇接着说,在家根本无法谈论这些,因为他们父子俩政见相左、说话即争吵。勇说老头是个头脑僵化的老顽固,在家搞独裁,家里气氛沉闷、压抑,只有拉琴才能让他摆脱现实。看来勇是个独立思考的青年,不被家人理解、又不能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使他很痛苦。我觉得勇并不是喜欢孤独,而是没有知音。令我不解的是,我们互相并不了解,何以信任我?显然他没有吃过以言治罪的苦头。尽管他爸是老革命,如果被人告发、再上纲上线,还是可以整得他吃不了兜着走,告密、踩着别人向上爬的大有人在。我提醒他小心隔壁有耳、说话看人。

如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勇自学小提琴、五线谱。他拉了几段练习曲,又拉了几段古典音乐。我觉得勇拉得很好,乐曲时而悠扬、时而深沉,与“喊歌”相比,宛如天籁之音。我说:“这么优美的音乐一定是‘无标题音乐’。”提起批“无标题音乐”,我们气不打一处来,批的人好歹听过,可我们连听的机会都没有!史沫特莱(美国左派记者)曾在延安采访朱德并为他写下传记《伟大的道路》,其中提到朱德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喜爱。他留学德国时,常在柏林的音乐厅流连忘返。他的朋友孙炳文很不理解地嘟囔了几句,朱德几天没理他。这音乐究竟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使这位四川农民出身的一介武夫听得如痴如醉?我对此很着迷、向往,却苦于听不到。

轮到我拉琴了,我先拉了练习曲和老师教我的《少女波尔卡》,然后拉了自己配曲的旧歌曲。勇很喜欢,那时能听到的这类歌曲太少了,我这“三脚猫”的水平受到赞许实不足为奇。第一次合作结束了,我们都很愉快,盼望着下一次合作。回到家一拍大腿,忘记商讨演出节目的事。

第二次合作我紧赶慢赶,还是在勇之后到达教室。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勇照例先抨击他爸和时局,我给他讲了《父与子》(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写于19世纪中叶)的故事梗概,巴扎罗夫是个虚无主义者,为此与老一辈产生的冲突是故事的主线。我觉得,如果将“虚无”重新定义为否定现实的一种形式,这个“头衔”很适合勇。接着我们相继演奏、谈论各自喜爱的音乐、歌曲。到结束时,还是没有商讨演出节目的事,我就像个发誓戒烟的人:“下次!”

到了“下次”,还是“下次”,谁也不愿意让“政治任务”搅合了我们的好时光。勇总是和善地微笑着,能看出他很珍惜这难得的畅谈、演奏和欣赏音乐的机会。那时不会也不敢谈情说爱,但仍然有好事者进来查看,对此我们有所防备,以至来者听到的是不和谐的琴声,看到的是两个很严肃、无辜的书呆子,宣称在努力完成老师布置的“政治”任务。

终于没有“下次”了。我们商定绝对不演“喊歌”之类的流行革命歌曲,无言地抵抗当前的“政治”。我们找了几个练习曲,以水平有限为理由,在各班表演一下交差,反正老师也没有规定具体的节目。遗憾的是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也随之减少。第二年毕业后,勇几次开着大解放,去我工作的地方等我下班、顺带捎我回家。可是这刚刚萌芽的感情,即被历史的大风大浪淹没。然而,这短暂的时光,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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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五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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