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欧洲的脊梁上（下）

七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人出国旅游的日益增多，国外许多热门景点的游客往往有一部分，甚至一半以上是中国人。固然这反映了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与此一起映入眼帘钻入耳孔的是国人的种种不文明的举止行为。有人把这称作“愚蠢的暴发户行为”，在国外大撒币，购买最昂贵的奢侈品，但是却屡遭鄙视。翻开《礼记》等古代经典，里面罗列了大量详细入微的礼仪规范，虽然过于繁琐且等级森严，被历代独立文人诟病鄙弃，但它们也把中国带入了早期文明国家行列。

不少人在欧洲都有被小商店老板拒之门外的经历，我也曾遭日内瓦一家小店老板的白眼和怠慢，原因是我在进门时没有首先向孤坐柜台后的主人打招呼问候，老板宁肯不做生意，也不接受傲慢无礼的被轻视羞辱（原来我以为有种族歧视之嫌，后来看一些介绍瑞士风俗的文章才知道错了）。我不责怪老板古板，相反十分敬重其人格，一个久在文明氛围中熏陶的独立自由人格。而我则真切感受到不知礼之耻，确实不是一个文明人应该表现的素质。

一些大商店和奢侈品店不大会发生这种情况，你表现得越有钱越肯买，他们越不在乎你是有否有教养，是否被轻视（内里咋想是另回事）。为适应中国人的购物喜好，许多瑞士表店都雇用了能讲国语的华人。看到不少国人群聚柜台精挑细选各种名牌手表，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个日趋没落的物件，一个已经是装饰意义远大于实用意义的物件，仍然被国人热捧，背后是国人的价值观和美学观念。按照相当一部分人的逻辑，名牌手表是奢侈品，而奢侈品是时尚，代表财富身份地位。所以，街头巷尾涌出很多喜欢特意在众人前摞袖看表的“表叔”“表姐”“表兄弟”们。然而在文明面前，时尚绝非奢侈，更不是炫富。否则，石崇一类人就是文明的楷模了。与其说奢侈是文明的产物，不如说奢侈导致文明的消亡。卢梭曾经指出：“奢侈的必然结果----风化的解体，反过来又引起趣味的腐化。”这怎么看都像是时下中国的写照。中外历史也早都反复告诉人们，奢侈是腐败的诱因，是末世的征兆。衣食足而不知荣辱，这是国人的悲哀，是民族的悲哀，也是华夏文明的悲哀！这是华夏文明本身的缺陷，还是西方文明影响的结果？到过西方的人心里该有自己的认识吧。

喜爱买名牌表的国人，以惊艳的眼神仰望伯尔尼的塔钟时，大多不知道，西方人领先的机械钟表，在历史上曾落后于中国。据西方文献说，最早的机械钟出现于14世纪，可是在中国有明确记载，天文学家苏颂在北宋英宗时领命，于哲宗元佑五年（1090）建成的“水运仪象台”是当时世界第一台天文钟（高12米，宽7米）。靠水力驱动，用机械发条调节控制，由木人按时击鼓、摇铃、打钟、敲打乐器、出示时辰牌。这座时钟成功运行了36年，随后被攻占汴梁的金人拆运至北京，运输损伤了零件，勉强继续运转了几年便遭废弃。南宋曾想复制，但无论是保存苏颂著作《新仪象法要》的儿子，还是秦桧、朱熹等人都无法搞懂原理。以后，这项技术失传。中国又回到了日晷、滴漏的原始时代。野蛮毁灭文明，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多次，影响深远，至今饱受其害。

在日内瓦西郊，有一个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在其科学与创新地球馆外，有一个不锈钢螺旋圈，上面刻着世界各国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记录，中国止步于1054年。这肯定不是准确的，至少我们知道苏颂的发明完成于1090年，但我还是深感羞愧。没有科学技术的创新，没有思想理论的突破，没有全新规则的制订，谈何文明！追随别人不是不可以，紧跟不掉队，也能搭车进入文明世界。但是我们一方面陈规陋习不改，另一方面又盲目模仿，结果，倾国力建造的城市可以叫“小巴黎”“小威尼斯”“小纽约”或中西合璧夹杂洋名的什么地方，就是不像中国。对比德国人在二战后的废墟上不建全新城市，一心复原十八十九世纪风格的旧貌，而在科技创新上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真是无颜以对！

八

卢梭与伏尔泰、孟德斯鸠是“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客”，也是法、美革命的精神导师。用歌德的话说，卢梭是“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巨人。

卢梭1712年6月28日出生于日内瓦老城市政厅附近的格朗街40号。仅仅十天，眼睛还没完全睁开，母亲便撒手人寰。10岁时父亲被迫离开日内瓦，16岁时他也无奈远走他乡。他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一生喜爱旅行，酷爱大自然。有人说自然是他最好的老师。他的笔下时时流露瑞士风光的痕迹，特别是日内瓦的影子，也许这是他为什么在签名时要注明“日内瓦公民”的原因。卢梭的幼年不幸，似乎并未影响他的智力开发。按照他的教育理论，“在儿童时期没有养成思想的习惯，将使其一生都没有思想的能力”，他的幼年一定也是勤于思考的早慧孩子。中国教育在儿童时代重视的不是开启智力，而是循规蹈矩的服从习惯，若卢梭点评，一定要痛斥这种摧残儿童的非文明方式，把这列为人类的罪恶之一！

在日内瓦，我感觉瑞士似乎不太重视卢梭，相当低调（也许在瑞士人眼里人都是平等的，不需要刻意突出宣传谁，膜拜谁，如果这样，另当别论）。其出生故居原来是可供参观的，现处于关闭状态。整条街几无行人。问附近居民，有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有说可能要整修，重开至少要两年后。想到欧洲和瑞士建教堂的速度，我不知今生是否还有缘瞻仰一回。

卢梭一生得意的时候不多，晚年患偏执狂症，穷困潦倒中，先遭马车撞翻，再被狗咬践踏而亡。令人唏嘘不已。死后13年，法国国民公会决议，给卢梭立铜像，并金字题词“自由的奠基人”。1794年获得以“国家英雄”身份葬于巴黎先贤祠的荣誉。这迟来的荣誉是卢梭渴望的吗？按照他的思想，会坚决反对权力主宰科学、文学和艺术。不用多说，其中应当包括反对加之意识形态的迫害，那么同时是否也不会承认权力对其思想的褒奖呢？

没有思想，那是行尸走肉。有了思想才是真正的人。思想是自由的，但其产生与行世每每阻碍重重，新思想的创造，是呕心沥血的智慧结晶，是文明的推手与标志。一切扼杀、摧残、封锁思想的做法与规定，都是与文明格格不入的野蛮兽行，即使得逞一时，但肯定会遭到历史的唾弃。

九

瑞士的教育科研水平全球领先。自1901年至今，共获24个诺贝尔奖，人均最多。有人统计，在所有领域的诺奖中，有113人与瑞士有关联，其中苏黎世大学就有21人，足以让学子争往、国民用巨资打造的清华北大剖腹谢罪好几回了。据世界大学学术排名（2012年），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数学与自然科学领域居第8名，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在技术计算机科学领域为第18名。

卢梭也许不领瑞士教育的情，但另一位泰斗级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则是瑞士大学培养出来的，其母校就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爱因斯坦15岁放弃德国籍，17岁考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师范系数理科学习物理。由于他侧重于独立思考，并不以记忆知识为目的，所以毕业时的成绩在全班五名学生中排名第四，而倒数第一被留级的是其未婚妻米列娃。毕业后，他获得瑞士国籍。在伯尔尼瑞士专利局作技术员时，他仍然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开展喜爱的科研活动，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就科学与哲学问题组成学习讨论小组，他称这是“奥林匹亚学院”。在此期间，他还在苏黎世大学攻读博士。1905年获得学位。

1905年，被人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在这一年里，爱因斯坦26岁，还是毛头小伙，但科研成果却是按月的速度呈井喷状展示给世界的，令人目不暇接。我不懂那些高深莫测的理论物理问题，也不想重复人尽皆知的科研成就，只想指出1903至1905年间，他和妻儿就住在伯尔尼老城克拉姆街49号，一套一室一厅没有厨房、厕所的公寓里。想到著名的狭义相对论诞生于此，能不肃然起敬吗？

毫无疑问，爱因斯坦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否则便不会反对使用原子弹。做为曾经饱受欺凌迫害的犹太族群的一员，他本能地同情弱小。同样无需讳言，被欧洲文明氛围熏陶的爱因斯坦对东方民族印象不佳，我不想说有歧视之嫌，且算作对东方民族的失望吧。

1922年，获诺贝尔奖后，与妻子到远东和中东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旅游，写下一本日记，记录了他对香港、新加坡、中国、日本、印度、巴勒斯坦等地的印象。翻看这本日记，对中国人来说，不是轻松愉悦的阅读体验，时不时会感到针扎般的刺痛。先不要急于反驳，且看看是否事实。如果属实，那需要与文明比较一下，知道我们差在哪里。

在香港，爱因斯坦引用葡萄牙语教师的话：“没法儿培训中国人进行逻辑思考，他们特别没有数学天赋。”对此，大概他是赞同的。前一句不用辩解，现代学术界基本承认中国人自古习惯形象思维，与西方人比，对逻辑思维相对陌生。后一句可能多数人要嚷嚷，“我们有祖冲之、我们有华罗庚、陈景润！”找本世界科学文化史年表，自近代开始，从三次方程式的解法、对数表、几何、微积分、概率论、群论到函数，哪一项是中国人开创的？自宋以来，有没有集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大师？也许葡萄牙人没资格评论，但物理学家兼哲学家的爱因斯坦一开口我们不能不给予充分尊重。

爱因斯坦认为当时中国的女性毫无魅力，不解中国男人怎么会着迷，而且生了那么多孩子。我想老照片会证明，毋庸多言。不过他可能想不到，今天的中国女子变化之大，刮两回眼睛怕是不够用的。

在上海，街上“挤满了行人”“空气中永远弥漫着各种恶臭”。我们从小久居鲍鱼之肆，很多时候闻不到，不觉其臭。而欧洲人，很难不敏感，更难忍受。爱因斯坦感叹“就连那些沦落到像马一样工作的人，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痛苦。特别像畜群的民族”，“他们往往更像机器人，而不像人”。（无语）

在中国各地，他看到的尽是“勤劳、肮脏、迟钝的人”。卫生的习惯，国人至今也没有完全自觉建立起来。别说国内，在美国看到头发凌乱，飘散薰人溢脂味道的亚洲男人，十有八九都是同胞。

“中国人吃饭时不坐在长凳上，而是像欧洲人在茂密的树林里大小便时那样蹲着。一切都安静肃穆，连孩子也无精打采，看起来很迟钝。”我要忍不住说：大师真够损的！但又不得不承认，这是北方陕甘晋鲁豫一带的标准姿势。爱先生几次说到的“迟钝”，那时的国内知识人也有同感，比如鲁迅。大多数国人至今也是精于私事，钝于国事（当然，这是统治者希望的状态）。

爱因斯坦有一种不祥预感：“如果中国人取代所有其他种族，那就太遗憾了。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光是这样想想，就觉得特别沮丧。”由此再看当今欧美对中国的态度，大概会多少理解成见是如何形成的。

爱氏并非对所有亚洲人抱有负面看法，他对日本则评价很高：“日本人朴实、得体，总的来说很有吸引力”。“这里的人有着其他地方的人所没有的纯净灵魂，这个国家值得喜爱和钦佩。”别说现在许多到过日本的中国人也会觉得这个国家文明程度明显高于中国，就是甲午惨败后，怀着民族仇恨来到日本求学的前辈们，也都是一下轮船便从心理上认输了。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足球赛事后，日本球迷自动打扫座位附近的垃圾，给全球人留下深刻印象。中国人呢？

文明，不是吹嘘文化成就便可以建立的，也不是靠自上而下灌输能达到的。还是孔夫子老人家说的：“克己复礼”，切中要害。当然，这个“礼”不是旧有的“君君、臣臣”等级制的礼，而是在民主自由和平的条件下形成的符合现代文明的规矩和习惯。当大多数国人（首先是统治者）都能自觉地习惯地遵循礼规，才能让世界看到一个优雅、大方、得体、热情的中国形象。那时，恐怕正直的人都会真心尊重中国与中国人。

我喜欢瑞士，希望未来中国的山水天空出现瑞士的投影，真正用文明撑起中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