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的童年（14）: 外公之死

外公的命运要从1949年11月重庆“天翻地覆”开始说起。在这以前，外公担任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的襄理。银行被接管后，来了一位知识分子出身、通情达理的“军代表”。外公向他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即抗战期间，被派到国民党的“中央训练团”受训，这是当时所有国家机关中层干部都要接受的。“中训团”结业时，集体加入国民党。后来回到银行后，没有再去参加活动，就此脱离了关系。“军代表”说，抗战国共合作期间加入国民党只算“历史问题”，不是“历史反革命”。

 

外公作为重庆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被留用，但却降职降薪，可是外公并没有怨言。由于他有丰富的金融经验，又有著作，在重庆银行界很有名气，有好几家私人银行以高薪高位延聘外公。他却因为爱国，宁愿留在中国银行“为国家服务”，不为名利所动。然而，他在中行工作20年，自以为都是在为国效劳，对被说成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御用工具”感到困惑，但是这并不防碍他真心实意地拥抱新社会。后来中行总行调他去北京的国外局工作，外公因为英语好很快成为那里的业务骨干，尤其热心地培训年轻的员工。

 

但是外公“历史问题”的阴影，在“三反”中又使他蒙冤，为此总行不许他参加工会。1955年“五反”结束时，外公被告知，他的历史问题已查清楚，因为他早就作了交代，不是“历史反革命”。总行还给他作了“历史清楚”的结论，准许参加工会，外公这才放下思想包袱。

 

可是好景不长，在1957年反右前的“大鸣大放”时期，由于外公的书法好，单位的年轻人给领导提意见时，常请以助人为乐的外公帮着抄写大字报。除此之外，外公也只是对于“三反”蒙冤略有微词，提到了在“三反”冤案中自杀的妹夫。“反右”开始后，外公并没有受到批判，只是被指为“思想走火”。在1958年反右“补课”（反右扩大化）时，外公被划为右派。因为他年纪大，没有被送去劳改，给他的处分是“开除公职，自谋出路”。他给母亲的信中说：“在中国银行服务28年，如今被一脚踢出，心中无限酸楚”。母亲回信表示，他只需在家休息，做点自己喜欢的事，经济上我父母完全可以支持他。外公国学根底深厚，除了对昆曲感兴趣之外，还爱好文史，文采极佳，一直打算在退休后研究文史。但外公坚持要到街道劳动，接受群众的监督，以求摘掉“右派”的帽子。

 

外公就这样在街道干起了废品回收的工作。然而，外公政治思想单纯，真认为自己有罪，在人面前抬不起头，终日闷闷不乐，寡言少语。母亲说外公原本是很风趣幽默的，但我见到他时他已划右，看不到他风趣的一面了[1]。外公日思月想的就是“摘帽”。为了“赎罪”，在小区停止废品收购、只安排他扫街后，他竟然觉得对自己的“惩罚”不够，每天义务地提着水桶，给小区每个单元擦大门。后来居委会和民警看他自己擦单元大门，意识到他“摘帽”心切，主动做了给他“摘帽”的决定，但报到区委却如石沉大海；居委会催问了三次都没有得到答复。外婆到区委上访，得到的回答是，中央没有对街道“右派”的政策，没法处理。

 

1965年有传言，“四清”运动后会对“五类分子”进行甄别，表现好的给予“摘帽”。外公听到后稍展愁容，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想不到等来的却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了，红卫兵“横扫一切”的风暴来势凶猛，令已经背着沉重思想负担的外公惊恐万状。红卫兵规定“黑五类”必须在衣服上缝个布条标明身份（与纳粹时期让犹太人衣服上缝上“大卫之星”的黄布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缝上布条随时都会挨打，而不缝布条，被查出来则会被整得更厉害。外公每天都要出去扫街倒垃圾，如何是好？后来还是外婆想出一个主意，即把布条缝在外衣上，外公不穿外衣，而是把外衣搭在手推车上，遮住布条，这样可免于挨打；万一被查出来，又没有违反规定。

 

后来局势的发展，更让人胆战心惊。如洪水猛兽的红卫兵天天对“黑五类”发“最后通牒”，要“‘黑五类’全家滚出北京，回原籍劳动”。风声越来越紧，让外公惊惧不已，特别是担心连累外婆。外公问母亲，这样下去前途如何？母亲当时也心慌了，拿不出办法，只说再看看吧。外婆悄悄地去问民警：“老家已没人了怎么办？”民警又去问了附近中学的红卫兵，红卫兵说“那就要驱逐到北京郊区劳动改造”。外婆和母亲十分担忧，外公已经64岁了，还有脑血管硬化病，如何承受得了？

 

终于有一天，永安西里小区有个人被揪斗，还有一妇女自杀，外公感到大火已烧到家门口了！他整天眉头紧锁，神情凄惶，沉默不语，开始检查自己写的诗文，挑出一些撕碎烧毁，还说老看到他妹夫（在“三反” 冤案中自杀）的影子。也许他悄悄地给自己找到了“出路”，一条不归之路！

 

1966年8月25日下午，母亲单位领导对她说：“你家出事了，你父亲自杀，快回家吧！”母亲急忙赶到永安里外公外婆的家，只见外公已僵卧在床上，外婆披头散发，反复地说：“他死了！他死了！”民警、居委会干部和邻居都在，还有很多看热闹的人。民警说“时间不早了，明天再与火葬场联系，今晚你们就守着他吧”。母亲先赶回西城的家里安顿好我和哥哥的晚饭，又吩咐我们自己睡觉，然后赶回永安里。

 

待外人散尽，外婆告诉母亲，当天下午两点多，居委会召集居民开会，外公说他不敢去，让外婆一人去，就趁家中无人时自缢身亡！晚上母亲和外婆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给外公擦洗换衣。之后外婆给外公磕了三个头，母亲三鞠躬，算是送别了外公。

 

次日一早，民警找来了火葬场的人。他们拿来一副担架，态度如狼似虎，丝毫不尊重死者，更不顾及家属的感情，粗暴地将外公往担架上扔。这时外婆突然大喊：“鞋子，鞋子！”原来她们昨夜找出了一双新鞋，还未来得及给外公换上。火葬场的人却说：“这种人，还换什么鞋？”还说外公是“畏罪自杀”。母亲忍受着屈辱和悲痛，问怎样领取骨灰，他们说：

 

“这种人，还取什么骨灰！知道吗，也不许悼念。”

 

外婆和母亲跟着他们到了楼外，看着他们粗鲁地将外公装进火葬场的卡车。这时卡车四周已经围满了小区居民，大家默默地看着卡车绝尘而去。

 

外婆不能再住在永安里了，感情上受不了，最害怕的还是红卫兵来冲击，母亲让外婆搬到我们在西城区的家。外婆只整理出一些简单的物品，装在一个皮包里，走时外婆请民警检查皮包，民警挥挥手表示不必了，又说他会把外公外婆的家封上。因为害怕连累我们，外婆有意没有留下我们在西城的地址。母女俩就这样带着满腔的悲愤，离开了永安里。走进我们四合院的大门时，还要强装着笑脸[1]。最没想到的是，外公外婆的家也从此消失。

 

大约一个多月后，外婆悄悄地回到旧居去查看，并坚持不让母亲陪同。她回来时只拿着一个报纸包，里面是一双外公的旧棉鞋。原来，在母亲和外婆离开后，还没等民警报告，红卫兵已闻讯赶来，把家里查抄一空，连锅碗瓢盆都没剩下，只丢下这双旧棉鞋。外婆外公历经战乱、搬迁苦心地保存下来的家书、照片、文物、字画、和昆曲折子，都没有了踪影。

 

长期以来，外公之死是我们心中的难以愈合的伤，一碰就疼，就流血。文革期间，虽然大人不说，我还是从各方面得知了一些细节。每当想起，就禁不住流泪，“外公老实忠厚，没招谁也没惹谁，怎么会落得只有死路一条？”童年时，我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的眼泪，就抱着个镜子研究眼睛，想弄明白眼泪是从哪里流出来的、怎样阻止流泪。我发现每只眼睛的下眼脸靠近鼻子处都有个小孔。我天真地以为，把小孔堵住，眼泪就没有了。这当然是徒劳的，因为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见过外公的亲友们，也说这是他们心中难以愈合的伤。一位亲戚是这样写的：“五姨公（即我外公）是在8月25日绝命的，那正是红色恐怖肆虐的高峰时期。像五姨公那样纯美的心灵，如何能经得起这般凌辱？为了尊严他选择了弃命。记得我妈妈告诉我这一消息时的惊恐，也记得她告诉我红卫兵旋即抄光了他们的家。我无法想也不敢想这惨剧，只不断地忆起吹长箫的他，和坐在小凳上面前放着废品的他。”

 

1979年，母亲和外婆给外公写了申诉材料，中国银行总行派一位干部来到家里，为外公改正。当他得知外公辞世时的情形和其后舅舅的遭遇时，这位年轻人为我们这素不相识的一家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这时，我们才得知，为了凑5%的右派“指标”，外公是按“历史反革命”被划右的，就是早已作了结论的“历史问题”。几年后，外婆到永安里办事，遇到老邻居，得知街道上已为外公召开了平反大会，因为没有地址，没能找到亲属。后来北京文物局通知取抄家的文物，外婆前去找回了幸存的一小部分文物，包括《琅玕题名图》碎片[2]。在改正的同时，总行发给外公“安葬费”、“抚恤金”共 500多元；街道则陪偿了“抄家费”250元，算是对一条人命和一个受迫害家庭的经济补偿。

 

所有这些对于已逝去的外公来说，已经没有了意义。正如外婆所写：“可伤的是，人已物化，骨抛荒野，一切‘仁政’，斯人已不获身受矣！”

 

[1]：《混沌的童年》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