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的童年（9）:精神分裂

舅舅的高中和大学时代都是在1949年以后，属于“长在红旗下”的进步青年。党让向雷锋学习，舅舅就默默无闻地当好人、做好事。大学毕业后，他自愿去艰苦的地方，先被分配到东北，后来又响应“支援内地”的号召，来到举目无亲的安徽省。

 

舅舅单纯得通体透明，对人的险恶毫无防范意识。文革前，他靠努力工作、诚心待人立足社会。可是在一群羊中，突然一些羊变异成了狼，还有一些原本就是披着羊皮的狼们去掉了伪装，一个从未见过狼的羔羊，唯一的命运就是任狼撕咬。

 

文革开始后，坏消息接二连三地从安徽传来。舅舅奉命布置会场，一不留神，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标语，贴在了毛的画像附近。又在奉命写标语时，“毛泽东”的“东”字没写出头，“万岁”的“万”字带了个大钩。在那个捕风捉影的年代，这就象现在给人家找到不劳而获、大发横财的机会一样。于是，舅舅的“反动纲领”出笼了：“要扫除毛主席”，“毛主席是害人虫”， “杀毛泽东的头”, “毛主席五岁，而不是万岁”，……。就这样，一心努力当“活雷锋”的舅舅，雷锋没当上，反而轻而易举地当上了“现行反革命”。

 

外婆和母亲赶紧拿出舅舅以前的所有来信，从中找出有“东” 字和“万”字的，寄给他当技术员的工厂，证明这是他一贯的写法，而不是在写“反动标语”。但是，外婆和母亲尽其所能，还是无法澄清“害人虫”的“问题”。

 

祸不单行！舅妈家又出事了，舅妈的哥哥自杀，她自己被隔离审查。她哥哥单位的专案组找到舅舅，逼迫他交代。可是，舅舅对舅妈家以前的事一无所知，专案组就说他不老实，对他不依不饶。或许能交代出一点点，专案组也会放他一马，但是舅舅没有那样干。他用单纯的心灵，抵挡着人间的丑恶。魔鬼造了上帝的反，舅舅的精神，象殉道者一样地倒下。

 

外婆即盼望、又害怕舅舅的来信。每当安徽来信，外婆总是战战兢兢地将信打开。到1969年初，舅舅的来信越发语无伦次。正当母亲和外婆感到奇怪时，外婆收到了一封陌生笔迹的信。信来自一个自称照顾舅舅的朱姓邻居，通篇只有一个意思：“你的儿子疯了！”

 

六十多岁的外婆马上收拾行装，去安徽照顾她唯一的儿子。不久，外婆来信说，舅舅不认识她了，舅舅的家也惨不忍睹，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没了。与此同时，舅舅也来了一封信，声称外婆是“苏修特务”，来安徽监视他。

 

外婆又来信说，舅舅不承认自己有病，不肯去医治。她只好再三恳求舅舅的工厂，出面送舅舅去精神病院治疗。舅舅被整怕了，领导一句话，他便乖乖地进了医院。医生的诊断是“精神分裂症”。送走舅舅，外婆象在灾难后的废墟上一样，收拾残破物品，重建舅舅的家。后来外婆逐渐得知，那个朱姓邻居其实是个地头蛇，谁也不敢惹他。他借照顾舅舅为名，将舅舅洗劫一空，这才给我们写信“甩包袱”。

 

同年10月下旬，我也因母亲下放被送到外婆和舅舅这。那时舅舅已出院，在服药。可我感到，他的精神一半清醒，一半混沌。我们住在合肥市郊一个叫“三里庵”的地方，居民大都贫穷困苦。令我十分不解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什么有些人要歧视精神病人？！

 

那时还有个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总是遭到人们的取笑打骂。一群穿着破衣滥衫的孩子，以追打他为乐趣。这个精神病人据说也是大学毕业，能背诵很多诗词。只要不被打疼，他总是很高兴。看到他那完全超脱的神情，好像疯的不是他，倒是那些欺负他的人。我猜想，他的精神是完全错乱了，但是与舅舅胆战心惊地度日相比，他是多么开心啊！

 

舅舅每天诚惶诚恐地上班。下班后，他象个惊弓之鸟，把工厂里发生的每一件事，仔细地回想一遍。舅舅回想领导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个眼神，上至厂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军代表，下至车间主任、小组长……。他最怕、提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喜怒无常、满嘴粗话的车间主任。他疑神疑鬼地认为这些人的话、表情、动作和眼神，都是冲着他来的，又要整他了。舅舅就开始回想和检讨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他钻进牛角尖，不能自拔，就象契克夫笔下那个可怜的小公务员。

 

外婆很想帮舅舅。可是外婆毕竟不是受过训练的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学家，她老人家有时就会忘记舅舅是个病人，掉进舅舅构织的无底洞。有一次，外婆“掉”下去，我也跟着下去了。工厂的干部，通过舅舅这个棱镜折射过来，无一不是凶神恶煞的妖怪，张着血盆大口向舅舅扑来。这时的我们如临大敌，舅舅更是紧张到了极点！

 

无奈之下，外婆给母亲写信求救、商量对策。身在“五七干校”的母亲，不顾繁重的体力劳动带来的疲劳，立即给我们回信。她用逻辑推理分析什么是舅舅的想像，什么是事实。母亲告诫我们，如果与舅舅一同紧张，对他的病毫无益处，反而会加重。从此，我们试图将舅舅从他的牛角尖里拉出来。但是，高龄的外婆，为备受折磨的儿子而心焦，还是时不时地“掉” 进舅舅的无底洞。

 

那个熟悉的老是逗我玩的舅舅消失了，相反，我必须处处留心、不说任何刺激他的话，还要事事让着他。有一次，我想用下棋转移他的注意力，又怕他输了受刺激，就出点子帮他。谁知舅舅却认为我在害他，说我是个“狗头军师”。从此我们再也没有下过棋。

 

文革中很多人被逼疯，舅舅的悲剧只是冰山一角。很多人在文革后，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最终痊愈。文革后，舅舅的工厂也给他落实政策、恢复了名誉，可是舅舅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混沌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