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林毅夫: 利益集团决定了社会变革的方向?》
林先生倒是个诚实的人，直接点明政治家主导中国的经济改革，而且把政治家里的领袖作用放在首位。他是推崇的，而且这种方式也比较符合中国实情，是中国特色改革之路的中心关键。但是，正如利益集团决定改革方向的理论不完全适应中国国情一样，政治集团决定改革走向的理论也不会是世界普遍的社会规律。
中国改革之路极大的受到政治领袖个人，和一部分具有决定力的政治家群体的影响。现实也证明了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在中国无关于喜不喜欢，这是中国文化社会的一种传统，自秦或更早的商周以来，到上世纪初的戊戌变法，从来没有多大变化，除非是被剧烈的社会朝代更替所暂时打断。所以这种现象绝不是当代所特有，而且可以预计，将来的中国仍然会延续这种传统，即使引入西方所谓的民主理念，政经分离，以及多重权力制衡的理念，其实质内涵也不会有本质的变化。这也就是理想化的泛民主主义者无法接受，试图改变，又一再被现实碰撞的晕头转向的根源所在，其主要问题在于，这种以政治为主导的社会管制和变革导化模式，作为社会治理结构基础的民意民情传统观念，在整体上是认同并被自觉接受的，数千年来难以改变，除非发生某种不可逆转的，突发性历史性的断流事件，走到上世纪日本式政治革命之路，但这种可能性近乎于零。
对于这个事实的评价，有许多不同的观点。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对其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两方面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价值。其积极意义在于，这种以政治领袖和政治集团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及制度改革，便于集中社会资源，达成预期目标。有利于激进的、短期内迅速的达标，更有利于突破难点和困局。因为政治团体可以运用其绝对的权力，制定变革目的，也采取引导或强制的措施，驱使社会变革的走向。
而消极意义同样显著，第一，社会变革很难形成全面的革新，政治力量很难进行除了经济领域，社会治理方式等之外的政治理念和根本制度的变革。第二，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变革目标和路径的规划，与政治领袖个人，以及政治团体的意志关联度太大，变革的科学性，完整性，条理性，进程的稳定性，和结果受到较大的不确定性影响。
如果进一步深究，这种历史延续下来的社会管理模式，最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政治领袖的智慧，立场，和意志，以及政治团体的统一理想和实践精神。其中他们所持立场，即其理念和实践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是根本所在。过去被认为是阶级立场，现在表述为代表性问题。
这其实是显而易见的首要问题，并不代表作者有个人的倾向性，竭力回避这个问题的人才往往是特意隐藏倾向性和目地的，因为政治权力是可以而且是必然要选择代表社会中某些利益群体的，选择代表资本的利益，必然广开资本利益渠道，选择基层民众的立场，必定会制定民众利益最大化的制度。这不可能被绕开。
在此之上，公开的研究往往回避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政治集团内部，包括政治领袖与精英政治小团体，以及一般政治家群体之间的矛盾斗争，被扩大化而波及全社会，进而影响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变革的现象，这个在中国也是一种社会传统现象，有时候表现的相当强烈。
西方现代的经济理论，除了"主要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对发达国家经济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总结"（林教授原话）外，其另外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基于西方的哲学观，把经济发展和理论研究标准化，理想化，特别是独立于政治的特点，而这种研究的方法，经实践证明，是具有重大缺陷的，以至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断地被更新的学说更替，在实践中也是五花八门，修修补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经济政策比比皆是，有时为了促使某经济学说的实现，甚而采取政治的手段干预。许多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失去指导意义，即是有力的证据。
但是，林先生似乎对"主流学术界强调制度变革主要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决定了制度变革的方向。（林语）"这种观点持有相当大的异议。他认为"这种分析框架要么忽略了政治家的影响，要么隐含地认为政治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
我不能说，林先生单纯的可爱，但是，他否定政治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之观点，的确值得商榷。正如上面分析所说，任何政治家都不可能脱离利益关系，都是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表，毫无例外，否则，这个政治家因何而存在?任何超越个人和群体利益的政治家，在现在的地球上一个也不存在，只是代表多数还是少数，代表哪一阶层的利益的区别罢了。这种基本认识不需要隐含地认为。
西方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确是有意回避政治家的影响，但是其强调制度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各利益集团的博弈事实上决定了制度变革的方向，大体上没错。国际上如此，在中国更是如此。
我不能肯定林先生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把中国的政治家群体，独立于利益团体之外，或者他有充分的理由支持他的观点，但是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超越阶层或者说阶级利益的超级政治家。当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广大劳动大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这是写在党章里的，而广大人民群众就是一个基本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中国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也是中国的前途所在。这是从广义利益集团的含义所说。
即使从狭义的，特指的利益集团概念出发，当代中国的政治家群体中，被驱逐出政治舞台的，还有继续隐藏与既得利益集团勾结的大有人在，他们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博弈，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的走向，如果说还有其它因素，就只能是代表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利益的另一个利益集团。这三种利益集团代表的博弈，最终决定了中国的未来走向。
如果说在改革伊始，政治家并无与既得利益集团结合的条件，走入歧途的话，那么随着经济改革进程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固化，部分政治人物丧失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初心，与既得利益集团苟合，攫取社会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利益，影响社会制度变革是有目共睹的，这才有了本届政府的铁腕清腐治贪举措行动。
关于政治家，领袖对社会制度变革影响的研究课题，并非创新，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课题之一。如果连理论和眼界高度如林先生的，都认为是一种理论方法创新的话，那只能说明政治经济学科在中国被边缘化到微不足道的地位，而政治经济学恰恰是研究制定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出发点。不夸大的讲，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大多数严重困难，都是放弃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去制定制度、目标、路径而造成的。
附录原文如下:
作者：林毅夫
文章来源：爱思想
(该文是作者为《持久战新论》一书所作的序)
中国从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率则持续下滑，这种现象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国际上，有两种声音非常盛行，一是中国崩溃论，渲染中国经济将陷入长期衰退乃至崩溃；二是中国责任论，认为中国经济下行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和其他国家经济衰退。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往往难以经得起严谨的学术推敲，但其影响力却不容小觑，它们很容易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甚至影响到中国自身的政策选择。
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国际上一些官员和学者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储蓄和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导致不可持续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这种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国内关于投资和消费的学术讨论甚至政策选择。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可能产生类似的影响，赵昌文博士和朱鸿鸣博士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他们对各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讨论，这对于厘清事实，作出正确判断，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很有帮助。
我想主要针对书中所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奇迹增长的原因谈点看法。本书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后发优势和体制的可改革性。
对于任何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有赖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已经在世界最高水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能依赖于自主研发取得的发明，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新技术、新产业的来源。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的这种“后发优势”，让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比发达国家以更低的成本、更小的风险和更快的速度发展经济。
但是，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的潜力，发展的产业、采用的技术需要与各个发展阶段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适应，这样要素生产成本才能最低，也要有与产业和技术相适应的软的制度安排和硬的基础设施，这样交易费用才能最低，才能把比较优势变为这个国家的竞争优势。
有了竞争优势能够创造的剩余就会最多，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和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升级的速度也就会最快，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来加速经济的发展。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达国家不同，产业与技术的特性不一样，和其相适应的制度结构也会不同于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制度的优劣主要取决于能否与一国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所决定的产业、技术的特性相适应，也就是说，后发优势是客观存在的，是外生给定的变量，而最适制度内生于该国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由于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最适制度也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体制可改革性是一国制度可以向最适制度调整的必要前提。当制度偏离最适制度时，需要进行改革以推动制度变迁。本书认为，制度变迁是否能实现主要取决于体制可改革性的强弱。这又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改革阻力和改革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改革阻力中，利益集团是关键。在改革动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则是政治家——政治领域企业家或一切愿意并真正推动制度创新的政治人物。政治家是一个群体，有领袖型政治家和一般政治家之分，两者的共同作用推动着制度创新。领袖型政治家在政治领域享有很高的权威，既有改革意愿，更有改革智慧，对改革方向和改革进程具有关键影响力。
他们开启改革空间，为一般政治家的创新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及政治可行性；他们对一般政治家已经进行的创新予以肯定或追认，赋予其合法性并进行推广复制；他们建立创新的正向激励机制，推动一般政治家“不待扬鞭自奋蹄”。这种分析框架与国际主流观点有显著区别。
主流学术界强调制度变革主要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决定了制度变革的方向。这种分析框架要么忽略了政治家的影响，要么隐含地认为政治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
但是，这种逻辑很难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参加革命很多不是简单地为了个人或其家庭所属集团的利益，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改革开放政策也不是为了有利于现有的农业和工业利益集团而产生，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实现工业化而推动的进口替代战略由地主阶层推动，却损害了土地集团的利益。政治家是可能超越狭隘的个人和集团的利益，能够通过个人努力推动国家和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但是，要有效推动改革，政治家需要有意愿、有威望、有智慧。
首先，政治家必须有意愿进行变革，使得制度不断地趋近于最适制度结构。其次，改革必然触及既得利益，政治家必须有足够的威望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造成的改革阻力。最后，政治家需要有智慧选择正确的改革方向和策略，前苏联、东欧和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进行了剧烈的制度变革，但它们的改革主要基于华盛顿共识，制度变革的失败给这些国家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由此可见，体制可改革性并不能保证制度会向最适制度趋近，政治家的意愿、威望和智慧对制度变革的成败至关重要。
制度改革要进入良性循环，就必须在改革过程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任何国家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地理、自然条件和发展阶段，其最适制度结构也各不相同，不存在普适于所有国家的最优制度。比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前苏联模仿这个制度却以失败告终，同样的制度在两个国家的影响却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同样的道理，理论研究也应该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能盲从任何理论，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其前提条件。现代经济学理论主要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对发达国家经济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总结，但是，由于发展阶段不同、条件有异，这些理论往往不能简单地套用到发展中国家。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来看，根据西方主流理论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绩效都不尽如人意。比如，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根据主流的结构主义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和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又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推动经济改革，基本都以失败告终。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扎根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总结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成败的经验认识当前问题，给未来的发展提供参考。赵昌文博士和朱鸿鸣博士这本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我也希望能与学界同仁一起共同推动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