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与官员选拔机制

18界5中全会关于人大校长陈雨露的央行副行长任命，无疑是学而优则仕的又一典型范例。阅查他的成长简历，直至日前他一直在学校，从学、留校、任教师、教授，然后在学校步入行政管理。也就是说从他7岁入学到日前被委以重任的43年里，几乎没有从事过任何社会工作，和职务，更没有从事过类似银行工作的的实践经历。如果一定要与目前职务找到相关联的经理，恐怕也就是在几所著名大学从事过行政工作。毫无疑问，陈先生曾经是好学生，中学入党，是当代中国著名金融专家，著作颇丰，也是全国知名大学校长之一，而且难得的是他没有留洋学历，基本是国产专家。这奠定了他光明的仕途，也被社会各界赋予高度期望。祝贺他。 这里其实要探讨的是基于陈的升迁模式，所折射的几个主要现象，与陈先生本人无太大关系。事实上，任何见到这种升迁方式，都会自然冒出‘’学而优则仕‘’的念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论语》中，孔子对于仕者和学者的期望，但肯定不是定义这种理念：学为了成为仕，先做仕然后也可以去学，更不是推崇这种理念。但是由于先代社会条件限制，能求学而又能成就者，少之又少。因此，功成者少不得被国所举用，就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现象，另一部分则不愿或不被荐用，形成学者大士或隐士，狂士。由此可见，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封建社会时代，由于社会的不平等基础形成的特殊选拔人才体制，通常被称为科举制，带有明显的脱离大众社会，偏重纸黄的教条主义倾向。引导社会价值走向越来越狭窄，单一，为仕途而学，为光宗耀祖，青史留名而学几乎成为求学者的信仰。籍由学而直接出仕，显然大多数诗书饱腹，而独缺接地气，是而一旦走入官场，就如进入一座新的学校，习学之心油然而生而无定力，大多数即认为功成名就而随波逐流，渐渐泯灭个性和抱负，官场千人一面是为常态。是以封建官场新晋官员必投靠达官贵族，皇亲国戚，恩师门徒之风绵延不绝，在利益冲突时帮派经纬分明，久之官宦之氣必成，内斗内耗，互相倾轧即成官场常态，无人无时可免，这就是数千年封建社会只是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而社会包括科学无明显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障碍社会的进步和变革的原因之一，因为从学而仕，缺乏了一个结合实践的‘’鉴学‘’过程。而这正是成就社会事业的基本条件，所以中国封建史，留给我们的就是追逐金榜题名及随之而来的名利和荣耀，除了历代王朝开疆拓土初创时期进取精神之外。 仕而优则学，更是是极少数人的机遇或天生拥有的祖荫使然。两者如起于平民的雄杰，及坦途铺就的官宦子弟。无论如何，两者诸众，最终能以芸芸众生为念，不惜身命的鲜有所闻，难怪一般民众无路可走时，总是期盼明镜高悬的青天大老爷出现。学而优则仕，是优选人才的方法之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除了裙带关系之外，还真的没有更多更好的摘才之道。在中共执政60多年，实行改革开放30年的现在，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也没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尤其在政府系统整肃贪腐的当下。所以，中国政府出台了选拔后备官员人才的办法， 2014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其中提到：“注重从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培养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并指出，“在领导班子知识专业经历结构方面，重视充实熟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工作的干部。”自此之后，高校党政领导干部“入仕”一时成为高频词。2015年1月，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出任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2015年1月，中科大校长侯建国履新科技技术部副部长；2015年2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调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以上摘自网络）??建国后，中国第一代执政者试图改变这种历史惯例，试图从理论上批判，到实践中提拔各行业一线人员的方法，探索并确立一种代表人民利益的官员生成系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无形成成熟的体系，甚至出现了文革时期的工农兵至上，官员及知识分子靠边站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现象。及至改革开放，并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之后，被称为老九的学界重新受到尊崇。引起巨大争议的是教育体制改革，充分利用国民内心深处的崇学（不是崇文）情结，并把教育完全商品化，产业化了。由此全民 办教育，投资教育，使中学毕业生升大学率蹿至惊人的90%以上（官方公布为75%），在各行业中率先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而按照中国官方定义的‘’专家‘’，‘’学者‘’（即博士学位以上及高级职称人群被定义为专家学者），则在中国已经近500万！这令人振奋而惊讶的数字，把中国的人口质素提高到世界前列。为了培养专家学者，有些百年老校，居然能够创设本硕博留学一条龙连读课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灵魂工程，竟然可以做成方便面生产线一样的流水系统，实为举世罕见的的奇迹。在各种创新教育的推动下，中国以领先世界的巨大优势，完成了全民从普及基础教育到普及高等教育的伟大历程。我想，如果儒家至圣孔老夫子能看到现在，他是该为自己的‘’有教无类‘’骄傲呢还是惭愧，但一脸羡慕是肯定的，因为他肯定没想到把他的教育事业产业化，在2千多年前就可以普及古代高等教育，仪礼信仁智，风流冠绝天下。 陈雨露先生正是完整地经历了这样的教育腾飞阶段，并且之后二十多年来致力于这个伟大事业的发展，并崭露头角，以其锐意改革高校工作，并以其精湛的专业学识赢得了中央政府的信赖，得以出任央行副掌门。虽然我相信陈先生的学识和卓越能力，但是希望缺乏社会实践的他，不要把央行当做学校来运运作，一个是营造传授理论之所，而另一个则是动辄关系到国运民运，亿万万人的饭碗的钱掌柜营生，其差不可为不大。中国历来不缺乏理论者和纸上谈兵者。缺乏的是敢于担当，具有真才实学的实干家。我们可以期待陈雨露成为后者么？如果是，则5年之后中国可能会出一个本土学派的金融家，央行掌门人。当然有不同意见的人士则指出以陈为代表的出自于高校的新生代高官，缺乏实践经验，是典型的技术官僚，也有人列出在他任校长期间有6名师生跳楼自杀，其中包括一名哈佛博士的系主任。我所亲眼见到的最常见的入仕蹿升模式，是上学-通过关系给高层做秘书-各种方式镀金-火箭式提拔。本科刚毕业就参加国务院部委政策文件起草工作，不知道有多少纸上来的，有多少自己思想沉淀积累，有多少来自实践检验的。由此可知，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政策和实际脱离，造成越积越多的深层改革障碍的由来。那么到底哪一种选才方法好呢？其实很难说。有没有其它方式呢？当然有了，比如国际上的发达民主大国，各有一套特色的选才模式，即使在中国特色状态下，仍然有更好的方式，只是如前文所说，延续不断的官僚传统，不太可能接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