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娅为什么离开了投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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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的室友米娅是个聪明能干、雄心勃勃的女孩。米娅上大学时就知道自己想去投资银行。她心无旁骛地朝这个目标努力,果真得到了在顶尖投资银行实习的机会。实习结束时,公司给了她正式工作的聘书,毕业后,米娅意气风发地开始了新工作。
女儿、米娅和她们的另一个室友辛迪都在金融界工作,但米娅是她们当中最努力的。女儿跟我讲过很多米娅玩命工作的故事,我自己也亲眼目睹过一次。有一年,我们和女儿一起到亲戚家过感恩节。节后的星期天,我们陪女儿回纽约,准备顺便在纽约玩几天。晚上送女儿回公寓时,米娅的房门管得紧紧的,里头传来米娅说话的声音。女儿告诉我们,米娅在开电话会议。
今年夏天,三个室友都大学毕业两周年,也都不约而同换了工作。我问女儿米娅是否还做投资银行,女儿说不做了,太累,她不喜欢,她将到某家公司做产品经理,“但杰夫换到了一家私募基金,”女儿说。杰夫是米娅的男朋友,也是女儿的大学同学,本来和米娅在同一家投行工作。
“私募基金跟投资银行比怎么样?”
“他做的事情还是差不多,只是钱更多了。”停了停,女儿又说,“女生大学毕业时,找的工作就跟男生有差距,现在差距又越来越大。你看,米娅以前和杰夫挣钱差不多,以后就不一样了。”
“你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问女儿。“杰夫在投行不觉得辛苦吗?”
“我也不清楚,米娅这半年经常累到一个人躲在厕所哭,她这个人就是太认真。但杰夫很懒,估计也就不觉得压力那么大吧。”
“其他女生呢?她们的职业发展如何?”
“肯定不如男生啊。你看我自己,换工作的时候,他们问我要多少薪水,我不好意思说太高的数字,现在都后悔呢!辛迪每天都想离开金融界。她说她真心喜爱的是艺术,不是跟钱打交道。她想有一天去拍卖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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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看来性别差异这个我们这一代职业女性经历过的问题,还要继续困扰女儿这一代。近几十年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女性的职场地位都有很大提高。一些过去女性无法涉足的行业对女性敞开了大门,各行各业的领导层都开始出现女性的身影,同样岗位的女性和男性的薪酬差别也正在缩小:但女性和男性在职场的地位,仍然有巨大差距。
这种现象当然有它的原因。世界上从来不缺歧视和偏见,有的基于肤色,有的基于宗教,有的国家时兴种姓制度,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不管在什么地方,哪个时代,大多数人类社会都是父权社会,对男性的重视程度都高于女性,也就是说都存在性别歧视。
既然性别歧视跨越种族、地理、文化、时代,这个现象应该不是偶然,或许跟女性和男性的生理差别有关。这些差别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肌肉力量的差别,也就是说女性没有男性体力强壮; 第二个是性格的差别,也就是说男性因为睾丸酮的原因,更加雄心勃勃有侵略性; 第三个则是女性有子宫,要怀胎十月,养儿育女,在此期间要依赖男性提供食物,因此或许进化出心甘情愿地做顺从的看护者的生存策略。
但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Noah Harari)在《人类简史》(Sapiens: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中对这三种理论都进行了驳斥。对“肌肉理论”,他的主要论点是,女性在历史上被排除在外的,大都是与体力劳动无关的工作,比如祭司、律师、政客,并非下田劳作、做手工艺品、家庭琐事等体力劳动。在人类社会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他的体力没有直接关系,比如通常是六十多岁的人领导二十多岁的人,阿拉巴马州典型的种植园主可以在几秒钟内被任何种植棉田的奴隶摔倒在地。事实上社会地位常常和体力成反比:在大多数社会中,都是下层阶级在从事体力劳动。
对“睾丸酮理论”,赫拉利的驳斥也类似。他指出,对人类激素水平和认知系统的研究证实了男性确实更有暴力倾向,因此平均而言男性确实更适合当兵,但这并不表明女性不能当将军来指挥他们,就像种植棉田的奴隶都是黑人,并不表明种植园主不能是白人一样。中国就素有让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来领导军队的传统。打仗不是在酒吧打架,而是需要组织、合作、绥靖的复杂项目。女性常常被认为比男性更善于操纵和安抚,更具有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的能力,明明适合将军的位置。
赫拉利对“子宫理论”同样不以为然。在许多动物如大象和倭黑猩猩群体中,依赖性的雌性和竞争性的雄性的动态平衡反而导致了母系社会。女性需要外部帮助,因此发展了社交技能,构建了全女性社交网络;而男性则将时间花在战斗和竞争上,社交技巧和社会关系的发展滞后,很快遭遇玻璃天花板,长期处于被女性领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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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利在一一驳斥三种解释性别歧视的理论后,弃甲投降,表示自己无法对性别歧视现象做出解释。但我认为,一种理论有缺陷,并不表明这种理论完全错误,仅仅表明它不完全正确,也就是说不能100%地对现象做出解释。所有试图对特别复杂的问题做出解释的理论都是如此。以著书立说、青史留名为目的的人,可能会坚持某一套理论的唯一正确性;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人,其实很容易看出只有包容所有理论,承认问题的复杂性,才是唯一出路。
对于性别歧视问题,我的猜测是,体力、激素水平、以及生育角色的不同,刚开始时仅仅给了男性微弱的优势。但不论是群体还是个人,都有维护和扩张自己利益的倾向。男性利用自己的优势,自觉或不自觉地打压女性,提升男性地位,制造男性优越的神话,导致两性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而两性之间越来越大的差别又更加导致了男性的自我膨胀。经过几千年的正反馈循环,终于有了后来男性不可一世的地位。
但历史的疑案我们暂时不去管他,对现代女性来说,要取得跟男性平等的地位,除了生理差别之外,一个更加巨大的障碍,是女性被压抑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
这种文化存在于社会环境中,也存在于女性的内心世界里。在外部环境方面,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女性没有受到赤裸裸的、系统化的歧视也不过几十年。美国女性1920年才可以投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大规模进入职场,1960年代才被允许申请哈佛商学院。即便今天没有哪个组织明文规定不许女性进入,但它们基本上都还是由男性把持,盛行男性如鱼得水的“兄弟文化”(bro culture)。女性不仅在这种文化中举步维艰,也缺乏可以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这种文化对女性内心世界的影响也微妙而深远。比如我初中有一次数学没考好,老师就宣布“女生果真一学几何成绩就下降”,几十年后的美国,美国女孩也经常听到“女孩数学能力比较差”一类的说法。万一被这样的观念洗了脑,在数学上遇到挑战,自然比较容易放弃。而“数学能力差”只是无数关于女性的刻板负面印象之一。女性要成功,需要挣脱无数类似的对自己的负面看法的束缚,可以想象比男性要难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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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改变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事实上在一个正反馈系统中,如果袖手旁观,顺其自然,必定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错误和偏差并不会奇迹般地得到修正,贫富悬殊如此,性别歧视也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有意识地纠正性别歧视完全有必要。
现在有人抱怨说,有些公司为了增加女性员工,在招聘时降低了标准。对没有亲眼见识的人家公司的事情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财富500强的高科技公司度过,公司里女性员工固然少,但基本上都很优秀,一点不比男性逊色。而且大概因为人少的缘故,平均水平似乎还高一些,不像男性员工中总有那么几个在浑水摸鱼,滥竽充数。
但正因为文化不会突然改变,我也必须做好思想准备,看到我的一些经历在女儿身上重复。像我一样,女儿的工作环境中也只会有少量女生,她的老板、老板的老板、老板的老板的老板,也都是男性;和男同事一起出差时,她可能会被自动假设为男同事的下属;如果有一天做技术报告时,男同事刚听两句就傲慢地打断她说,“I’m afraid things are not that simple!”(“事情恐怕不是这么简单!”)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我们会继续看到新一代的年轻女性,在向老板要求提职加薪时不如男同事那么理直气壮;我们也会看到她们在高压力的、男性为主的、充满雄性激素的职场环境中,不如男同事那么轻松愉快。米娅或许有她的性格缺陷,杰夫或许有他的优点,但或许正是敏锐地捕捉到了环境中无处不在的某种信号,米娅才觉得自己必须特别勤奋,而杰夫才能自如地行使自己的“懒惰”。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过度的勤奋让米娅疲惫不堪,“懒惰”却让杰夫在这个领域站稳脚跟,以后还能继续让他青云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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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女性和男性有差别,这一点是不须否认的。即使肌肉因素今天可以忽略不计,激素水平尤其是生育角色上的性别差异还将继续存在,所以也不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女性都要和男性做得一模一样,或者每个行业都有一样多的男性和女性,才算公正。
我自己也被人叫过“女强人”。小时候好强,越是身边的人喋喋不休地说女孩不行的事情,越要去做,而且确实比男生做得好,后来才发现自己的女权主义想法远远不够激进。
比如我虽然也经历了一些隐形歧视,知道女性要成功远比男性艰难,却也看到每一片云都有银边,每一枚硬币都有两面。一方面女性被认为事业心不够强,这种偏见妨碍了我们在职场的成功;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与男性相比我们面临着比较小的成功的压力。
男生即使喜欢艺术,也不能像辛迪一样考虑改行,因为去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拼杀,是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责任。女生如果不想干事业,可以退回家里,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当然男性如今也有这个选择,但女性做出这种选择时,自己的内心,以及社会和家庭,都更容易接受。
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女儿的处境也不是特别绝望。我一方面鼓励女儿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的心理障碍,努力克服它们,在事业上勇往直前;另一方面我也暗想,万一有一天她累了,想换一种活法,她也可以选择另一条路。
这个想法我不敢跟女儿说,怕她鄙视我。但说到底,一心追求事业的成功,只是众多活法中的一种。如果不是把挣钱的多少,而是把寿命的长短,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女性已经大获全胜。
当然在今天的社会里,更应该强调、更需要付出努力的,还是扩大女性在各个行业、各个层面的发展空间,营造让年轻一代女性自信、自强的文化。女权主义的目标是给女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和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我们的女儿们有跟儿子们一样的机会来走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这个理想状态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这一代人挣扎过,努力过。现在我喜忧参半地看到,女儿这一代人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