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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香港的第一份工作

到香港的第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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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底抵港後,一直令我惴惴不安的是怎樣找一份適合我的工作,一開始,母親有一位教會的朋友,大概五十幾歲,卻不幸中風偏癱,好在還可以行走,於是母親就叫我給她針灸。我在北京時,曾經在東城區一間小醫院學過大約一年多的針灸,加上從小在家中耳濡目染,對診斷以致治療都不生疏。於是,我便大著膽子給這位女士開始針灸,針了幾次之後,她竟說她的患肢有所改善了,令我喜出望外,證明我還是有能力在香港生存吧。

 大約4月中,一位親戚了解到我的情況,說他朋友相熟的一位註冊私家醫生,正在找一名“姑娘”。在香港,廣東話中的“姑娘”意即護士,而私家診所的“姑娘”一般不會是正式註冊護士,而是醫生助手,或是reception,負責為病人登記等事物。這位醫生診所已經有了三名“姑娘”,因醫生是北方人,講國語好過廣東話,而其病人大多也是北方人,所以他需要一名會講國語的“姑娘”。當年從大陸去香港的人不多,像我這樣說一口字正腔圓的北京話,更是不多見。於是,我被推薦去見工(interview)。

 那天我一個人從港島乘地下鐵到九龍尖沙咀去見工,醫生很忙,等最後一個病人看完,他騰出來一點時間,囑我坐在給病人坐的椅子上。醫生穿著白大褂,脖子上掛著聽筒,看起來就是北方人的樣子,黑紅臉膛,粗壯體態,卻不很高大。

開始發問:你剛從大陸來嗎?

答:對,剛從北京來。

問:是北京人嗎?

答:在北京長大,家裡是廣東人。

問:聽說你學過英文?

答:是的,不是在學校學的,算是自學吧,跟老師學的。

問:我給你看一些藥名,你看能不能讀下來?

答:這藥名一般是拉丁文,我沒學過,可能讀不下來。

問:這些藥名大部分是商業名稱,不是拉丁文,你試試看。

這醫生說一口國語,但聽的出來不是純正北京話,他遞給我一張印著藥名的單張,我拿過來,看著上面一個個的藥名,慢慢讀出來,也不知重音在哪兒,反正照讀即是。當年在北京學英文時,老師曾教過我讀音規則,即使從來沒有學過的單詞,一樣可以利用讀音規則讀出來。想不到,這讀音規則多年以後竟在這時候幫了我的忙。

 我讀完後,醫生站起身來,走到另個房間,拿了一份報紙回來,指著上面的一篇短訊叫我讀出來。那是香港英文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我開始讀那篇短訊,35年後的今天,我還記得那是關於在英國發現一份遺失多年莎士比亞手稿的新聞。醫生又問:莎士比亞是哪國人啊?

答:英國人啊。(心里納悶,怎麼還要問這樣的問題)

問:他不是蘇聯人嗎?

答:當然不是了。

醫生這時笑起來,說道,我以為你們在大陸只知道蘇聯呢。

原來,他已經跟我開起玩笑了。不過,我仍不清楚醫生是否接受我在這裡工作,便試探性地問,我是不是需要回家等消息,醫生馬上說,你5月1日來上班吧。

聽到這話,我才明白我被接受了,不過,5月1日不是勞動節嗎,你們不放假嗎?醫生笑起來:這裡是香港,我們五一不放假。

 就這樣,我抵達香港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便找到這份工作。雖然不是正式護士,但醫生要求工作時要穿護士服,我便去國貨公司買來一襲護士白衣----短袖,裙長至膝蓋,束腰,還要置一對白色護士鞋,厚膠底,走路沒聲音。診所其他三位“姑娘”也都是這樣的裝扮。每天十點鐘上班,上班前要換好護士裝。

 我的工作是負責前台登記,病人來了,先要問他們的姓名,然後找出相應的病歷檔案,按前後順序送到醫生的診室;沒有來看過病的病人,則為他們登記姓名年齡等資料。講國語的病人,與我溝通完全沒有問題,講廣東話的,我就頗費周章,因當時我的廣東話僅半桶水,尤其當他們講起姓氏名字,更是令我雲山霧罩。醫生倒是很寬容,他讓我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學廣東話,聽不懂的時候可以問其他“姑娘”。

 這工作我不到一個月便已熟悉了,廣東話也進步很多,跟醫生也慢慢熟起來。這醫生是河北人,中學是在北京讀的,還未畢業抗日戰爭已開始,於是他其餘的學業是在全國不同城市完成的,最後1949年去了香港,五十年代初在香港大學修讀了醫學院,作了醫生。所以,這醫生見了我這個小老鄉,總是想問我在北京的人和事。診所下午不忙的時候,醫生常常把我叫過去聊天,藉此了解北京當年的情況,同時也了解我的家庭和經歷。

 1981年,我在那診所工作一年後,醫生買進一台超聲波掃描儀(Ultrasonic Scanner),是德國製造,這在當年是很罕見的,特別是私人診所,據說買一部這樣的掃描儀的價錢,相當於當年香港的一個公寓了。幾天之後,醫生拿著一大堆資料交給我,那是這部掃描儀的英文說明書,讓我仔細研究如何使用這部機器,包括如何鍵入病人資料,如何進行掃描,如何觀察細部等等,並吩咐每天我可以早到一個小時,以便研究學習。

 我先把Manu(說明書)拿回去讀了一遍,幾天以後,我已大致知道如何使用這部掃描儀了,醫生非常高興。從此,凡是有病人需要掃描的,我便協助他在熒光屏上鍵入資料,需要印出掃描影像的,我就幫他print出來,醫生也常指著掃描影像告訴我所見到的異常病變等,我也覺得很有趣,畢竟這在當時是非常新的科技,以前從來沒有見過的。

 1981年9月,診所走進來一位先生,跟醫生很熟的樣子,坐下來就跟醫生聊起來,講一口廣東口音的國語,提到希望醫生幫他們寫稿。原來這位先生就是明報總編輯潘粵生,當年明報老闆是查良鏞(金庸)先生,醫生五十年代便跟查良鏞熟識,稱他小查。六十年代明報創辦後,潘便跟著查老闆幹,既寫稿又編輯,而醫生本人雖掛牌行醫,但亦喜文弄墨,常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所以潘跟醫生也是多年老友。這次潘特別來找醫生,希望他能開闢一專欄,寫有關醫學常識的稿子。話說到這裡,醫生突然指著我跟潘先生說:

 “你讓她寫吧,我太忙了,哪裡有空寫專欄呢。”

 

潘先生這才轉過頭看到我,醫生又介紹道:

 

“她剛從北京來不久,父母都是醫生,懂得不少醫學常識,叫她試試吧。”

 

“那也好,這個專欄350字,你先寫10篇給我好吧?”潘先生說道。

 於是,這個小專欄被命名為【白衣集】,1981年10月在明報副刊的右下角悄然登場,並起用筆名----石貝。說起來,此前我只是喜歡看書,文革時破四舊,把有點價值的書,不論中外,全部查封,我在北京跟當年的朋友們想方設法從各種渠道搜羅舊書,一旦找到,無論厚薄,每人只准傳閱24小時,我至今保留一個小本子,上面抄滿從書中摘出的佳句,以便書“走了”,我還可藉文中佳句回味一番,只是我從來沒有公開發表過任何文字,這在七十年代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怎麼也想不到,來到香港第二年竟會有這樣的機會,而這機會卻又絕對是我意料之外的。

 那時,每天上班前買份明報,打開副刊,看到自己幾天前寫在稿紙上的的文字變成鉛字,那份激動、興奮真是難以言喻。既然是【白衣集】,就要寫有關醫學和醫學常識的稿子,這對我倒也不是太難,從小聞著來蘇水,玩藥瓶子長大,聽的淨是醫院和病人的奇聞怪事,加上我的哥哥後來做了麻醉醫生,整天聽到的都是各種病例,當然還有醫生老闆也時常講起他遇到的奇難雜症,遂成就了這350字的專欄。

 不能不提的是,香港報紙用的是繁體字,我從小寫的都是簡體字,從寫專欄那時起,我就開始適應寫繁體字,而且還要豎寫,記得是用400字豎寫稿紙,連字帶標點符號,空出最後兩行,就是350字了。就是這樣一個小專欄,包括一個白衣集欄名,編輯還要求我分段,說如若無分段,讀者會覺得“沒有呼吸”、“憋氣”,我既是新移民又是新寫手,當然要聽人家的,所以,我盡量精簡文字,分出段落。說實在的,這小專欄很不容易寫,剛開個頭就要準備結束了,而且不准許如寫連載小說般地今天沒寫完,明天接著寫,老總要求每天的專欄要獨立成篇,還要言之有物,不可作無病呻吟狀。我就把這看作是一種training,日子有功,後來也慢慢有了些經驗,不再成為負擔,更可賺點稿費。

 另方面,診所工作已經駕輕就熟,醫生對我也十分滿意,但是一起工作的“姑娘”不高興了,主要因為以前醫生總是跟她們講廣東話,雖有口音,但她們畢竟能聽懂,我去了之後,醫生跟我講國語,她們聽不懂,隔閡就出現了。其實這在當年的香港是很常見的現象,曾經有親戚跟我說,“你怎麼連中文都不會講啊”,他們認為中文就是廣東話。不會講廣東話,或者講廣東話夾帶口音,便會受到歧視,這是我當初去香港時所遇到的困境之一,也是很多非粵語人移居香港之初的困境。雖然經常被人取笑,但我仍努力對其他“姑娘”持友好態度,伸手不打笑臉人嘛,只是儘管如此,收效並不大。特別是醫生叫我翻譯那部掃描儀的說明書,並協助他在掃描儀邊工作之後,那種憤憤不平、鄙夷不屑,簡直就寫在她們的臉上了,無論我怎麼討好也不行。

 任何事情都會有轉機,不久,我發現醫生診所不遠處有個琴行,有天午休的時候我走過去,那時我的廣東話已經進步得可以與人交談了,便跟琴行老闆打聽教琴事宜,老闆叫我彈彈看,一曲奏完,老闆便問我何時有空來教琴,從此,禮拜六下午和禮拜天全天,只要診所不開門,我就去琴行教琴,持續了一段時間後,我辭去診所工作,在家專心教琴和寫稿。本以為教琴和寫稿,可能就是我的全部香港生活了,豈知那之後還有意料不到的變化。欲知詳情,請看【我的老闆金庸】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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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石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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