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溪: 是谁夺走了美国人的数学能力?--美国百年数学战争演义(三)
[虾注：此系列文章引起广泛传播和讨论，在此致谢。
12. 九十年代中后期：决战加州
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加州公校系统对教材的选择直接关乎开发商和出版商的决策，进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它州的教材选择。对于教材出版商和相关产业链上的利益集团来说，得加州者得天下，加州是进步教育家及相关利益集团的最重要的战场。
1996年初，国家教育进步评测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NAEP)的结果公布了，加州4年级学生的成绩在参加评测的40个州中居倒数第二，仅排在密西西比的前面。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的23个分校中，新生入学数学测试的不及格率从1989年的23％逐年上升到1997和1998年的54％，大学不得不投入越来越多的财力物力人力为新生开设数学补救课程。1996年底开始，一项国际评测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的成绩陆续披露，美国3、4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和国际平均水平相近，12年级学生成绩在所有参加测试的国家中稳居底部。面对如此惨淡成绩，教育专家们纷纷发表评论，认为是各学区对NCTM标准所推荐的教学法执行不到位才导致学生测试成绩不佳。
九十年代中期，一场类似于数学领域的去内容化的花架子英语教学改革运动“whole language learning”失败了，公众对英语教改的批评延伸到对数学教改的批评。各地反抗NCTM标准的草根运动风起云涌，不断滑坡的学生测试成绩令政治家和教育官员们实在脸上无光，于是州政府下决心修订加州1992和1994数学标准，提振加州基础数学教育。
1995年，加州学区大总监（Superintendent of Schools）成立了由25名成员组成的数学工作组，负责推荐改进全州数学教育的方案。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数学教授Wayne Bishop不能认同该工作组无休止地讨论构建主义的教学方式，于是公开声明退出工作组。数学家Henry Alder在加州教委演讲时，建议对加州1992数学标准进行全面重写而不是修补，并提出重写标准的人员不能尽由那些参与先前标准制定的人员组成，而是应该听取多方面意见，让数学家参与其中。
1997年1月，一个通过政治程序任命、没有专业人士参与的“学术内容和成绩表现标准委员会”(Academic Content and Performance Standards Commission )被委派负责为加州撰写新的数学标准。新的加州标准必须在年底前通过方能生效，该委员会在法律所限的最后一分钟才向加州教委提交了标准草案，盘算着加州教委在剩下的短短时间里难以将之付诸讨论或修改，只能将之通过生效。
加州教委官员发现提交上来的草案零散杂乱且数学错误比比皆是，于是向斯坦福大学数学教授Gunnar Carlsson，Ralph Cohen，Steve Kerckhoff和James Milgram求助。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几位数学家重写了标准，纠正了原方案中的100多个数学错误，并在新标准中对教学方法保持中立立场，即教师们只要把各年级该学的数学内容教完，可以自由选择教学方法，包括进步教育家宣扬的种种方法如problem solving、 inquiry-based等。这份由数学家修订的加州数学标准于1997年12月被加州教委批准采用。1998年，Fordham基金会对来自4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加上日本的数学标准进行了独立评估，加州数学标准得分最高，甚至排在日本之上。加州伯克利大学数学教授Hung-Hsi Wu也对提交至加州教委的前后两份数学标准作了细致比较，同样发现前一份由教育专家们撰写的标准草案错误百出，而数学家同行们编制的标准严谨清晰。
眼看加州失守，教育专家们奋起反攻。1998年2月，NCTM在其新闻公告的封面文章写道：“加州的数学教育在去年12月遭受重创 -- 在商界、社区和教育领导者们的一片抗议声中，加州教委会一致通过了新的数学标准。该标准只强调基本技能，忽视创造性解决问题、程序式技能和批判性思考”。NCTM主席Gail Burrill措辞严厉地致信加州教委：“不应该用昨日的课程内容来教育今天的孩子以应对明天的挑战！中小学数学课程不应该缺乏远见，拘泥于有限的方法步骤的讲授却对现实的需要和技术的进步视而不见。加州的孩子们有权利得到更多！”NSF也严厉谴责加州背离了构建主义。NSF的教育与人力资源助理长官Luther Williams以公函致信加州教委，声称加州教委启用新的数学标准使得之前为提高解决问题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努力付诸东流，此举措是短视的，长期看必将危害加州孩子们的数学素养。
来自非数学界对加州新数学标准的谴责雪片一般飞来。国家教育和经济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NCEE)副主席Judy Codding在大会上宣称：“我决不让新加州标准进入教室 -- 我将为此而战！”。加州州立学区大总监Delaine Eastin 斥责斯坦福数学家们撰写的标准“愚笨”，是决意向死记硬背和轻视思考的回归，并抱怨新标准“居然不允许六年级之前的学生使用计算器”。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大学和加州社区大学系统的各校区的学术参议（Academic Senates）主席们也加入了这个反对新标准大合唱，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数学家，却发表了一个谴责新标准的联合声明，宣称“数学界的一致立场”是反对新标准，支持被否决掉的那份标准。
数学家们被逼无奈，于是加州各大学和学院的100多位数学家联名发表了一封支持新标准的公开信，签名者包括加州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几所分校及一些社区大学的数学系主任和数学教授，著名数学教师Jaime Escalante也在签名之列。
这封公开信里吐露了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要不要在一位数除法之外还教除数为两位数以上的竖式除法。后来两位数学家专门撰文，向教师们详细解释了数学中竖式除法的重要性。
谣言不攻自破。加州继续开发K-12年级数学教育框架，斯坦福数学家James Milgram和UC Berkeley数学家Hung-Hsi Wu参与了这份数学框架的许多章节的撰写。该框架于1998年12月被加州教委采纳。同时，加州成立了有数学家参与的教材评审与选用小组，评审各学区的候选数学教科书。
虽然加州教委公布了符合新标准的教材，来自各学区的抵制却相当顽强。学区领导们依然仰望来自NCTM、NSF、NCEE的指导意见。一个关注教育不平等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的主任Guillermo Mendieta甚至为了在洛杉矶联合学区推行NCTM标准的Integrated Math、MathLand等教材而威胁要绝食抗议，他的威胁得到了学区委员会主席Genethia Hayes的支持：“我将与我的同事们竭尽全力大声疾呼，绝不让这扇对非白人孩子的特别有意义的大门关上。我坚信认为这是一个关乎社会公正的问题 ”。在进步教育家们的负隅顽抗下，直至2001年，洛杉矶联合学区才放弃了声名狼藉的Mathland等NCTM标准的教材，启用加州教委公布的合格教材。
高标准的教科书在学生的数学学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加州采用1997标准之后的近十年里，各学区学生的数学成绩稳步提高，60％的学生在7、8年级开始学习代数，这样的进度保证他们能够在将来的11、12年级里学习高级数学课程。数学家Wayne Bishop等参与了这段时间某些学区的数学教材的选取工作，他开心地告诉笔者，在一些学区他们可以一票否决那些水货教材。麻省的2000年数学标准是由哈佛数学家Wilfried Schmid领头撰写的，到2005年该州学生在国际数学测试中的成绩已经靠近国际最高水平，仅仅排在新加坡等几个国家之后。明尼苏达州一直坚持自己的严格的州立标准，因而明州学生的国际统测的成绩一直有竞争力。
最近几年美国学生在国际数学奥赛上表现优异并连续两年夺冠，并非因为美国公校教育有了飞跃，而是得益于一个生机勃勃、正在迅速生长的校外数学教育生态系统，该系统由the Arts of Problem Solving, Russian School of Math以及其他许多小规模的线上或线下数学教辅机构所组成。这些校外数学机构和私立名校使用的都是国际一流数学教材。
13. 九十年代末：教育部亲燃战火，数学家众志成城
1998年1月，面对全国上下不断燃起的数学战争之火，美国教育部长Richard Riley 在两家数学协会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和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联合会议上致辞，希望各方平息战火。此时的Riley先生未曾料到，不到两年之内，由他领导的教育部亲自点燃了一把更大的火，将数学战争推向高潮。1999年10月，美国教育部宣布向全美15000个学区推荐以下10套“典范性（Exemplary）”或“很靠谱（Promising）”的数学教材：
“典范性”教材：Cognitive Tutor Algebra；College Preparatory Mathematics (CPM)；Connected Mathematics Program (CMP)；Core-Plus Mathematics Project；Interactive Mathematics Program (IMP)；
“很靠谱”教材：Everyday Mathematics；MathLand；Middle-school Mathematics through Applications Project (MMAP)；Number Pow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chool Mathematics Project (UCSMP)
几个月后，教育部又在这个清单上增加了两套符合NCTM标准的“很靠谱”教材：I Can Learn 和Growing With Mathematics。
这份教材推荐清单出自一个教育部任命的专家小组，其中有NSF助理会长 Luther Williams和NCTM前主席Jack Price。小组成员中的数学家 Manuel Berriozabal后来发表公开声明不支持这十套教材。这些教材大多是已经在全国各地频频引起众怒的空洞无物的教材。1999年11月18日，四位数学家David Klein、Richard Askey、James Milgram和Hung-Hsi Wu起草且220名数学家签名的“致美国教育部长Riley先生的公开信”（http://www.csun.edu/~vcmth00m/riley.html）以付费广告的形式登在华盛顿邮报上，签名者绝大多数是全美各大学的数学教授，还有一些物理系、计算机系教授，其中包括７名诺奖得主和菲尔兹奖得主，还有许多一流大学的数学系系主任，支付广告费用的是Packard Humanities Institute。公开信中写道：
……决定这份教材推荐清单的专家小组里没有正在从事数学研究的数学家，而主流数学家、科学家与推荐这份教材清单的专家们对数学教育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 例如专家组成员之一Steven Leinwand曾撰文说：“如今我们应该认识到，对于许多学生来说，真实的数学能力与熟练掌握多位数纸笔演算的方法，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事实上，今天我们应该承认，继续向学生教授这些技能不但无此必要，而且会适得其反、甚至是全然危险的”。主流数学家们对此看法实在不敢苟同。相反，数学专业期刊中的以下声明代表了数学界的观点：“我们想强调算术的标准算法不仅仅是‘获得答案的途径’，它们本身具有理论和实际价值。简而言之，所有这些计算方法是学习代数的预备知识，因为数的运算和多项式的运算两者具有很强的相似性”。早在教育部发文推荐这十套教材之前，著名大学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们已经对其中的几套教材表示反对意见并指出它们的严重数学缺陷……我们相信由美国政府面向全国推荐这十套教材是不成熟的举措。我们敦请阁下撤销对全部十套“典范性”和“很靠谱”教材的推荐，并向公众公布这一撤销决定。我们进一步恳请阁下在将来教育部评审数学教材时邀请广受尊重的数学家参与其间。此举之前，我们建议各学区不要以“典范性”和“很靠谱”的字面含义来看待被推荐的这些教材，并且在选择数学教材时请谨慎行事。
针对这场“数学家对教育界的集体围攻”，NCTM则高调表示对所有十套“典范性”和“很靠谱”教材的无条件支持。NCTM执行董事John Thorpe在他于1999年11月30日致教育部长的信中写道：
“……NCTM董事会希望告知您我们对于教育部专家小组的工作、对于他们甄选教材使用的标准、甄选的程序、以及他们最终决定的推荐书目的质量和恰当性都毫无保留地支持……深感失望的是，这么多著名的意愿良好的数学家和科学家选择站在攻击专家小组的一方。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份公开信仅仅代表了为数甚少却大肆发声的数学家和科学家的意见，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中小学数学没有直接的了解，也不知如何使课程适应所有学生的需要……遗憾的是，正当NCTM勤勉且成功地与各级数学老师和数学家们合作制定中小学数学教育的高标准时，华盛顿邮报广告的作者们却抱定决心单方面破坏专家小组们推荐的典范性和很靠谱的教科书目……这些教材已经在成千上万名年轻人里产生了积极效应，我们期待未来数年中百万千万的年轻人从中受益。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事实让那些在公开信上署名者们惴惴不安。部长先生，NCTM董事会相信教育部的教材推荐是一项重大举措，我们感谢您和您的同仁对专家组的支持并期待继续与你们合作，为了我们国家青年的未来”。
一套名列“典范性”教材之一Core-Plus的Western Michigan Univerisity的制作者们，在他们的网站上写道：“Milgram先生有着强烈的反对课程改革的计划，也是新加州数学标准的领导者，该标准受到数学教育界的广泛批评，是一种倒退”。
2000年4月，NCTM推出了新版数学标准，此标准基本上是其1989标准的翻版，只是删除了一些过于激进的言辞，略微强调了算术方法和运算能力的重要性。
2006年，国家数学顾问组National Mathematics Advisory Panel成立，负责向总统和教育部长提供改进数学教育的政策建议。由小布什保守政府任命的17个顾问组专家中，5个是签署1999年致信教育部长公开信的签名人之一。而1999年教育专家团推荐那些“典范性”和“很靠谱”的教材的专家团是民主党政府任命的。两届专家团成员意见截然对立，也反映了美国政府两党之间对于教育的政见分歧。
数学家们的抗议给各地抵制NCTM标准教材的家长们带来了鼓励。数学家的这封公开信后来成了家长们反对低劣教科书的指南和依据。数学家们发出的呐喊，坚定了此后几年里加州教委执行1997数学标准的决心，教育部推荐的那些教材，没有一本入选加州教委向各学区的推荐教科书之列。
哈佛大学数学家Wilfried Schmid反思了数学家和家长们对抗进步教育专家的斗争为何如此艰难：“在教师和数学教育专家中，前卫的改革家是最活跃的，他们的喧嚣淹没了那些对激进改革持怀疑态度的人们的声音。数学家和科学家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显然他们中的多数人反对数学教育领域中的这些新变革，但大多数因不熟悉教育领域而不愿意加入争论，但终于有些人起来说话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出于对专家们-- 教师组织和数学教育者――的信任，也一直保持沉默隐忍。一些改革性数学课程不提供寻常意义的课本，这也剥夺了父母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然而家长们的心态是会变化的……”
回望二十世纪美国的数学战争，数学家David Klein作了如下令人忧伤的总结：“由NCTM和其他教育组织推动的所谓改革所凝聚的破坏力量，会通过多米诺效应从小学阶段开始逐级在教育阶梯的未来年级中反映出来，直至影响到大学数学教育。若学生在小学阶段不能打下足够的算术技能和概念基础，进入初中后将无法上升到代数学习；而没有扎实的代数技能和想法的基础，随后有意义的数学课程的大门将向他们永久关闭”。这正是被低劣数学教育控制下的美国千千万万学子们的“数学-科学死亡行军”的写照。
公开信的起草人之一、加州伯克利大学数学教授Hung-HsiWu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阐释道：“这些数学教育改革再次质疑关于数学教育的价值，他们不是以认知心理学的大规模数据研究为基础，而是仅从见解观点出发来重新定义数学学科的内容结构。这样的改革具有巨大的能量，会导致本科生数学课程发生彻底的蜕变，并且窒息了未来科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的正常培养进程 -- 在一些院校，这已经成为现实”。
这样的现实，其实笔者曾经亲历。Hung-HsiWu教授为加强美国基础数学教育奋力呼号时，笔者正在读博阶段，与教授所在的数学系同处一座大楼却对这一切毫无所知。但是，笔者当年作为助教在给大三学生上一门专业课的习题课时，不小心用了一下最简单的一阶导数，于是被这帮熊孩子们告到系里，理由是这门课不要求用微积分。时至今日笔者才明白，为什么导师的一本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的专业课本，将模型的简洁明了的微积分推导部分全部放入附录中，却在正文中使用笨拙的代数推导；为什么同样一门专业课，系里要开出“要求微积分”和“不要求微积分”两种版本。
14. 二十一世纪：谁接过了NCTM的使命？
世纪之交时分，在总结刚刚硝烟散去的数学家-教育部战争时，哈佛数学家Wilfried Schmid清醒地发出警告：“当前，改革者已经失去了在加州的阵地，但是他们正在集结双倍的力量进攻正在修订数学标准的麻省。斗争将是激烈的 -- 以学术标准来看”。
数学家David Klein对绵延一个世纪之久的美国K-12数学教育战争史的回顾截止到二十世纪末期。他在论文结语中写道：“在国际竞争时代，公众不可能无限地容忍这种趋势，正是NCTM教材的大范围推广招致了公众的抵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进步教育家们在推行他们的进步主义数学教育上所取得的异乎寻常的成功，从长期看可能是导致它们衰亡的主要原因”。
2002年，小布什总统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 Act，NCLB)”这一新教育法案。
2009年起，奥巴马总统上台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运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席卷了全美各州。2010年全美45个州加华盛顿特区都宣布加入Common Core,美国实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化的教育标准。
很快，全国各地对共同核心标准的各种抗议抵制风起潮涌。很多州在民众的抵抗下宣布放弃共同核心标准。
2015年，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每一个学生都成功(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ESSA)”法案。
2017年1月，川普总统上台，2月7日Betsy DeVos在民主党激烈的反对中以一票优势当选新的教育部长。
善良的David Klein或许没有预料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至今的十七年间，经历这一系列旋涡般的劳民伤财的美国教育改革之后，美国公立学校的K-12年级数学教育总体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改观，进步教育继续控制着美国各地的千百万学子们。一些进步教育专家进入了国家和地方决策高层，一些顶着世界顶级名校教育博士或数学教育博士头衔的教育专家们迷惑住了广大公众们，甚至在美国教育界和家长中取得了如摇滚明星一样的地位和影响力。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商界巨子、慈善家比尔盖茨携其富可敌国的基金会加入了进步教育家的战壕，使美国基础数学教育继续滑向深谷，难以自拔。
这一切，都要从25年前的那封密信谈起。
15. 一切都在这封神秘的密信里
让我们把聚光灯落在一个现年78岁却至今在博客上笔耕不辍的老人的身上— Marc Tucker,这样一位多数人闻所未闻的人物，却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牵动美国朝野上下、影响波及千千万万美国民众的美国的教育乃至劳工、健康保险等各项重大政策决策的灵魂人物及总设计师。
Marc Tucker是国家教育与经济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 NCEE)的总裁与CEO, 国际知名教育改革家，曾在教育部等多个政府和民间智囊机构任要职，是多个职业标准协会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常在国会和地方立法机构作证，频频受邀在各大学演讲，在罗切斯特大学教育系当过教授，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荣誉学者。他著书立说，并在NCEE主页上的个人博客上勤奋地发表教育改革主张，与各方人士交锋，严厉呵斥美国教师队伍素质差、教学质量低下。他对改进美国教育的期望不可谓不热切。自上海在PISA考试中连续夺冠后，他访谈了六位研究中国教育的资深人士，包括前上海市教委主任张民选，试图探究中国教育的奥秘。2011年，他又出版了《超越上海：美国教育采用世界领先系统计划》（Surpassing Shanghai: An Agenda for American Education Built on the World’s Leading Systems）一书，希望美国的教育改革能借鉴“上海模式”，呼吁美国向上海学习教研组、听课制等教师培训方法，并向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芬兰和日本等学习各种先进有效的教育政策和教学经验。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美国的教育、美国的未来殷殷关切的人士，却正是美国近三十年来教育和社会改革的总设计师，是导致这几十年来美国整体教育质量持续滑坡的最主要的几个政策决策人和推动者之一。
Tucker于1939年出生于麻省，1961年获布朗大学哲学和美国文学学士学位，并在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先后学习过一些研究生课程。1983年名噪一时的《危险中的国家》报告发布后，美国朝野上下对全国教育质量的大跳水一片哗然，由此引发了左派力量改革教育和社会的追求。1986年，由卡内基基金资助的卡内基论坛发表了由Tucker主笔的《准备好的国家：21世纪的教师》 (A Nation Prepared: Teachers for the 21st Century）这一“卡内基报告”。该报告重点强调需要大大提高美国教学力量并使之专业化(professionalized)，利用专业化的教学力量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系统的性质，新的系统要对学生和教师双方都设立更高的标准，并建议以制定学生学业的国家标准和建立国家专业化教学标准委员会来启动教学专业化的改革。这份报告响应了《危险中的国家》的报告中对教育标准化的呼唤，并彰显了Tucker精密编织大政府、大教育和大商业的协调运作体系的宏韬大略。卡内基报告发表后第二年，国家专业化教学标准委员会成立，Tucker为首任主席。同年，卡内基公司支持他创立了NCEE，专注于卡内基报告中建议的各项教育改革措施的研究。
Michael Cohen是里根时期以来影响美国教育政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学历不详，在1985-90年间担任全国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NGA)的教育政策主任，是时任阿肯色州州长、分管NGA教育政策事务的克林顿的部下。1988年布什以“教育总统”作为吸引选民的亮点赢得了大选。1989年9月27和28日，在克林顿和Cohen的策划下，布什总统和49个州长召开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教育峰会，克林顿担任峰会主席。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总统和众位州长为某个单一议题而举行的第三次集会，前两次分别是1908年以自然保护为主题和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以振兴经济为主题的集会。峰会上确立了几项2000年时美国应达到的国家教育目标：所有学龄儿童都做好入学学习的准备；所有成人都能读写并拥有工作技能；高中毕业率达到90%以上；美国学生在数学和科学上达到世界第一；在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地理等各科都达到熟练掌握的程度。峰会之后，克林顿与布什的内务顾问 Roger Porter继续跟进峰会确立的国家教育目标，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成为1990年的布什总统国情咨文的中心话题。
在召开第一次教育峰会的1989年，NCEE成立了一个挂在美国劳工部下的美国劳工技能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the Skills of American Workforce), 主要成员有希拉里，Marc Tucker，Michael Cohen和希拉里的全民健康计划的总建筑师Ira Magaziner。1990年，Tucker领导下的这个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美国的选择：高技能或低工资》，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提高美国工人基本技能、增强经济竞争力的人力资源发展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在克林顿执政时期陆续实现为一系列法案条令。
1991年7月，布什政府将峰会上一系列目标以“美国2000 （America 2000）”计划为名公诸于众，并随后通过教育部资助开始尝试制定历史等几个科目的标准。既然设立了国家教育目标，自然下一步就是要落实这些目标具体的标的是什么？应该怎样衡量向这些目标迈进的尺度？谁来衡量？这些政策问题都导向了标准化改革：建立各学科教育标准以及检测是否达到标准的测试体系，并建立相关的问责制度。
1992年11月11日，在克林顿竞选获胜仅仅几天之后，Tucker向新晋第一夫人希拉里发出了一封长达十余页的私人密信，这封密信后来不知如何落入他人之手，于1998年被共和党国会议员Bob Schaffer于1998年9月25日提交国会档案收藏而载入史册，人称“亲爱的希拉里（Dear Hillary）”信函。任何一个希望深层了解美国的政治运作和教育发展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封“国书”，因为近三十年来美国历届政府的教育政策的沿革几乎不折不扣地执行了Tucker这位并不算路人皆知的“国师”在此封密信中授予希拉里的全盘治国谋略。
在信的开头，Tucker表达了克林顿的当选是美国千载难逢的一次全面改革美国教育与社会的机会：“我个人也是大家的见解是，美国抓住了它的最后的机会，用我非常喜爱引用的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句话来说，‘美国总是做对了事 -- 在穷竭其所能之后’”。这个机会就是将希拉里推崇的深度学徒制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加以升华，“重塑整个美国人力资源发展系统”，建立“一套对每一个人 -- 包括年老和年少、穷人和富人、工人和学生 -- 的统一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技能培训的精密无缝的大网”。Tucker建议彻底重组小学和中学，重启教育改革，建立国家化的教育标准和考试体系，学生在16岁时参加国家标准考试，若考试合格可获得“普通教育证书（general education certificate）”；获得此证书的学生将继续享有两年高中和一年大学的三年免费教育，这三年的免费教育是一种学术课程和职业培训的结合，学生毕业后可获得一种亚于本科文凭的职业和技术证书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certificates）。这个教育计划的目标是80%以上的美国学生都将按这种轨道获得某种大学文凭，其中大多数是这种三年制的高中与职业培训结合体颁发的“大学”文凭。鉴于民调显示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而不是被筛选进与大学分道扬镳的学徒制的职业培训轨道，Tucker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三年制亚本科“大学”文凭既能实现希拉里的学徒制人力资源发展的政治构想，又能得到怀抱大学梦的家长和民众的普遍支持。通过这种三年制“大学”的学习和职业训练，大部分的学生将获得应有的技能加入产业大军。同样水准的教育和职业训练的机会也将提供给社会上的失业和再就业人员，如此就业服务体系与学校教育系统将合并一体，从而使得人人皆可获得从前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大学”教育机会。全国的中小学教育标准、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都将与这一国家化的人力资源发展体系挂钩，以实现一个将所有的学校和所有的工作场所连接一体的“无止境的技能发展的无缝对接系统”。作为整个战略的一部分，Tucker还着重强调了要建立涵盖全体学生、各级学校、全体劳工、职业培训机构、就业服务机构和所有雇主单位的全面详细的数据库。
Tucker预料到“要将这些强塞下每一个人的喉咙一定会招来剧烈的反抗”，因此向希拉里提出了一整套周密详细的战略谋划。Tucker在信中特别提到要学习NSF通过SSI种子基金计划在全国迅速强推NCTM标准的教科书的成功经验，先策略性地诱导一些州和若干大城市接受这些标准化、国家化的教育改革理念，通过建立竞争性基金项目来杠杆性地撬动各州主动加入全国性教育标准这盘大棋局。这些热身布局可与国家化的三年制大学的“职业与技术标准”的制定同时进行，这样待标准一出台，各州就可以立即付诸实施。Tucker在信末建议新当选的总统花上半年左右的时间到各大电视台、各州学校、各城郊进行巡回演讲，以期带来政府和民众在态度、价值观和传统理念的巨变，认同新政府的一揽子激进改革计划，以期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实现他们的宏伟计划。
Tucker的这封国书可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简洁透明和直言不讳在类似的政治文件中无出其右者，几乎标志着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政治与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一个历史转折点。Tucker和希拉里以及克林顿总统团队谋划的国家化教育与经济计划梦想，实质上是一种胁迫式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Tucker信中建议新总统“从德国书本中摘取一页”，也就是要将德国的教育--劳工模式移植到美国，将学校公校K-12年级改造成为国家化的人力资源发展模式服务的流水线，为国家经济发展制造出工蜂一般的产业大军；这些产业大军将缴纳足够多的税收，以支持愈加膨胀的大政府的运转。德国的教育--劳工模式起源于卢梭的反古典教育的集体主义理想和进步浪漫主义哲学。这些进步教育思想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精炼升华后，通过Heinrich Pestalozzi 和 Friedrich Froebel在德国的大学结构体系得到实施，然后被传输到世界各地，尤其是通过杜威及其弟子被灌输到被美国的每一所教师学院中，由此深深地影响了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美国的每一间教室。Tucker的国书中勾画的教育改革计划通盘体现了卢梭-黑格尔-杜威式的教育为实际生活服务、片面追求教育效率、反智主义、社会契约理念下个人服从国家需要的“进步”教育思想，是对美国自由民主的联邦宪法精神的背弃，是对自由追求学术成就的古典教育目标的进一步疏离。
Tucker的这封密信可谓是一份周全缜密的路线图加解码书，在它的导引下，我们可以恍然大悟般解读近三十年来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历届政府下，令人眼花缭乱的教育政策的演变、令人头晕目眩的各项教育改革措施、以及令人难以捉摸的教师工会、商业巨子、左右两党、各路政客及利益集团的角色立场。
16. 克林顿年代：标准化教育改革出师未捷
克林顿是布什之后的第二个“教育总统”。在克林顿年代，Cohen先后担任了教育部小学和中学教育助理长官、总统教育政策特别助理和美国教育部长Richard Riley的高级顾问。作为希拉里核心团队的一员大将，Cohen以教育部官员的身份主持将布什时期的“美国2000”计划改编为“目标2000（Goals 2000）”议案。1994年，按照“亲爱的希拉里”信中的蓝图，克林顿签署了“目标2000：教育美国法案（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和“学校--工作法案 (the School-to-Work Act)”, 并于1998年跟进了“劳动力投资法案（Workforce Investment Act）”。这些法案是对Tucker的国书中的一系列建议的落实，目标是建立国家教育标准，构筑美国学生为适应21世纪的生活和工作所应具备的知识体系。按照Tucker的行动方案，克林顿政府提请国会批准建立国家教育标准与改进理事会，该理事会将拥有裁决州立教育标准的权力，其实质就是一个统领各州学区委员会的“国家学区委员会(national school board)”。自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允许联邦政府直接插手地方学校事务以来，国会在将近三十年里一直由民主党把持，共和党直至1994年方首次在国会中重获多数席位。共和党主政的国会所做的头几件大事之一，就是否决了这个国家学区委员会提案。1995年1月，参议院以99对1票否决了教育部提交的历史科目的国家标准，因为该标准以贩卖政治正确的内容为核心，不惜牺牲基本的美国历史史实。
时至九十年代中期，借1989年首届教育峰会呼唤教育标准的东风，NCTM和NSF联手在全国范围强势推动NCTM标准的低劣数学教科书的战役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然而美国公校学生的数学成绩却在此间一路下滑。美国各年级数学课堂里一多半在讲小学的算术内容，8年级数学课堂有10%在补习小学算术知识。法国、德国、日本和以色列有三成至一半的学生参加数学和科学的AP考试，通过率达90%以上，美国只有6.6%的学生参加同等的AP考试，参加考试的学生只有约66%能及格。一份报告显示相比其他教育高成就国家，美国中学的代数、几何、微积分课都数量偏少，数学课程的内容庞杂却完全没有任何重点。
与进步教育的劣质数学教材征服美国千万所校园的同时，进步教育家也攻占了英语学科的教学。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全词全语教学法(whole language)再次在美国各学区的英语教学中成为主流教学法。这是二十年代进步教育专家发明的英语认读方法，主张儿童看图猜字 （sight-reading），跳过不认识的字词、根据上下文来猜词义。二十世纪上半页，这一新潮教学法的流行在美国生产出了很多文盲半文盲的学生。1955年，Rudolf Flesch写了著名的《为什么约翰尼不会读书？你又该怎么做？》（Why Johnny Can't Read: And What You Can Do about It），对这种全词全语教学法进行了批评，呼吁回归传统的语音教学法(phonics)。正是在这本书的启发下，苏斯博士基于语音学(phonics)于1957年写出了经典作品《戴帽子的猫》（The Cat in the Hat）。
1996年，美国40位来自MIT以及麻省其它几所大学的语言和阅读专家发表联名信，公开批评全词全语教学法导致学生阅读能力的大倒退，明确强调语音知识（phonics）是阅读的根基，学生必须学习语音知识方能成为熟练的阅读者。加州教委官员Bill Honig 也抨击全词全语教学法导致30-40%的城市学童完全不能阅读，超过半数的孩子阅读能力达不到年级水平。著名的教育史专家和作家、布什时期的教育部长助理Diane Ravitch在她的“Left Back: A Century of Failed School Reforms” 一书中写道，1994年经“校正”评分系统后，美国学生的SAT语言平均分是500-505分，但若沿用1941-1993年的评分标准，这个分数只在430分左右。美国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固然可以归咎于几十年来各学科课本所用词汇普遍趋于简单化，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家英语教师协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多年来不断地降低英语教学中的词汇、语法、句法和精读的重要性。
此时政客和商界领袖们意识到他们在1989年峰会上所承诺的几大2000年目标即将全部落空。高中毕业生的素质大幅滑坡，高中文凭不再是一定知识能力的证明，企业不得不另花大笔钱对求职者进行各种测试和筛选，时常从几百个应聘者中也挑不到几个合格的员工。据美国管理协会统计，1989年只有4%的美国企业为员工补习基本的听说读写和计算技能，到1994年，这一比例猛升至20%，大大增加了企业的开销。互联网第一代浏览器Netscape 的前总裁James L. Barksdale 宣布捐赠1亿美元改进密西西比州的阅读教学，他说，我们有30-40万份工作空位，却招不到合适的人，因为年轻人普遍不会阅读。一直奔走呼号美国基础教育“生病了”、倡导企业家们关注支持教育的IBM总裁Gerstner说：“我们会教学生们怎样干推销，怎样记账，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教他们如何阅读、计算、交谈和思考，这真是杀了我们！”。
1996年3月，希拉里核心团队把持的国家州长协会NGA协同IBM总裁Gerstner召集全国各州商业领袖代表们在纽约州的IBM会议中心召集了全国第二次教育峰会，峰会参加者有克林顿总统、教育部长Richard Riley和NCEE主席Muck Tucker及一些教育界人士，40位州长和49位代表各州的大公司总裁，其中包括IBM、波音、AT&T、UPS、宝洁、科达、施乐等大公司的总裁。峰会的核心主题是“学术标准，测试体系，问责制度，教学新技术”。峰会纪要里提出，学术标准是对所有学生的学习某一科目的共同核心(common core)内容的清晰定义，以及基于这些共同核心内容的学习业绩的考核。基于学术标准的教育改革不光要有目标和学术标准，还应该进行配套的测试体系、教师培训和教学实践以及资源配置方面的改革。
在峰会上，克林顿总统激情演讲：“我相信这次会议是历史性的。1996年此时此刻的你们说你们可以有全世界的所有目标，但是除非谁有一套有意义的标准和一个衡量是否达到标准的系统，你们是达不到目标的”。内华达州州长Bob Miller说：“法国、德国、日本的孩子并不比美国的孩子聪明。他们只是被给予了更高的预期。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孩子补上一个更高的学术标准，否则我们就是偷走他们的未来，抢夺了他们竞争的能力”。峰会也展示了民调结果：各族裔、各党派的家长们都期望设立更高的学术标准，即使在被告知更高学术标准可能导致孩子拿不到毕业文凭或是留级时，家长们仍然坚持选择希望更高的学术标准。Bob Miller州长还特别强调应该对所有学生、包括少数族裔和贫困家庭学生都提供一致的高学术标准的教育，而不是根据学生背景区别对待。
各州州长们和饱尝了从K-12公校流水线下来的低素质毕业生之苦的商界领袖们，群情激昂，摩拳擦掌，做出铮铮承诺：州长们将在两年内在本州设立具有国际竞争性的学术标准，建立衡量学术成就的考试体系及问责制度；参会的商业领袖们将在一年内实现本公司在招人时要求应聘者出示成绩单、文凭和证书等学术成就证明；公司在选址时将把当地的学术标准的质量和学生成绩作为一个重要考量因素；一年之内，成立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来领导标准化教育改革，作为全国各州的学术标准信息交换中心，进行各州之间和国际间的标准比较，为各方提供技术帮助和支持，并通报各州和各企业在标准化教育改革方面的进展。
美国商界人士并不是第一次展现出对振兴美国公立教育的殷切期望和参与热情。八十年代里，许多痛感美国高中毕业生学业水平太差的商人们就尝试了一些希望提振教育质量的举措。例如，宾州的西屋电气等一些公司联合对优秀教师和校长颁发奖励，路易斯安那州的商界人士成功游说州政府征收特别税用以改善学校。德州州长于1984年任命亿万富翁Ross Perot担任州教委会要职，他上任后便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高中毕业文凭的学业要求，甚至规定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不能参加运动队。Perot在1992和1997年曾两度参与总统竞选，与克林顿竞争总统之位。
有一种说法是美国商界人士应对美国公校的衰败负一定责任，因为美国大公司希望将公校变成职业培训机构，生产出学术水准较低、愿意接受较低工资的产业大军，从而在经济全球化下保持美国产品的竞争力；正是美国商界对公共教育系统横加干涉，导致美国教育界丢失了以教授知识、培育心智为目标的传统教育信念。应该说来，这种指责是过分的，是教育界人士们为自己的低劣教育开脱的一个借口。事实上，商界领袖们很清楚地表明，他们对学校的期望并不是生产未来的产业工人，而是希望学校能够教育出有知识有思想、有自我反思能力、也有良好职业技能的公民。此次峰会上，Gerstner就强调大公司并不期望K-12教育体系变成职业培训学校，相反，学校培养出高学术成就和具有解决问题能力和交流沟通能力的学生对商业界和对学生本人都是更好的贡献。
然而，对于受邀参加峰会的NCEE主席Muck Tucker和克林顿总统来说，这次峰会是他们实施从教育到工场及国家经济计划大战略的里程碑，是标准化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尽管同1989年的首次峰会一样，与会者们及民众们都对美国基础教育质量之差忍无可忍，强烈期望制定出向世界最高教育水平看齐的教育标准, Tucker先生和他们的核心团队的既定学术标准仍然是Tucker国书里的“大学和就业就绪”标准。
按照峰会上的承诺，几个月后，一个由六位州长和若干商业领袖牵头的名为Achieve的非政府组织在华盛顿如期诞生，其宗旨是帮助各州提高学术标准，改进测试系统，增强问责制度。该峰会纪要里有一张大字图片：“1996全国教育峰会：一个给美国未来的恒久礼物”。Achieve就是这次峰会给美国民众留下的一个影响深远的礼物。自它成立以来，Achieve的成员们就夜以继日地筹划Tucker国书中所描绘的全国一盘棋标准化教育改革的各项事务，是未来奥巴马时期推出的美国历史上首个国家性的教育标准“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的策划、制作和推广基地。这一年，拥有康奈尔大学法学学位和儿童早教本科学历的Susan Pimentel作为顾问入了Achieve, 她是日后Common Core的英语标准的主要执笔人。
1996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民调显示3/4的被访者认为学校教育标准太低。1997年，“国家标准”成为克林顿总统的国情咨文的演讲主题之一：“今晚，我向全国发起挑战 —每一个州都应采用全国一致的高学术标准。到1999年，每一个州都应对每一位4年级学生测试阅读、对每一位8年级学生测试数学，以保证达到这些标准”；这些国家标准代表的是“所有学生都应该掌握的能在二十一世纪的知识经济里胜出的知识”。1998年，38个州建立了重点科目的标准。1999年，Achieve协同IBM总裁Gerstner召开了第三次州长和商业领袖的全国教育峰会，呼吁各州将标准化教育改革继续深入，完善测评系统，严格学校问责制度，从而真正改进教学业绩。
这段时期里，借着全国上下呼唤标准化教育改革的东风，NSF和NCTM发起凌厉攻势，将进步教育家编撰的NCTM标准数学教材强势推给全国各学区的课堂，家长们和数学家们对低劣教材的反抗正此起彼伏。1997年底，在与进步教育势力的激烈交锋之后，数学家撰写的数学标准在加州教委得到通过。1998年，Achieve开始了学术标准和考试系统的基准试点项目。1999年10月，美国教育部向全国推荐10套低劣数学教材，引发全国200多名著名数学家和科学家联名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公开抗议信。同样是在1999年10月，世界上最聪明最富有且最具慈善精神、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科技进步之一的知识精英比尔盖茨先生向Achieve资助一百万美元，用以资助其对各州学术标准和考试体系的全面比较研究，此举标志着盖茨正式加盟标准化教育改革，预兆着美国的公立教育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将面临一番前所未有的震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