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走不出的黑夜》

走不出的黑夜

                      －－读左琴科《日出之前》

夏维东

 

 

这本自传体的小说算得上是本奇书，居然是一个作家自己治愈忧郁症的心路历程。孤陋寡闻如我，此前真没见过哪位作家写出过类似的书。

俄罗斯作家左琴科经历丰富，年轻时参军，在卫国战争中立过军功，后来因为身体受毒气侵害不得不离开前线。离开部队后，他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警察、农场负责人、电话接线员等等，所有的工作他都干不长。他不是因为地位问题才频繁换工作，其实他在部队时已经是营长了，根本没必要去农场养鸡养鸭、更用不着去做接线员，他选择职业的目的是希望能从中找到乐趣，可是所有的工作都未能给他乐趣。因为他患有严重的忧郁症，多次试图自杀，多次接受治疗，但病情没有丝毫好转。

有个“职业”，左琴科一生都没换过，那就是作家。他以喜剧闻名俄罗斯文坛，是当时最富盛名的幽默作家。其代表作《澡堂》、《卖马记》和《贵妇人》等被各大剧团搬上舞台，甚至在演出前，左琴科被剧团邀请登台亲自朗诵自己的小说作为前奏，可见他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他的小说集洛阳纸贵，一面世就被抢购一空。这个年纪轻轻便享有盛名、作品极其畅销、带给无数人快乐的幽默大师居然患有忧郁症，实在令人意外。作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我的书中有笑，可是在我的心中却没有。”（P18）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左琴科的人生经历完全是春风得意。这样的人都得忧郁症，那我等凡夫俗子还怎么活呀？看来得不得忧郁症的原因很复杂，事业成功、情场得意带来的愉悦，并不能根除心理上的顽疾。左琴科多次去看心理医生，并积极配合医嘱，服药、去旅游圣地疗养都毫无效果，甚至那些钟情他的女子们的爱情也于事无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严重得要自杀。这种倾向令他骇然，迫使他去寻找原因：“弄清为什么我的力量受到束缚，为什么我在生活中这么不愉快，为什么经常会有我这样的人，时常要发作忧郁症，被无端的愁绪所困扰。”（P18）

左琴科早在十八岁就想到死，但那时他认为忧郁症是正常的，甚至是符合其贵族身份的一种高贵的精神象征。后来他碰到一个人，其忧郁程度严重到“每年至少要悬梁自尽两次”。左氏对他的敬仰如江水之滔滔不绝，“认为从他身上将可以看到恢弘博大的睿智、满腹经纶的才华和天生那种悲天悯人的微笑。在浮生若梦的尘世天才必定是永生的。”（P12）左氏迫不及待和这个“高级人士”交谈，结果却失望之极：“这是个愚钝的人，不学无术，没有丝毫教养可言。他一生充其量只读过两本书。除了金钱、酒食和女色之外，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P12）这个残酷的发现让他心如死灰，连以前残存的一点优越感也被那个一年上吊两次的家伙剥夺得一干二净。

于是“我只得老老实实地听命于医生”，医生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各样的药物吃得想吐，扎针、透视，泡浴更是不在话下。可是治疗没有效果，反而每况愈下，人瘦成一具骷髅。物理治疗形同受刑，改用催眠疗法，起初两天效果很好，之后情况却更糟。那时可怜的左琴科，足不出户，把每一日都当作一个负担，双腿浮肿，走路歪歪倒倒，心脏和肝区的疼痛让他气喘吁吁，作者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惨不忍睹的光景，令人唏嘘不已。

既然医生和心理医生都没用，于是他乞灵于书籍，想从作家和音乐家们身上求取排遣忧郁之道。令他震惊的是，那些令他敬仰的大师们情况有的比他还要严重，肖邦、果戈里、涅克拉索夫、爱伦·坡、福楼拜、谢德林、安德列耶夫、勃留索夫以及列·尼·托尔斯泰等都在忧郁之中痛不欲生，并且了无解法。果戈里这位讽刺大师在给友人的信里说：“上吊或者投河在我看来是良药和解脱。”他认识的几个当代作家也同样是忧郁症患者，比如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年仅三十岁就上吊而亡，五年后，写出激情四射的诗篇的马雅可夫斯基步其后尘。

外求是不可能了，左琴科只得自救。他是个善于省察的人，有一天他豁然开朗：一定是生命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导致他心理上的畸形。于是“他开始发狂似地回忆”（P20）。

“豁然开朗”是个重要的关键词，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左琴科写出这样一本自我治疗忧郁的书。其他人缺的肯定不是才华，也不是勇气，而是顿悟。他从卑微的虫子身上获得启发：“连那种寿命只有四个小时的昆虫也因照到阳光而欣喜雀跃！不，我不可能天生就是这么个畸形的人。”（P20）他决定“只回忆跟我心灵的巨大激荡有关的那些场面，我料定谜底就潜伏在那里。”，他的初步设想是“没有必要回忆童年时代”，因为“一个小不点儿，心灵哪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激荡。”（P22）。

他从十六岁开始一直回忆到三十一岁，从人的一生来看，这个十五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时段：从成长走向成熟。他选择了六十三个记忆的片断，其中有初恋、逃学、自杀、交友、艳遇、参军、战争、受伤以及文学上的成就与挫折，然而，“在其中的任何一则故事里，我都没找到我要找的东西。”（P115）

于是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开始回忆“没有必要回忆”的童年时代，并且还来了句理由很充分的题词：“只有在童话中，浪子才会回头。”和上次一样，一上来他就先撂下一个“话柄”：“从一岁回忆起就未免可笑了。从两岁、三岁，即使从四岁回忆起也是可笑的。”（P117）他的记忆力真是好，三十八则往事片断栩栩如生：淘气挨打、戏水、父母间的暗战、母亲的泪水、父亲和舅舅的死亡，然而从这些事件里，左琴科仍然没有找到殃及日后生活的心理障碍。他退无可退，只得走向朦朦胧胧的幼儿时代，也就是所谓“日出之前”的时刻：“那真是个可怖的世界，没有天空，没有日月，没有光明。”（P172）

进入到这个黑暗时段，全书的叙述基调全变了。左琴科仿佛进入催眠状态，不过他同时也是催眠师，他需要对每一个若有若无、稍纵即逝的场景或梦境进行心理分析。经过层层排除式的演绎，他终于找了恐惧的根源：“水、手、乳房、雷击。老虎是危险的象征。”（P256）水淹没生命、乳房是供给营养的源泉、手是掠夺的象征，夺走营养并且击打不听话的孩子、雷击的巨大声响不言而喻，和老虎一样令人恐惧。

作者为写此书，花费的精力令人惊叹：记录素材的笔记本重达八公斤！对于今天的快餐文化时代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壮举！他的努力终获回报：困扰多年的忧郁症消失了，如同水迹被太阳晒干。左琴科觉得自己是用理性战胜了致命的忧郁：因为一旦找到恐怖的根源，恐怖便不再弥漫。他用理性之光穿越了日出之前的黑暗。

写到这里，我的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顺便说一句，译者戴骢的译笔非常漂亮，简洁、流畅，读起来不像是硬梆梆的译文，仿佛原作就是用中文写的。他的译后记《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信息丰富，相当于左琴科《日出之前》的“后传”。看了这篇后记，有些题外话我不吐不快。

左琴科欢呼雀跃地拿出这本浸透心血的作品，满心希望能够造福与人，不料却给自己带来灾难。《日出之前》在《十月》上还没登完，左琴科便遭遇了铺天盖地的骂声，那些叫骂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下流胚”，“无耻之徒”，“猥琐的市侩”，“诽谤者”，“写了一本投合我们祖国的敌人所好的胡言乱语的书”等等（P382），左琴科在一家杂志社的聘约也因此被解除。

左琴科天真地上书斯大林，请求斯大林“亲自看一遍我的小说，或者指示有关部门仔细审阅这部小说，至少把全书审阅一遍再下结论”。（P382）他哪里知道，正是斯大林授意对他展开大批判！左琴科不仅不再能发表作品，连工作都没有了，为了糊口，他不得不去一家残疾人工厂做皮匠，而他做一百双皮鞋的报酬还不够买一顿午餐。斯大林死后，他的厄运却没有结束，在赫鲁晓夫时代，他仍然是个“反面教材”，继续“被侮辱与被损害”。这一次的黑暗，无论他用什么理性工具去对抗都无济于事了，因为那不是个人的“日出之前”，而是整个国家的“白夜”。

从一九四三年发表《日出之前》以来，左琴科就一直活在“日出之前”的时空里，整整十五年，一直到死。他的死是“非自然”的“自然死亡”：郁郁而终。即便如此活在漫长的屈辱当中，他仍然没有选择轻生，这也证明了他的忧郁症确实治愈了。可是另一种更为致命的忧郁却伴随着迫害而来：心死了，他不愿意再写下一个字。临死前两个月，他对作家楚可夫斯基说：“我自己也忘记了我的文集”。（P387）一九五八年七月，左琴科在自己窄小的书房里去世，终年六十有二。

八年后，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左琴科的遭遇被他的无数中国同行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