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浮山抗战记忆
（李子英口述）
图：笔者在罗浮山冲虚古观。1939年第四战区第三游击区政治队住在这里，1945年是东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罗浮山是道教真人葛洪炼丹处。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其中有治寒热诸疟方：“青蒿一握，以水两升渍，绞取之，尽服之。”
（李子英与中国共产党同年，以下是她口述的入党抗战的故事）。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日军登陆大亚湾后，沿广汕公路进攻广州。10月15日惠州失陷，16日博罗失陷，19日增城失陷，21日广州沦陷。20日半夜，广州沦陷前夕，我随第四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133战时工作队沿西江往云浮撤退。133战时工作队队员基本都是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员。这是一国民政府编制下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
广州沦陷后，广州及其周边如增城、东莞、番禺、南海、中山等地变成了日本占领区，是敌后。韶关成为后方，是广东国民政府所在地。博罗地处广汕公路途径地区，是前线游击区。广州沦陷没有几天，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本占领中国半壁江山，沦陷区与大后方格局既定，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于1939年1月底推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2月下旬133队就被调往韶关解散了。
到了韶关，我在西河坝入党，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第四战区的游击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四月底加入了第四战区第三游击区政治队，从后方韶关到了前线博罗，来到罗浮山。当时博罗国民党县政府比较开明，很多抗日团体在博罗开展工作，共产党展开各种抗日活动有相对宽松的环境，博罗县因此有小延安之称。
我们这支政治队共20人，其中5人是共产党员，组织成一个支部。后来又发展了两个党员，变成7个。开始我们住在罗浮山冲虚古观。没有多久，我们就到黄龙观，那里驻扎有国民党游击队，我们给国民党游击队队做政治训导工作。但是，这些国民党游击队队每天赌博睡觉，没有什么抗日热情，政训工作基本是对牛弹琴。
黄龙观政训结束后，我们政治队分几个组，在福田、长宁这沿广汕公路一线建立军民合作站，组织民众战时为游击队救护伤员，传递情报，提供后勤。我所在的小组一共三个人，住在澜石，和博罗的华侨回乡服务团一起做民众抗日动员工作。华侨回乡服务团办识字夜校，我们不参与。但是，我们和他们一起贴抗日宣传标语，唱抗日歌曲，演抗日话剧等。
华侨回乡服务团这个名字现在听起来怪怪的，不知道的人听到这个名称很难想象出是抗日组织。武汉沦陷以后，日寇和国民党进入蜜月期，凡是沦陷区的国民党军队都自动变成了伪军，国民政府取缔许多抗日社团，合法的抗日组织不能有“抗日”、“救亡”之类刺激日寇的字眼。东江一带很多下南洋的华侨，日寇大亚湾登陆一路烧杀掳掠，残害中国人民。日寇攻占惠州后，屠城三日，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南洋华侨闻讯后悲痛欲绝，他们义愤填膺地回到东江一带参加抗日，或明或暗地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领导。这些回国抗日的南洋华侨和自己的老乡组织起了华侨回乡服务团，其中许多骨干后来都到了东纵。
国民党内部也很复杂，第三战区司令部抗日气氛高一些，第三战区指挥部则反共气氛高一些。但是，无论是政治队，还是华侨回乡服务团，基层党员身份都是秘密的。当时第三游击队司令部政训室主任就是共产党员。我们知道，但规定我们不和他联系。他下来宣讲“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文件，他又不愿意讲，让政治队的队长张汉荣讲。我们党员在其中听“溶共、反共”，自然是左耳朵进右耳朵。政治队队员待遇，还是和133队一样，是每月20大洋，在那时候是很好的待遇。有时候我们也会去买一些好吃的改善伙食。但是，我们交党费也交多一些。黎明起那时候在国民党部队里，也是共产党员。他常常到政治队问有没有好书看，我们也不敢把进步书籍给他看，怕他是来溶共限共的。后来撤退到了白面石培训，才发现他也是党员。
图：笔者与黎明起的儿子黎援朝（左）在加拿大金士顿亨利要塞。
政治队里边的党员，不允许对外发展党员，以防暴露身份。华侨回乡服务团里的党员则不同，他们在抗日动员活动中，物色抗日积极分子入党，发展党组织。1939年底到1940年春，是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汪精卫在沦陷区建立了伪政权。由于华侨服务团内部的李智光的告密说华侨服务团有共产党活动，第三战区指挥所派人来逮捕华侨服务团。1940年1月一天，新作塘的华侨回乡服务团正准备开会，有一人行色匆匆地赶来，递给服务团一个字条，又匆匆忙忙离开。字条上写着，今晚国民党要来逮捕服务团团员。服务团的人一商量，觉得解散躲起来不是个事，那不是不打自招吗？于是决定不躲避，而是把所有党内文件都烧了。果然，半夜国民党军队就来抓人了。那时候我们政治队和几个服务团的一起在澜石工作，第二天就看到国民党军队到澜石抓那几个服务团的团员。这是著名的博罗队事件。国民党档案中记载有李智光的告密。我在澜石看到过李智光两次，但不认识他，和他并没有什么来往，1966年至1976年这段期间，博罗事件成为审查我的主要事件。国民党逮捕了博罗服务团23人，把他们关到韶关。共产党则在外边积极营救，把消息传到香港，又从香港传到新加坡。南洋华侨民愤极大，说我们送子弟回乡抗日，怎么这也要抓？迫于海内外的舆论压力，国民党最终释放了这些被捕的服务团团员，那是我撤出政治队到敌后沦陷区以后的事情了。
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下，地下组织决定把党员撤出国民党的政治队。一次我们住在澜石的政治队到横河镇工作，工作结束后下午回澜石。我们一行四人一起走，我是女的，个子又矮，落在后边。迎面来了一个人，假装向我问路，问我横河镇怎么走。他一边问，一边递个纸条给我，我打开纸条一看，上边写着：劳欣，跟我走。“劳欣”是我在党内的化名，我一看就知道是党组织来和我接头。另外三人还远远在路边等我，我向他们喊，你们先走，我马上赶上来。来人自我介绍叫着李光中。我问李光中要不要去和政治队请个假，他说不用了。我说我行李还在澜石，他说会有人帮我把行李拿回来。到了横河镇，他就问我，你们平时住哪里？我说我们住在学校。他说，我住在这个客栈里，你还是到学校住，明天早上你来，我会煮好早饭。我就到了学校里，把教室门关起来，把几个课桌拼在一起，我一个女孩子就黑灯瞎火的睡了一晚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害怕。第二天头遍鸡叫我就起床了。天还没亮我就到了客栈，李光中已经把饭煮好。
吃过早饭，天蒙蒙亮我们就上路，翻越罗浮山，经过酥繆观。那时候酥繆观里还住着一个国民党团长，我们不做声不打扰匆匆路过。翻越罗浮山一整天，到天黑才赶到白面石。到了白面石以后，李光中让我写了一封信给政治队队长张汉荣，说香港的家里人病了，要到香港一段时间。到了白面石村，我参加了干部培训班。因为我有文化，培训课材料下来，李光中让我来宣讲，学习《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抗日文献。同时，党组织找了一个农民，把我和其它几个政治队党员的行李打包送过来。那个农民用扁担挑着两袋行李，沿着广汕公路走，远远看到日本巡逻兵，扔了行李就跑，结果我的衣物就没有了。连同积攒的一点钱也没有了。以后我们到沦陷区，也没有衣服换洗。
白面石培训结束以后，我被派到沦陷区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一支武装部队。这支部队大约20来人，在九佛镇竹山窿。那是一个客家村，只有八户人家左右。增城一带客家村都是在山边一溜排开。我们语言不通，地方又穷，当地群众基础也不如惠州好。我们就睡在山上，我又没有换洗衣服，组织就在山下给我买了一件男装衣服。我们在山上睡在禾杆草上，吃的就是芋头叶杆腌的咸菜。生活非常艰苦。我们有时候就下山寻找开展抗日活动的途径。
从化县县长伍观淇思想比较进步。一次我在竹山窿碰到从化县国民政府军事科王科长，我自称从广州逃难出来，生活没有着落。通过和王科长交谈，王科长推荐我到萝岗水西村教书。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了几个字介绍我给水西村的钟锦文先生。钟锦文也在广州读过书。钟姓是水西村大姓。组织派了一个小交通员带我去水西村。过广汕公路的时候，交通员让我躲在土坡后边，他到公路观察，看到没有日本巡逻兵，才带我迅速通过公路。他带我走了一天，晚上才到水西村。一到水西村，交通员就马上离开，我独自一人去见钟锦文。钟锦文看了王科长的名片，很豪爽地带我到他父母那里，让他父母安排我住下。他父母让我跟钟锦文的妹妹一钟裳一起睡。
图：元贝村抗日游击队联络站旧址
钟家祠堂有公田，当地人称太公田，有先秦井田制遗风。 太公田的收入供养了水西村的一间学校，学校有一个老头做教师。钟锦文是钟家大姓中的大家，有四个弟弟，他又在广州读过书，在村里算是说话有分量的人。他周知村里妇女到学校识字，说来了一位女教书。晚上大家来了，一看我一身男装，又是短发，引起村中一些非议。还好来识字的人也带来一些粮食算是学费，钟家就帮忙用这是学费为我换了一身女装。水西村东边两里路就是元贝村。元贝村有一家粮店，就是沦陷区工作委员会的一个交通站。 组织有什么指示，就派个交通员给我一个小纸条，我就到元贝村接受指示。1942年，我随郭大同到了中山黄圃镇，在岗东坊复办小学。 后来加入了珠纵。由于在水西村和钟裳住在一起，影响了钟裳，钟裳坚决要参加抗日。她独自一人来到中山找到我，参加了抗日的队伍。
图：五桂山古氏宗祠，珠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祠堂旁白白色民居，是珠江纵队卫生站旧址
我在学校教书，还和我的堂侄李鎭桓一起印刷抗日报纸。后来我到了五桂山根据地。一天，游击队党委开会，让我列席，会间政委粱奇达问我对游击队卫生队工作的看法。我参加过游击队训练，也宣传过党的许多抗日文献，就说了卫生队任务是减少战斗减员，工作方法要依靠群众等等我知道的知识。然后党委就任命我做卫生队政治指导员。当时游击队上山了，伤病员就藏在村里夹墙里。我们运送伤员的时候，把伤员放在棺材里，出村被日伪盘查时，就说的瘟疫死的人，盘查的也不敢看棺验证，怕染上瘟疫。
1939年初我在后方韶关，1939年中到罗浮山抗日前线，1940年中到沦陷区抗日。从后方，到前线，到敌后，最后加入了珠江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