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逝世76周年 | 抗战的胜利，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1942年，史迪威将军与中国将军们在缅甸前线讨论对日作战计划

抗战的胜利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文：巴巴拉·塔奇曼  编：先知书店

1946年10月12日，曾经的驻华美军司令约瑟夫·史迪威与世长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史迪威于1942年晋升中将，并被派到中国。在中国、缅甸和印度的抗日战争中，他为帮助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却因为与蒋介石的矛盾，最后不得不离开中国。

虽然，对美欧来说，欧洲战场是亲生孩子，太平洋战场是后娘生的孩子；而缅甸战场则是看见就烦的私生子，但对中国来说，它却比亲生孩子还重要。

因为，中缅之间的滇缅公路，就是中国“抗战输血管”。也是中国与盟国的唯一陆上交通线。大批援华物资打破日军封锁，源源不断运入中国，直到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为止。

1944年底蒋介石向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再次提出要求召回史迪威，并电告罗斯福总统。为了不失去蒋介石，不失去中国，罗斯福总统最终下令召回史迪威。

乍看之下这是两个人的矛盾，实际上却是中美两种文明的矛盾，正如塔奇曼在《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一书中所说，“在更深的层次上说，表面上看是两个人的不相容，根本上则是两种意图的不相容。”

▲蒋介石、宋美龄和史迪威

史迪威在接到召回通知后，在重庆只待了48小时。

他离开时匆忙而隐秘，这都是因为马歇尔将军的命令；马歇尔有理由担心史迪威口无遮拦，因此急于想在宣布消息和记者扑向他之前就把他从这个战区撤出并召回华盛顿。由于当时那届相互攻讦的总统竞选已经达到高潮，马歇尔希望史迪威不要随意发表言论，以免对再度对史迪威委以重任制造困难。

史迪威急切地想表达他对此事的看法，这从他的日记里那些充满痛苦的说法中看得出来：“要对解职发表声明吗?”“允许我发表一个声明吗？”他叫来了白修德和埃金森，秘密告诉他们事情发生的经过，并敦促他们记录情况作为史料。对于记者来说，这无疑是具有震撼力的报道，但是报道无法在重庆写成。原计划在一个月内离开中国的埃金森决定立即回国并敦促发表这一报道——不久这引发了轩然大波。

也正是此时，史迪威命令谢伟思回到华盛顿；这次返回是命运攸关的，用意是跟共产党建立关系，对此他在延安提出的报告中有中肯的说明。包瑞德上校不久前写信给史迪威说：“他们想打日本人，而且他们的部队也能打仗……并且他们愿意跟着你打仗。”尽管史迪威本人跟这个并无关系，但是他一直想着仍然在中国大陆的那24个日本师，并认为应当组织共产党对日军展开某种军事行动。

显然，他这样想的时候对国民党并无任何好感。他通过谢伟思的上司高思大使完成了对谢伟思的任命，而高思对史迪威的司令部不断挖走他最好的人员一直耿耿于怀。高思对其动机完全了解，因此他对国务院说“我们的某些陆军军官——也许包括史迪威——倾向于直接给共产党部队提供援助”，而这便是派遣谢伟思去华盛顿的原因。他的返回华盛顿的使命后来招致美国驻华外交官悲剧性和毁灭性的责难。

▲史迪威将军检阅中国远征军士兵

在临行前的最后几小时史迪威开始写告别信，其中包括一封写得很体面的给陈纳德的信，信中谈到他对陈纳德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并承认中国人对他备感敬重；此外他还写信给延安的朱德，表示自己“极度失望”，无法“跟你和你所造就的优秀部队一道”对日作战。

唯一接到史迪威一封并非正式告别信的英国人是奥金莱克将军；信中说自己视他为“朋友”，同时希望他也能这么看。他专门向孙中山夫人告别，夫人哭了，并说她希望能亲自去美国并把真实情况告诉总统。他正式跟高思大使告别，结果得知大使的任命也要结束了。

由于有各种特使绕过他——赫尔利和奈尔逊属于其中被当作救命稻草的特使，高斯没有影响力，因此得不到蒋介石的重视；他知道白宫不理睬他的意见，并对一项无望的使命感到厌倦，因此他下决心在总统任期结束后辞职。

还剩下最后一个告别。委员长的一名使者前来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这是中国可以授予外国人的最高勋章。史迪威的拒绝是意料之中的，但是他必须硬着头皮接受要他去喝茶的邀请。

在宋子文陪伴下的蒋介石很客气，他表示对此深感遗憾，说这仅仅是因为性格差异，他希望史迪威继续成为中国的朋友。他请史迪威提出建议和批评，特别是有关柳州的局势，结果吃惊地发现史迪威曾经亲自去过那里。这位客人言简意赅。他请求委员长要记住他的动机是为了中国好，然后喊了战时口号“最后的胜利！”便离开了。

10月21日，在这个寒冷的阴天，他爬上了自己的飞机，陪伴他的是贝尔金将军。他坚持说只要自己的上司走，他就不会留下；此外还有赫尔利的助手麦克纳里(McNally)上校；他在这个战区已经服务了两年，想法也跟贝尔金一样。赫尔利也感到不快，他承认自己“把事情弄糟了”，史迪威对此表示同意。史迪威认为自己遭到了“蒋氏集团的流放”，同时又被赫尔利“打出了中国”。

由于史迪威被召回是秘而不宣的，只有赫尔利和宋子文到机场为他送行。埃金森随机一道离开，最后一刻何应钦也赶到了；他下了车并向史迪威敬礼。史迪威对他还礼，环视四周后问：“我们还等什么？”接着就起飞了。

他只剩下三天的时间去昆明、Y军在保山的总部、密支那以及蓝姆伽逗留，以便私下向旧时的伙伴们告别。没有允许他向那些在他指挥下重回缅甸的部队筑路者和飞行人员发表告别讲话，这“让人难过”。

他10月24日到达德里两天后，即在为美国在战争中最难以达成的目标做了32个月的努力后，他记下了从事这项使命的最后一次日记：

“被铲除了——中缅印战区最后一天。”

▲被召回国后，史迪威在家中接待媒体

对于那些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美国人和很多中国人来说（尽管对这个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的第十四航空队并非如此），史迪威将军的召回是一种终结，明白显示了一种巨大的努力宣告结束。曾经确实做出了努力，但是正如一些人感到的，这种努力白费了。

如果曾经鼓动并指导这种努力的人走了，而且是在没有任何仪式和承认的情况下被撤出的，那么在很多人看来继续留下只能是徒劳无益的。这种感觉体现在了多恩在萨尔温江前线写给贝尔金的一封信中。多恩解释说他无法离开，因为他觉得在战役没有结束的时候背弃他统辖下的中国和美国军队是不对的，但是他又写道：

“我想的越多越觉得未来没有希望。所有的东西本来都'期以来日’，可是现在看来都落空了……即使在经常出现的那种乱糟糟的情况下，我也一直相信我们会在这里有所作为。现在我不相信了……”

本文选自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关于中缅抗战的最好一部作品，也许就是塔奇曼所著的这本书。一部与中、美、日密切相关，荣获“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的历史作品。

◎ 打破二战时国内常见的国共视角，给出全球视野下的“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

站在国人立场，国人惯于以国共主线看待这场战争。但在更大视野下，中国抗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部分。在这个大背景下，观察国人艰苦卓绝抗战，才能明白历史事件脉络，看到战争背后的复杂政治博弈。

从全球角度理解中国历史，更能从我们习以为常中，看清问题所在，比如：

传统中国式宣传——报喜不报忧，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声称自己民主大国，说一套做一套。

革命中国式硬气——对中国人自己施加的再严重的不公正和残酷做法处之泰然。但是一旦出现外国人纠纷，就会出现“爱国者慷慨激昂，大声叫嚣，谈及外国人压迫和中国人权利。”

◎ “关于中美关系最具可读性且信息量极大的一本书”——《国家杂志》

作为二战中缅印战区美陆军司令，美国对华援助法案执行人。史迪威“对中国人民忠心耿耿”，真心想帮助中国，这一高尚出发点恰恰注定了他的悲剧。

史迪威黯然离去是两种文化碰撞的结果，也是复杂政治角力的产物。他代表了美国努力使中国成为“民主中国”——这是堂吉诃德式的努力，但是屡败屡试。

抗战的胜利，却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来过似的。

不过，它也基本解释了为什么日本投降后，内战中国民党会溃败，以及今日中美关系。

◎ “使历史作品令读者着迷并且像我那样对题材激动不已、神魂颠倒。”——塔奇曼

费正清：它就是让读者着迷了，它让他们得以如此接近过去的历史，这接近程度前所未有。

● 人物刻画常有神来之笔——从延安回来的记者热情洋溢做了报告，宋美龄走到窗户旁边，默默朝江对岸凝视了几分钟，说出了平生最忧伤的词句：“如果你们告诉我的有关他们的事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 让人读得停不下来——塔奇曼在研究时发掘了所有记录，哪怕是最小的纸片也不放过。更成了历史研究者引用各种珍贵事实和生动语句的来源。

丘吉尔：“戏剧也无法企及”；读者：“曾经和老婆抢着看。”

● 对历史、政治、人性都有着深邃而如“预言般精准”的洞察——她的作品自问世以来，一直是政治家们的必备读物。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应对古巴导弹危机时，因为读了塔奇曼的《八月炮火》，避免了重蹈一战的覆辙。

● 国礼——当年，肯尼迪把塔奇曼的书当作国礼，寄给英国首相。尼克松破冰中美关系，同样将塔奇曼的书作为国礼送给中方最高领导人。

总之，无论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人性的深度、还是回应当下现实的力度上，塔奇曼的作品都值得收藏。遗憾的是，她的作品虽蜚声世界，却在中国长期被忽视，部分作品引入国内后，曾一度绝版。因此，我们携塔奇曼作品出版方，复活了《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等六部作品，并与近两年出版/再版的《圣经与利剑》《八月炮火》组成“塔奇曼作品集”，一共9册，迄今简体中文世界最全版。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