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发 杨奎松 | 评潘佐夫的《毛泽东传》
在展开讨论之前，不能不先做一点说明。潘佐夫的《毛泽东传》自2007年首版后，迄今已有了四五个版本，即2007年作者独立出版的俄文版为一卷本，书名为《毛泽东传》；2009年扩展为两卷，书名改为《毛泽东的故事》，两卷各有一个副标题；2012年与美国学者梁思文（Steven I.Levine）合作出版英文版，书名改为《毛泽东：真实的故事》；2015年又分别在台湾地区和大陆出版了繁体中文版和简体中文版。只是繁体中文本是从2012年英文版翻译过来的，简体中文本“是以作者在2009年进一步修改后的俄文本为准”的一个未发表的英文本翻译的。对照繁、简本，可了解作者独立撰写出版的俄文本与作者和梁思文合作出版的英文本叙事内容大体相同，章数都是36章，但书名不同，一级目录不同，全书总字数、引文量及注释量，前者远多于后者。简体本没有收入英文版的“绪论”，大大压缩了“尾声”（改为“后记”），还删除了一些重要的叙事，正文总字数比繁体本仍多出十五六万字（汉字）。另外，即使没有直接阅读过该书的俄文版，只要读过英文版的前言和尾声，对照简体本的序言和后记，读者也不难发现，俄文版与英文版在对传主的认知与评价上也有差别。这一差别的形成，很可能与英文版的合作者梁思文的参与以及西方读者的阅读需要有关。由于存在着上述明显的不同，我也就很难笼统地评论这本书，只能把对此书的讨论限制在大陆发行的简体本《毛泽东传》的范围内。当然，已经出版的英、俄本也好，繁、简本也好，它们的主要叙事和一些重要判断还是基本一致的，故在读不懂俄文本的情况下，涉及一些具体的译文、概念和表述的问题不易弄清时，我也会对照一下经过作者认可的英文版的文字，来求证问题所在。
一、 利用俄档重写毛泽东传的重要性
一本人物传记写得好或不好，可以选取的评价角度很多。历史人物的传记如何写才算好，至少近代以来就有多种流派的尝试与争论，至今也是众口难调，纷说不一。从事历史研究的学人的评判标准相对比较简单，因为离不开学术标准。但即使从学术的角度来要求，也还是可以有高低两个标准：低标准是和前人的学术传记相比，高标准是和前人的学术研究相比。
不论人们对历史人物传记的写法存在着多少种不同的意见，相信今人绝大多数都会同意，一部好的传记的基础是真实。历史真实之不易重建，史料的缺失又最为关键。莎士比亚也好，屈原也好，后人之所以很难写出大家都公认的真实可靠的传记作品来，就是因为他们当年留下来的能够成为可靠史料的资料实在太少了。有关毛泽东的传记所以层出不穷，除了距今较近，感兴趣的读者多以外，一个重要原因也恰恰在于有关他的生平思想的文献史料留下来的很多，并且一直还在不断地被发现着。
保存毛泽东生平思想史料最多的地方，自然是中国大陆。这也是为什么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毛泽东传记性著述，还是要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集体编撰的《毛泽东传》（也包括《毛泽东年谱》）。这里所说的权威，指的是编撰者掌握、披露的史料、史实的完整可靠的比率而言。毕竟，有关毛泽东生平思想的各种史料，包括文献、回忆，以及其他各种声像、实物资料，唯有中国的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最为充分；在中国又唯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相关研究人员才有条件接触并利用到这些资料。纵使作为官方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其资料的取舍有很强的倾向性，但当今几乎所有其他撰写毛泽东生平思想史问题的作者，包括潘佐夫在内，仍旧不能不从中大量地转引史料或转述史实。
但是，中国大陆保存的有关毛泽东生平思想的档案史料，尤其是与毛泽东生平思想关系密切的党的历史文献，还是存在不少缺失。这当然和革命战争年代的意外散失与主动销毁有关。好在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前联共（布）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下级支部之一，双方这种关系持续了20年之久，中共不仅有大批人员曾在苏联留学和工作，留下大量史料，而且中共中央还曾持续地将国内难以保存的众多档案文献送交莫斯科做备忘和保存。即使共产国际解散，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发生了重要改变，双方电讯及人员往来依旧非常密切，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很长时间仍在中共中央派驻有代表，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也还是一度定期向莫斯科汇报情况，更不必说新中国成立后双方高层间的频繁互访了。故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两党两国关系完全破裂，莫斯科都保存有大量涉及双方关系，包括中共历史情况的档案文献。已知在今天俄国众多国家级档案馆中，像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外交政策档案馆、军事历史档案馆、安全部档案馆，以及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等，都保存有很大数量的涉及中共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档案史料。仅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一个馆所藏数千卷档案中，约半数都是共产国际档案和中共历史档案。其中有关毛泽东个人的特别档，据称就有15个卷宗。由于这些资料长期不对外开放，包括20世纪90年代部分开放后限制亦多，故直到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出版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部毛泽东传记曾经系统地利用到俄国哪怕是一个档案馆的这类档案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传》，分1949年前和1949年后，先后出版于1993年和2003年。1993年出版的上半部完全没有用到俄国档案，2003年出版的下半部虽然有条件利用到俄国档案，但编撰者也只是在实在不能不用的时候，才间接转引了3条。因为这种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俄档部分开放以来，外国学者利用俄国档案来做毛泽东传，便成了一件炙手可热的事情。2005年，英国作家张戎夫妇出版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所强调的一个主要卖点，就是利用到“俄罗斯大批新解密的档案”。但因作者并非历史学者，辨识真伪能力不足，再加上自身主观色彩过于强烈，因此其书在发掘利用俄档方面并没有做出多少贡献。这也是为什么两年后潘佐夫推出俄文本《毛泽东传》时仍会公开声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抑或在俄国，由于俄国档案大部分至今仍未解密，部分近几年才解密，因此，包括张戎夫妇的新作在内，过去关于毛泽东生平思想的“所有说法都离真相很远”。他宣称，他的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就是依据这些独特的档案资料而写成的”。（中文序，第4页）显然，潘书也正是因此获得了中外大批读者的期待。
二、 潘佐夫《毛泽东传》的主要贡献
不过，能够说过去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的“所有说法都离真相很远”吗？可以肯定，这样的说法多少有点炒作的味道。如前所述，潘书中本身就在大量利用和转述包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内的中外各种人等编著的与毛有关的传记、年谱、文集等提供的史料和说法，如何能说过去所有说法都离真相很远呢？但注意一下作者对此话的具体解读，或可发现，他所指的所谓“所有说法”，其实主要只是如下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按照作者的概括，一个是埃德加·斯诺的“说法”，一个是费正清等西方学者的“经典公式”。
所谓“斯诺的一个说法，即毛信奉‘苏联人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是说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一直是俄国式马克思主义者。所谓费正清等西方学者的“经典公式”，是说他们“鼓吹毛在与斯大林的关系上及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的‘独立性’”，声称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毛及其中共就已经和莫斯科保持距离了。（中文序，第3—4页）
这样的概括说明可能并不十分准确。首先，斯诺真的与费正清等西方学者不同，相信毛信奉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列宁主义者或斯大林主义者吗？西方学者中把毛泽东看作俄国式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认定为莫斯科傀儡的观点不是不存在，比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政治家们几乎是这样评论和看待毛泽东与中共的，但这却和斯诺没有多少关系。只要多读一些美国人在中国抗战期间与中共交往的回忆或研究著述，就能发现，从抗战中前期美国军事观察员卡尔逊，以及罗斯福总统，到战争后期美国年轻外交官谢伟思、戴维斯，也包括费正清和战时不少访问过中共根据地的英美人士，他们当年大都相信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是不同于莫斯科的，而这种看法主要就源自于斯诺。正是斯诺1937年、1938年在英美报刊上的一系列报道和书籍的出版，影响了他们对毛泽东和中共的看法。斯诺的这类观点不仅一直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明晰和坚定。1949年4月，鉴于中国大陆国共易手在即，美国政府及舆论界普遍怀疑中共会成为苏联傀儡，与美国作对，斯诺为此还曾专门投稿给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会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吗？》的长篇文章，明确反对这样的看法，认为新中国必定会成为一个“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的大国”。这也就是说，斯诺的说法和被潘佐夫批评的第二种说法，即费正清等西方学者的所谓“经典公式”，其实并无太多区别。
其次，潘佐夫提到的，他认为只能根据俄国新解密档案并由他这本书来推翻的这两种传统“说法”的观点，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无论在中国、苏联，还是在西方，对于这类“说法”或观点一直是有争论和研究的。不直接或大量运用俄国未解密或刚解密档案，人们也一样得出过和潘书相同或不同的看法或说法。
有关中苏两党关系，包括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开展得最早，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有论文和专著发表、出版。苏联学者在70年代，中国学者在80年代，也都开始着手研究，并有不少成果推出。
美国学者前期的研究，因为受到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也多半倾向于认定中共，包括毛是莫斯科的傀儡；六七十年代以后，受中苏关系紧张及中美缓和等影响，美国学者的说法又较多地回到斯诺或费正清的所谓“经典公式”上来了，即认定毛泽东自革命战争年代就与莫斯科存在隔阂与分歧，此一情况最终影响到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走向破裂。
受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苏联学者的研究也呈现出前后不一的情况。但前期的研究多侧重讲友好，利用回忆录较多，运用档案文献较少。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对毛的批判达到高峰时，虽陆续有一些档案文献的利用，但其强调的仍主要集中在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作用的层面上。直接涉及毛泽东个人史实问题的研究，多采取以历史当事人如王明、李德、伏拉基米洛夫等人回忆或日记的形式来呈现。这其中虽然也有档案文献的运用，但此种形式以及书写者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回忆，包括其中资料选取的客观性和准确度。
中国大陆这方面的研究长期受到限制，直至改革开放，即20世纪80年代初才逐渐展开。由于最初的研究者多属传统党史学者，再加上当时仍深受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影响，故最初阶段的研究同样主观性较强。多数学者都尝试证明苏联学者的观点是错误的，与此前中共党史研究或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完全不提莫斯科的影响问题不同的仅仅在于，新的研究不否认中共革命曾经受到过莫斯科的影响，只是转而强调这种影响负面多而正面少。研究者当时更侧重于想要证明的是，如果不是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取得了领导地位，改行并坚持独立自主方针，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在莫斯科的左右或指导下，只会延续以往的失败，绝无成功的可能。
中国学者的这一波研究的说法很快就在苏联引起了反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方面集中公布了一批足以体现莫斯科正确指导的档案资料，其中部分档案并可直接证明，1935年以后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仍旧受到并依照共产国际的指导调整变动。包括决定着中共统一战线政策转变的重大决策，也都离不开莫斯科的正确作用。这一情况不可避免地对中共党史学者此前的研究和说法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俄国档案一度大量开放，许多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档案文献得以编译出版，从而进一步带动了中国大陆方面的讨论研究。事实上，还在俄国档案大量披露之前，中国学者在斯大林、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问题，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与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问题，苏联外交政策改变影响共产国际统战政策改变，进而影响中共统战政策改变的问题，也包括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共苏维埃革命失败、西安事变、延安整风、战后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以及台海危机等许多重大事件背后苏联因素问题方面，都已经取得了更加合乎实际的新的历史研究成果，极大地改变了以往传统的说法，也包括国内外一些流行的说法。像潘书中突出强调的两大新说法，即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对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具有重要作用，和毛泽东的许多思想主张，如新民主主义论等，都受到过莫斯科的直接影响等等，早在潘书俄文本出版10年前就有中国学者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相近的看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读一下潘书的注释，也不难有所了解。
由上可知，潘佐夫所著《毛泽东传》，包括其中提供的新说法，不是也不可能是仅靠其个人之力，在全面阅读和研究了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中相关档案所取得的成果。关于这一点，从作者几乎没有针对学界现有研究进展及其观点展开对话和讨论（对张戎夫妇著述的个别批评除外），只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亦可见一斑。
换言之，潘书的主要价值或贡献，理当是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中、俄、美等诸多方面各种前期研究之大成，同时提供了一些自己独特的思考和研究心得，俄国档案的披露还在其次。
强调这一情况，未必就会贬低潘佐夫此书在毛泽东传记研究中所取得的进展。如前所述，历史人物传记即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也有两种评价标准。潘书在写法上没有与现有研究展开对话和讨论，但它毕竟将不少新发现或新开放的俄国档案，包括中外学者新发现的档案史料，较已有传记更全面、更系统地集中起来了。仅此一点，对现阶段大批关心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新成果的读者来说，它也还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