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100号：大师与小人物 朝花时文

多少年来，100号里名家辈出，群星璀璨。已故的朱维铮、李华兴、金重远和沈渭滨等先生，当年都是中年讲师，后来都成为新一代史学大家。然而，同时代的小董却湮没无闻，他的悲剧人生很少有人知晓。不久前，听说100号连同200号、300号的老房子要拆了，心中不免忧伤。我曾看到一个材料：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医学系），原本名不见经传，1904年，一位名叫“周树人”的中国留学生在此读书学医。如今，鲁迅先生上过课的阶梯教室，依然保留着，鲁迅坐过的座位，还有专门说明……

　　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西部，有一排老建筑，由南到北，依次为100号、200号和300号。它们坐西朝东，灰墙黛瓦，与北面400号登辉堂（今相辉堂）、南面700号奕柱堂（今校史馆），遥相呼应。

　　这一排建筑中，靠北的300号原是复旦实验中学校舍，后拆除重建，现为“蔡冠深人文馆”。中间的200号名为“简公堂”，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先生捐资兴建，是1922年复旦迁址江湾时仅有的“三座屋宇”之一（另两座为奕柱堂和第一宿舍）。上世纪20年代，胡适、鲁迅等人先后在简公堂做过演讲。底楼的A1教室，还有特别意义：著名戏剧家洪深领导的“复旦剧社”在此改组成立，复旦剧社在历史上享有盛誉，其英文名就叫　A1Club　或　A1Workshop。

　　与简公堂建筑风格类似的，是靠南侧的100号。100号虽比简公堂建造稍晚，却远比建于1946年的登辉堂历史悠久。上世纪30年代初，为迎接30周年校庆，复旦拟建行政办公楼，苦于资金不足，校董会决定发行公债，筹款建楼。1933年，复旦正式向社会发行公债，年息1分，5年还清——这是我国大学首开发行公债之举，轰动一时。公债募得的4万元，建成了100号。建成以后，此楼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相伯堂”，以纪念复旦创始人马相伯校长。与简公堂、奕柱堂一样，相伯堂也曾飞檐翘角，古色古香。然而，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江湾，复旦校园遭到重创，第一宿舍和女生宿舍（东宫）、体育馆被夷为平地，相伯堂和简公堂则被炮弹击中，掀去屋顶，从此不复有昔日雄姿。

　　新中国成立后，复旦老校舍以数字重新命名，“100号”成为相伯堂的代号。50年代，这里曾是理科办公楼。1958年，原子能科学系在100号创立。60年代初，100号成为历史系办公楼。对于100号，我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文革”结束后考进历史系时，我经常走进100号。那时，学校图书馆（今理科图书馆）拥挤不堪，人满为患，唯有100号底楼的历史系资料室偏安一隅，清静幽雅，是学生自修的首选。100号为两层楼建筑，原来东、南、北三面有门，枯藤绕墙，斑驳陆离，在绿荫的包围下，显得低调而与世无争。

于右任先生说，复旦初迁江湾时，仅有“屋宇三座”，即奕柱堂（今校史馆）、简公堂（今200号）和第一宿舍（后被日军炸毁，原址建起登辉堂）。左为奕柱堂，右为简公堂，中为相伯堂（即100号）。

　　100号里，我们常与史学大师不期而遇。见到较多的有陈仁炳、杨宽、吴杰和张荫桐等任课老先生。至今记得，陈仁炳先生神情忧郁，背微驼，却穿戴整齐，一双棕黄色的旧皮鞋擦得锃亮，阴天时他常带一把长柄黑布雨伞，不下雨时权作拐杖……偶尔，也能碰见周谷城、蔡尚思、谭其骧和田汝康等先生，他们虽已不为本科生开课，但精神矍铄。每月5日学校发工资时，老先生们常会现身100号。记得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周谷城先生，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冬日上午，我正在资料室读书，忽然有人推门进来，“周谷老！”我心里暗叫一声。周先生风尘仆仆，戴着变色眼镜，穿着黑呢大衣，一条米黄色围巾把脖子裹得严严实实。他把手上的拎包往桌子上一放，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叫道：“小董！”那位“小董”慢慢抬起头，瞟了一眼周先生，面无表情……这个场面，我印象深刻。

　　在100号，周谷城先生的逸闻不少。“文革”初，他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打倒，有一阵子，被勒令打扫100号厕所。每天清早6点多，周先生会准时出现在100号。有好心人问他，为什么那么早来？还要戴上大口罩？他叹道：“还不是不让别人认出我周谷城在扫厕所呀！”有一次，传来在北京的姚文元的“指示”：“有些人现在还不老实，翘尾巴，比如上海的周谷城……”第二天，100号里就开会批斗周谷城，不料他却发言说：“狗和猫有尾巴，会翘尾巴，我周某人既非狗也非猫，无尾巴可翘！”一时场面尴尬。

周谷城

　　据复旦校友陈四益先生回忆，周谷城先生应对批斗，态度另类，“哪怕东拉西扯，也要表现独立之人格。”某日，登辉堂召开批斗周谷城、周予同等人大会，会议主持人要周谷城批判周予同，“周谷城戴着墨镜走到台中，大声说道：‘周予同是研究经学的。我早就同他说过，你研究的是小六经，我研究的是大六经。你的小六经只是我的大六经里的一小部分……’话一开头，台下已在窃窃私语，讲到这里，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哄堂大笑……他戴着墨镜，我无法看清他的表情。我想，在镜片后面的眼睛里，一定隐含着讥刺与得意……一场要‘大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威风’的批斗，就此流为笑谈。”（陈四益《臆说前辈·应付批斗》）

　　听我的班主任李孔怀老师说，有一次学校批斗会后，周谷城、周予同先生回到100号二楼，周予同先生气得浑身发抖，怒火难消；而周谷城先生却心平气和，若无其事。只见他拿起一柄干拖把，头枕布条，倒地就睡……“这一幕，看得我目瞪口呆！”李老师由衷地感叹，“周谷老真了不起，举重若轻，内心非常强大！”

　　再说“小董”。被周谷城先生唤作“小董”的，本名董力生，系资料室管理员，40来岁，戴一副黑框眼镜，面目清癯，身形瘦削。他时常站在资料室一角，两眼盯着窗外发愣。有好几次，资料室内寂静无声，小董突然拿起报纸，高声朗读《人民日报》社论，抑扬顿挫，字正腔圆；有时，他又会嘟嘟囔囔，念念有词。我刚到资料室时，对此颇感诧异，后来慢慢习惯了——他是一个病人。

　　小董是历史系55级学生，是李孔怀老师的同班同学，“他原本是要考上海戏剧学院的，后来不知怎么进了复旦历史系。”读书时，小董多才多艺，是班里的文艺尖子，也是复旦剧社的演员，“诗朗诵、快板、话剧表演，他样样精通”。1958年，他与同班同学朱维铮一起，参演独幕剧　《星期六的晚上》，获得上海市高校汇演演出一等奖。他演过的最著名的角色，是在话剧《红岩》中饰演特务头子徐鹏飞。《红岩》风靡街头巷尾，小董自然成了“明星”。他的功课也不错，是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武的研究生，毕业以后，留校任教。

　　但是，小董有一个心病，从不向人透露。他“海外关系”复杂。“文革”初起，风声鹤唳，他心情高度紧张，忧心忡忡。恰在此时，两位青年教师从北京调回，住进单身宿舍，与小董为邻，小董敏感，误以为受到监视，越发不安。有一天，他突然叫道：“我就是反革命！我罪该万死！”一位多才多艺的青年才俊，终于被时代漩涡吞噬……

100号前的石刻，记录着相伯堂的历史

　　多少年来，100号里名家辈出，群星璀璨。已故的朱维铮、李华兴、金重远和沈渭滨等先生，当年都是中年讲师，后来都成为新一代史学大家，闻名海内。然而，同时代的小董却湮没无闻，他的悲剧人生很少有人知晓。我毕业后不久，听说小董死了——他倒在自己的单身宿舍里，几天以后才被人发现。小董是100号里的小人物，连一颗流星也算不上。今天，回首100号，安能记得小董？

左为简公堂，中为景莱堂（300号），右为登辉堂（今相辉堂）

　　不久前，听说100号连同200号、300号的老房子要拆了，心中不免忧伤。我曾看到一个材料：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医学系），原本名不见经传，1904年，一位名叫“周树人”的中国留学生在此读书学医，20年后，他成为中国文豪鲁迅先生。鲁迅以一篇散文　《藤野先生》，让人们记住了仙台医专，记住了他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如今，鲁迅先生上过课的阶梯教室，依然保留着，鲁迅坐过的座位，还有专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