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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100号:大师与小人物 朝花时文

复旦100号:大师与小人物 朝花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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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100号里名家辈出,群星璀璨。已故的朱维铮、李华兴、金重远和沈渭滨等先生,当年都是中年讲师,后来都成为新一代史学大家。然而,同时代的小董却湮没无闻,他的悲剧人生很少有人知晓。不久前,听说100号连同200号、300号的老房子要拆了,心中不免忧伤。我曾看到一个材料: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医学系),原本名不见经传,1904年,一位名叫“周树人”的中国留学生在此读书学医。如今,鲁迅先生上过课的阶梯教室,依然保留着,鲁迅坐过的座位,还有专门说明……

 

  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西部,有一排老建筑,由南到北,依次为100号、200号和300号。它们坐西朝东,灰墙黛瓦,与北面400号登辉堂(今相辉堂)、南面700号奕柱堂(今校史馆),遥相呼应。


  这一排建筑中,靠北的300号原是复旦实验中学校舍,后拆除重建,现为“蔡冠深人文馆”。中间的200号名为“简公堂”,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先生捐资兴建,是1922年复旦迁址江湾时仅有的“三座屋宇”之一(另两座为奕柱堂和第一宿舍)。上世纪20年代,胡适、鲁迅等人先后在简公堂做过演讲。底楼的A1教室,还有特别意义:著名戏剧家洪深领导的“复旦剧社”在此改组成立,复旦剧社在历史上享有盛誉,其英文名就叫 A1Club 或 A1Workshop。


  与简公堂建筑风格类似的,是靠南侧的100号。100号虽比简公堂建造稍晚,却远比建于1946年的登辉堂历史悠久。上世纪30年代初,为迎接30周年校庆,复旦拟建行政办公楼,苦于资金不足,校董会决定发行公债,筹款建楼。1933年,复旦正式向社会发行公债,年息1分,5年还清——这是我国大学首开发行公债之举,轰动一时。公债募得的4万元,建成了100号。建成以后,此楼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相伯堂”,以纪念复旦创始人马相伯校长。与简公堂、奕柱堂一样,相伯堂也曾飞檐翘角,古色古香。然而,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江湾,复旦校园遭到重创,第一宿舍和女生宿舍(东宫)、体育馆被夷为平地,相伯堂和简公堂则被炮弹击中,掀去屋顶,从此不复有昔日雄姿。


  新中国成立后,复旦老校舍以数字重新命名,“100号”成为相伯堂的代号。50年代,这里曾是理科办公楼。1958年,原子能科学系在100号创立。60年代初,100号成为历史系办公楼。对于100号,我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文革”结束后考进历史系时,我经常走进100号。那时,学校图书馆(今理科图书馆)拥挤不堪,人满为患,唯有100号底楼的历史系资料室偏安一隅,清静幽雅,是学生自修的首选。100号为两层楼建筑,原来东、南、北三面有门,枯藤绕墙,斑驳陆离,在绿荫的包围下,显得低调而与世无争。

于右任先生说,复旦初迁江湾时,仅有“屋宇三座”,即奕柱堂(今校史馆)、简公堂(今200号)和第一宿舍(后被日军炸毁,原址建起登辉堂)。左为奕柱堂,右为简公堂,中为相伯堂(即100号)。


  100号里,我们常与史学大师不期而遇。见到较多的有陈仁炳、杨宽、吴杰和张荫桐等任课老先生。至今记得,陈仁炳先生神情忧郁,背微驼,却穿戴整齐,一双棕黄色的旧皮鞋擦得锃亮,阴天时他常带一把长柄黑布雨伞,不下雨时权作拐杖……偶尔,也能碰见周谷城、蔡尚思、谭其骧和田汝康等先生,他们虽已不为本科生开课,但精神矍铄。每月5日学校发工资时,老先生们常会现身100号。记得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周谷城先生,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冬日上午,我正在资料室读书,忽然有人推门进来,“周谷老!”我心里暗叫一声。周先生风尘仆仆,戴着变色眼镜,穿着黑呢大衣,一条米黄色围巾把脖子裹得严严实实。他把手上的拎包往桌子上一放,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叫道:“小董!”那位“小董”慢慢抬起头,瞟了一眼周先生,面无表情……这个场面,我印象深刻。


  在100号,周谷城先生的逸闻不少。“文革”初,他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打倒,有一阵子,被勒令打扫100号厕所。每天清早6点多,周先生会准时出现在100号。有好心人问他,为什么那么早来?还要戴上大口罩?他叹道:“还不是不让别人认出我周谷城在扫厕所呀!”有一次,传来在北京的姚文元的“指示”:“有些人现在还不老实,翘尾巴,比如上海的周谷城……”第二天,100号里就开会批斗周谷城,不料他却发言说:“狗和猫有尾巴,会翘尾巴,我周某人既非狗也非猫,无尾巴可翘!”一时场面尴尬。

周谷城


  据复旦校友陈四益先生回忆,周谷城先生应对批斗,态度另类,“哪怕东拉西扯,也要表现独立之人格。”某日,登辉堂召开批斗周谷城、周予同等人大会,会议主持人要周谷城批判周予同,“周谷城戴着墨镜走到台中,大声说道:‘周予同是研究经学的。我早就同他说过,你研究的是小六经,我研究的是大六经。你的小六经只是我的大六经里的一小部分……’话一开头,台下已在窃窃私语,讲到这里,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哄堂大笑……他戴着墨镜,我无法看清他的表情。我想,在镜片后面的眼睛里,一定隐含着讥刺与得意……一场要‘大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威风’的批斗,就此流为笑谈。”(陈四益《臆说前辈·应付批斗》)


  听我的班主任李孔怀老师说,有一次学校批斗会后,周谷城、周予同先生回到100号二楼,周予同先生气得浑身发抖,怒火难消;而周谷城先生却心平气和,若无其事。只见他拿起一柄干拖把,头枕布条,倒地就睡……“这一幕,看得我目瞪口呆!”李老师由衷地感叹,“周谷老真了不起,举重若轻,内心非常强大!”


  再说“小董”。被周谷城先生唤作“小董”的,本名董力生,系资料室管理员,40来岁,戴一副黑框眼镜,面目清癯,身形瘦削。他时常站在资料室一角,两眼盯着窗外发愣。有好几次,资料室内寂静无声,小董突然拿起报纸,高声朗读《人民日报》社论,抑扬顿挫,字正腔圆;有时,他又会嘟嘟囔囔,念念有词。我刚到资料室时,对此颇感诧异,后来慢慢习惯了——他是一个病人。


  小董是历史系55级学生,是李孔怀老师的同班同学,“他原本是要考上海戏剧学院的,后来不知怎么进了复旦历史系。”读书时,小董多才多艺,是班里的文艺尖子,也是复旦剧社的演员,“诗朗诵、快板、话剧表演,他样样精通”。1958年,他与同班同学朱维铮一起,参演独幕剧 《星期六的晚上》,获得上海市高校汇演演出一等奖。他演过的最著名的角色,是在话剧《红岩》中饰演特务头子徐鹏飞。《红岩》风靡街头巷尾,小董自然成了“明星”。他的功课也不错,是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武的研究生,毕业以后,留校任教。


  但是,小董有一个心病,从不向人透露。他“海外关系”复杂。“文革”初起,风声鹤唳,他心情高度紧张,忧心忡忡。恰在此时,两位青年教师从北京调回,住进单身宿舍,与小董为邻,小董敏感,误以为受到监视,越发不安。有一天,他突然叫道:“我就是反革命!我罪该万死!”一位多才多艺的青年才俊,终于被时代漩涡吞噬……

100号前的石刻,记录着相伯堂的历史


  多少年来,100号里名家辈出,群星璀璨。已故的朱维铮、李华兴、金重远和沈渭滨等先生,当年都是中年讲师,后来都成为新一代史学大家,闻名海内。然而,同时代的小董却湮没无闻,他的悲剧人生很少有人知晓。我毕业后不久,听说小董死了——他倒在自己的单身宿舍里,几天以后才被人发现。小董是100号里的小人物,连一颗流星也算不上。今天,回首100号,安能记得小董?

左为简公堂,中为景莱堂(300号),右为登辉堂(今相辉堂)


  不久前,听说100号连同200号、300号的老房子要拆了,心中不免忧伤。我曾看到一个材料: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医学系),原本名不见经传,1904年,一位名叫“周树人”的中国留学生在此读书学医,20年后,他成为中国文豪鲁迅先生。鲁迅以一篇散文 《藤野先生》,让人们记住了仙台医专,记住了他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如今,鲁迅先生上过课的阶梯教室,依然保留着,鲁迅坐过的座位,还有专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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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苍山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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