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长沙起义前后的政治生涯(五)
参加长沙起义 加入“３１３０” 南下 策 反 刘 安 琪 兵 团
１９４９年４月，程潜将军领导长沙起义的意图已经明朗化。整个长沙乃至湖南各地的进步人士，都纷纷表态拥护程潜起义。
这时，我的好友邓飞黄，已加入王昆仑同志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成为长沙“民联”负责人之一。他与马子谷同志经常联系，并介绍我加入“民联”。从此，我常到老同学黄定戎家里，向他表明我投靠革命的决心，坦诚地讲述我从恐惧、想逃跑，转变到决心走向光明的激烈思想斗争过程。在他的耐心帮助和具体指导下，开始为革命工作。
是年４月间，在我主编出版的民政厅《自治月刊》上，发表了我撰写的揭露蒋家王朝黑暗政治及其罪行的文章《论政治改革》。该刊期印５０００份，发至各县、各乡以至部分保级学校，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至少让各地都知道了省民政厅对于程潜将军起义的态度。在４月召开的省参议会期间，香港华南局派周维新同志来湖南，住在省参议员刘彬家中，策动长沙起义，暗中向议员们散发各种革命传单。我在安远时，刘彬系教育科长，周维新为督学。这次老友重逢，倾怀相诉，深感痛快！特别是在我人生道路的重要时刻，听了周维新同志讲述的革命道理，更坚定了我的革命信念。周维新同志在长期间，我和刘彬二人负责掩护。离长回港时，由我借给旅费，并商定刘彬去港联络。５月底，刘彬从港回桂东号召民枪起义，我即派胞侄王文衡由长沙回家乡，与他们一起投入解放桂东的武装斗争。６月１６日，桂东解放，成了全省最先解放的县。
８月４日，程潜将军宣布湖南和平起义起义！我与省府的一大批中级干部联名发表起义宣言，在长沙各报刊载。紧接着，正式成立“民联”湖南省筹备委员会，我被选为筹备委员，担任联络工作。并派在解放后的省民政厅任视察室主任。此时，邓飞黄看到湘西、湘南等区还有些县没有解放，要我尽快写信给有关的县长，规劝他们立即起义。我发出了９封信。结果：临澧县长袁平凡、溆浦县长李佑琦，还有邓建黄都倨鹆艘迤欤?断蛉嗣瘛?/span>
长沙“３１３０”策反小组负责人黄定戎，对我的革命行动表示满意。有一天，与他谈及我和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兼粤北军总司令刘安琪的秘书长李懋的关系时，说到我与他在江西共过事，过从甚密，他曾亲口对我说过：“如有机会，还是归队好。”黄定戎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利用价值的关系，可通过李懋，策动刘安琪兵团起义。经领导上研究后，决定让我加入“3130”策反组织。并介绍我与华中军区第一联络站站长郭士魁、副站长袁文超见面，由他们向我正式宣布“准备南下”的决定。
南下策反，是对我的一次严峻考验。要穿越蒋军防线，需冒极大风险；一旦暴露身份，即有杀身之祸。且我妻子刚病死在江西萍乡娘家，子女年龄尚小，无人照料。在我思想动摇之际，黄定戎同志对我再三说明此举的重大意义，勉励我为人民立功。他还找民政厅副厅长高敬之，发给我爱人的安葬费。高敬之对我说：“此去如三个月内可以回厅，仍可保留工作。”组织上的关怀和信任使我深为感动。我想到程潜将军起义前，也曾派程星龄、马子谷去与解放军联络，对起义的顺利进行起了很大作用。自己应效法程、马，在此关键时刻，争取立功。
出发前，在第一联络站学习了三天，袁文超副站长对我进行了敌后工作方法及注意事项的培训。并指示我，可长期隐藏在该军内部，遇时机成熟，亦可以我方谈判代表资格，直接与刘谈判。他还告诉我，林彪将军过去与刘安琪在黄埔军校同学的情况，以及已经对刘进行过的大概工作情况等。郭士魁站长指示：遇有机会，应立即与刘进行谈判。如他诚心起义，要马上回站报告。学习结束后，由王灿然、黄定戎、贺克礼三人正式书面介绍，化名叫郭海涛，于９月７日装扮成商人出发，１２日到达广州。
在广州，李懋让我在新华酒店与他同住。开头只对他说我是逃难出来的，请老朋友介绍到刘兵团总部工作。他满口答应说，候刘安琪从曲江总部回来，一定想办法。慢慢我俩谈到了该军内部情况。他告诉我，刘只一个直辖军驻在曲江、翁源、英德一带，还有一个军、两个旅驻海南整训，另有中央拨归刘指挥的驻在坪石的一师人。而粤北大部分地区属余汉谋部驻防。刘名义上是粤北军总司令，实际上，那些军队他指挥不动。
李懋不仅与我谈得投机，而且信任我。他外出时，也放心的把我一个人留在房里。有一天，我发现他的箱子未落锁，在箱内翻到一份标有布防地区和部队番号的广东地图，我速记下来，连同几天来了解到的情况，将蒋军在穗的军事部署、兵种配备、作战计划以及军内的矛盾等等，写成书面材料，向联络站作了第一次报告。
接着，我开始试探李懋对起义的态度，问他对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看法。他说，国民党军已不可救药。我进一步问，刘安琪在粤北怎么办？他说，没有什么办法，一切听从蒋总统的命令。我又问：许多国民党军先后起义，受到解放军的优待，刘安琪是否也可起义？这一问使他顿时瞠目结舌，一时讲不出话来。沉默了一段时间，他才说，刘部是蒋介石手中最后一张王牌，早已派贺衷寒在粤北监视。要他叛变，绝不可能！从此，李懋对我的身份产生了怀疑，我再提到兵团总部工作问题时，他就采取敷衍态度了。
几天后，蒋介石由台湾飞来广州，全城警戒森严。此时城内传言解放军就要南进，李懋心里很焦急。我趁机向李懋建议：请蒋介石同意刘部全军集中，或将海南整训部队集中粤北，或将粤北刘部撤至海南，便于刘的统一指挥。刘果采纳这一建议，向蒋提出报告。蒋介石也认为可以考虑。
１０月初，解放军进攻广东，刘部未经抵抗即撤往海南，途经阳江、电白时，遭到我军阻击，消灭和俘获刘部一万多人。此时，我因未能打入刘部总部，不能以初步谈判代表资格与刘安琪谈判，失去一个逼刘起义良机。
李懋对我身份怀疑后，适他的家眷从台湾来广州，我迁住斜对面的升平酒店。一天，联络员李少玉来找我，正好被李懋撞见，李对我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但他没有出卖我，而是保护我。蒋介石来广州时，他特意关照我：不要外出，免遭盘查。１０月９日，刘安琪败逃海南，李懋要离穗去香港办事处，我经上级指示，随李去港，继续做策动刘部起义工作。此时，李懋直截了当地问我，这次南来，究竟是什么任务？我觉得再没有对他隐瞒的必要，明白地告诉他，自己是解放军派来与他联络，共同争取刘部起义的。并将我起义的经过全告诉他。作为老朋友，希望他一定抓住这个机遇，争取立功归队。我还将南下前夕郭士魁站长对我说的，如起义成功，人民政府对刘一定妥善安置，对李将以自己人看待，派任重要工作等话，都对他说了。李懋听后，极为高兴。但他认为，刘安琪是个思想顽固的人，要想顽石点头，恐属不易。自此，两人连续四、五日推心置腹，无所不谈。既有共识，也有分歧，有时还辩论得面红耳赤。当谈到将来解放了台湾，收回了香港时，李懋还说，到时他不会逃往美国，也没有资格去当“白华”！表示愿意参加策反，一起来促成刘安琪起义，争取立功。他把在台湾的房产、家私全部出卖，把妻小接来了香港。
从此，李懋与我紧密配合，展开了对刘安琪的爱人和他弟弟刘安平的工作。工作很顺利，弟弟和嫂嫂都同意起义，并立即动身去海南，与刘安琪共同计议。
１０月下旬，刘氏兄弟电召李懋去海南。开头，李很担心刘会变心害他。我与他共同分析，认为刘已穷途末路，此时不会加害自己的亲朋密友。１１月初，李懋乘飞机到达榆林港，可刘安琪兵团已先二日被蒋介石调往台湾。李只好失望地回到香港。
后得悉，刘部下军长赵霖，拒调台湾，仍率部留在海南。蒋用“绥靖”政策，派陈济棠出面，伪许防守海南。李懋于是提出去策动赵霖起义。但不久赵霖就被顾祝同逮捕，押解台湾。
在广州、香港和海南，策动刘安琪兵团起义都未获成功。我将在长沙出发前夕，袁文超副站长有关长期隐藏在其内部的指示，提出来与李懋商量。
在广州、香港和海南，策动刘安琪兵团起义都未获成功。我将在长沙出发前夕，袁文超副站长有关长期隐藏在其内部的指示，提出来与李懋商量。李认为不行。因刘安琪通过他的弟弟和妻子，已经清楚了我们的身份和任务，纵然不杀害我们，也不敢留我们；刘的部下都是黄埔高级军校生，我非军人出身，也不会容我；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对革命尤为警惧，就在那段时间里，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冯某，暗中策动起义，被蒋察觉，受牵连被屠杀的五百余人；解放后的湖南，曾派原省府社会处处长刘修如去台策反，亦被发觉后遭杀。因此认为我不宜赴台。
我既不能去台湾，又不好意思空手回长沙，在左右为难之际，联络站派李少玉来找我。李说，我的工作报告，组织上已收到。上级领导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刘部已逃台湾，今后如何进行工作，尚在研究，要我等待上级指示。这番话，使我感到组织的温暖。于是，我将李懋想我留港经商和介绍寡妇的事也作了汇报。李少玉听后大笑了起来，问我是不是还在想发财？是不是怕在内陆找不到老婆？笑后，他告诉我，组织上要我调查英国先后在香港、新加坡召开的远东参谋长会议情况。接受任务后，我立即着手工作，根据各报刊、杂志载的新闻，写成报告。还同李少玉一起去英军炮兵阵地偷拍照片，且摸清了英海、陆、空军实力。我将这些资料，连同《报告》，一并交李少玉带回。
李少玉在港只住了二、三天，临走前对我说：“也许还会派你去台湾。”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很矛盾。因我初到香港时，就曾碰到过在赣南的同僚张楷和吴义方等，他们惊奇地问我：“你去赣南解放崇义了，为什么又到香港来？”我再三说明这是谣言，但他们始终怀疑我的行踪。我住在九龙青山道１２８号４楼李懋家中，时来看望李懋的人中，也有不少人与我相识，并邀我到他们家去玩。如原江西省主席胡家凤、原浮梁专员冯琦、原江西省社会处长熊子祥等人家里我都应约去过。言谈中，他们都对共产党不满。我以“逃难者”身份，只有听着，不敢多语，唯恐失言，极为尴尬。如果真的去到台湾，纵然命大，不被杀害，就象这样与老朋友见面的场合，也令人不舒服。可组织决定要去，还得服从，我也积极做去的准备。逃港的几个赣南老友说过，他们曾写信要蒋经国汇款救济他们的生活。听后，我灵机一动，与李懋商量，也给蒋去一信，寄至台湾草山官邸。信上说：“程潜在长沙起义，我不愿跟他做顺民，先已逃难衡阳，现已辗转来港。生活非常困难，请予汇款救济。”信发出后，有如泥牛入海，既未见回信，也没有汇款来。１２月间，奉命回广州。我将这次南下工作作了详细汇报后，郭士魁站长再次征求我可否去台的意见。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谈了不能去的理由。以后未再提及此事了。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底，华中军区第一联络站结束。1950年１月，我奉命调至华南分局南通部。２月，南通部派遣处副处长王格非，派我再去香港与李懋联系，继续了解有关刘安琪兵团的情况。我住在李懋家中，得知北京统战部已派易希亮（又名易汉平）、华东统战部又派何某，都在香港策动刘兵团起义。３月初，我返回广州汇报，适易希亮同志亦同时抵达广州。南通部派遣处派秘书吴杰会见易。经交流情况和听了我的汇报后，组织上认为北京、华东方面都有人在与李懋联络，华南方面就不必再派人去了。从此，我结束了南下策反的全部工作。
在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中，与李懋一直保持联络的刘部留守海南的一个旅，在战地举行起义。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极为欣慰。
（方 楠 整理）
——————
* 此文系根据王友智同志的回忆整理而成。
http://www.gdjyw.com/gdfc/gdws/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