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长沙起义前后的政治生涯(二)

  　　　　　　投靠王次甫　参加“政学系”

在铁路职校失业后，我于１９３６年８月，回到母校长沙岳云中学，找校长何炳麟。因师生关系，他聘我担任初中一班国文教员、高中三班伦理学教员，兼学生宿舍管理员。此外，还另兼长沙高中两班的伦理学教员。我选用的伦理学课本，内有赫格尔唯心辨证法。我本想标新立异，吸引学生，显示自己。学生对我的教法也还表示欢迎。但却遭到长沙高中校长、“ＣＣ”分子吴晦华反对。说我讲授辨证法，鼓吹革命，将我解聘，使我在岳云中学的教学亦受到影响，只好学期终了时，辞去学校教员。于１９３７年１月回到南京，找邓飞黄要事做。这时，邓也无实际工作，只好介绍我到“改组派”还残留的“中国经济研究会”。在那里，除看看书，读读报外，整日无事可做，实际上是闲居在邓飞黄的弟弟邓力成家里，时达半年。

“七七”事变后，南京震动，对闲散人员、部分官员家属等进行疏散。我只好返回原籍桂东，又闲居半年。１９３８年２月，由旅外回籍同乡，向桂东县长颜宗鲁推荐，接任桂东县教育科长一职。３月，调往湖南省行政干部学校（校长为省主席张治中、班主任为教育厅长朱经农）受训。５月回县后，要全县各学校大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拥蒋抗日。把蒋介石说成是领导全国抗战的“民族英雄”。要老百姓遵照国民政府的抗日动员令出钱、出力。还指派全县各学校教职员充当壮丁训练的政治宣传员。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我想在江西捞一官半职的活动已有眉目，王次甫邀我去江西省民政厅任视察员。

王次甫，湖南临澧人，原政学会著名策士、“新政学系”首脑；原为北大教授。我与他有师生之谊，１９２９年他任河北省政府秘书长时，我因代表北大法学院学生，交涉接收北平女子大学校舍事，曾见过面。１９３５年他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后，于１９３６年来长沙湘雅医院诊病，正好我在长沙岳云中学教书。 事先由他的亲信、 我在北大时的同学和同时加入“青帮”的李佑琦，特意给我来了一封信，要我在长沙照料王次甫。王次甫在长沙治病期间，我以极大的热情、处处加意关照，就如亲人一般，故私人感情甚笃。我趁机提出，请他调我到江西工作。他满口答应了下来。以后，互相不断通信。

1938年底，他果真来电邀我前往。我即辞去桂东县教育科长之职，前往赴任。

由于“政学系”曾为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也就成了蒋介石手下“政学系”的大本营，国民党的其他派系，几乎不能插足。省主席熊式辉曾经宣布：介绍人对被介绍到江西就职的职员的一切，必须负责到底。我到江西后，王次甫把我当做最亲信的人看待，一切都为我负责。我也理所当然一切听他的，经他介绍，我加入了“政学系”。

“政学系”的组织是完全建立在私人关系上。因此，我的一切举动都必须对王次甫负责。为了熟悉工作，王次甫于１９３９年１月，派我去上饶、贵溪、铅山三县督导壮丁训练，就近向“政学系”重要成员、上饶专员易希光请示学习。我没有辜负王的期望。因易希光是湖南安化人，是老乡，还加上“政学系”的关系， 一见面就成了好朋友。 从易希光口中，我对“政学系”坚决反共的历史，了解得更为请楚。对他们的“剿匪要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攘外必先安内”等主张，知道得更为详尽。原来他们的所谓“七分政治”，指的是要改善行政制度，提高行政效率、训练人才、整饬纪纲、组织民众、教育民众、整顿保甲、训练民兵，以及修筑公路和实行“新生活运动”等等。 懂得了这些以后， 开展工作时我心中有了个“谱”。如：每到一县督导壮丁训练时，即分乡将所有壮丁集中训练，加以检阅，按照“七分政治”的要求，亲自进行拥蒋训话。如有壮丁不集中，或无故逃跑，即责成乡长处以罚款，或禁闭处分。由于我能按“政学系”的宗旨为“政学系”出力，王次甫对我表示满意。

１９３９年４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派遣中央检阅第９团（每省一团）到江西检阅壮丁训练。该团因人数不足，向江西省府调用８人为陪检官。王次甫就将我调兼少将陪检官。

该团分４组出发。我们这一组约检阅２０个县。每到一县，即召集壮丁集中受检。壮丁则昼夜奔驰参加应检，如有反抗，必受到县府的严厉处罚。检阅时，一般由我宣读蒋介石的训词，要壮丁出钱、出力，准备牺牲，效忠党国。

１９３９年９月，江西省府在赣州举办区、乡、镇民训干部人员讲习会，各县区、乡、镇民训人员一律参加。约有四、五百人。讲习会以军管区民训处长柯建安为主任。我因曾督导壮丁训练，亦由民政厅调任讲师，教授民训课程。１０月间，讲习会快要结束时，三青团派干事谟西来会吸收团员。我和全体教职员及学员一起加入了三青团。

１９３９年冬，蒋介石掀起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次反共高潮，通令各省政府防止“异党活动”。江西省府接到通令后，曾于１９４０年举办户政人员训练班，训练了大批人员，到各县实行重编户口、整理保甲，调整县、区乡辖域。１９４１年３月，民政厅派我前住赣南、宁都两区十几个县视察，抽查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每到一县，我都不辞劳苦，下乡抽查各保各户有无遗漏户口，保、甲编组是否合乎规定，一丝不苟地抽查各甲各保是否层级出具切结，担保境内不留藏革命人士。如不符合标准规定，则要再次进行整编；县、乡间遇有飞花插坎地带，不便管理者，则将甲县、甲乡不便管理的地带，划给乙县、乙乡管理。以加强行政统制，防止革命势力在不管地带滋长。我在视察过程中，曾将会昌的一些零散地区，划归瑞金管理，引起两县人民发生争界纠纷，历经数年都未曾得到解决。

我为“政学系”卖力，意在能推荐我当上有实权的县长。王次甫也认为我在“政学系”工作有绩效，有心提拔我。但我资历还浅，乃于１９３９年１２月，保荐我前往中央训练团第１２期受训。

当时，江西省与我同期受训的有专员、县长及各厅处科长、视察员４０余人，各派系都有人员参加。被调训的军、师、旅长，分任训练团内的大队长或中队长。李觉军长任我大队大队长。自修时分小组，小组设指导员，我们小组的指导员，由三青团中央团部干事邓飞黄担任。受训期间，中训团团长由蒋介石自任。 他每星期日上午必到团部主持总理纪念周， 致一番“团长训词”。陈果夫、陈立夫、何应钦、白崇禧等显要人物和中央各部、院首脑，都充当中训团教员，讲训《总理行谊》、《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组织工作》、《中国国民党宣传工作》、《中国国民党党史》、《党员须知》和《统战建国纲领》等课程。中训团训练的要旨是“造成三民主义之信徒与奉行命令之战士”，建立一个忠于国民党、忠于蒋介石的新的人事体制，以便于对全国中、上层干部的掌握与使用。不少人一进团受训，就认为升官有门，发财有望，飘飘然起来。冯玉祥有一次来团时，就曾讥讽说：“天子门生，一登龙门，身价百倍”。

为了保持训练成果，结业后，由训练团主任陈果夫掌握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对学员继续进行考核。“党政训练班毕业同学通讯联络办法”规定：凡同一地区或机关有毕业学员３人以上者，均成立“通讯联络小组”，一般以机关首脑为组长，每省或大都市设指导员，小组定期开会，报告学习研究心得，交流工作经验，反映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情况、党派活动情况，并提出批评建议等。我们快毕业时，还发下来《唯生论》学习提纲一份，要求每个学员回去后，将研究理论心得按月向“侍三处”汇报。

受训一月，我回到了江西。因“政学系”根本不把“ＣＣ”放在眼里，对陈果夫规定的毕业学员联络通讯办法，不予理睬。所谓“联络小组”有名无实，开会不成。指导员刘已达（江西省地政局长）也无办法， 只好由毕业学员自行其是。 我曾向“侍三处”通过２次信，按要求汇报了一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