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长沙起义前后的政治生涯(一)

我是个出身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在随程潜将军长沙起义前的二十余年的人生旅途中，曾经走过一段极为坷坎的路程：求学时，曾加入“ＣＹ”；白色恐怖中，脱离革命队伍，误入“改组派”， 加入“青帮”， 投奔“政学系”，走“太子路线”，当“力余学社”候补理事，不遗余力参加“国大代表”竞选，……真有如水上浮萍，到处漂荡不定，终归好梦难圆。直至跟程潜回湘，于１９４９年８月参加长沙起义，才真正找到了人生归宿。

           　　　求学期间加入“ＣＹ”

我叫王友智， 另号希平， 曾用名有智。 参加地下组织“３１３０”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郭海涛。

１９０７年３月２７日， 我出生于湖南省桂东县宜城乡（现城关镇）上村松山下。那是个封建落后，文化闭塞的村落。先祖父时，家境贫寒，全家温饱难以维持。先父改农经商，因以致富，遂置田产２００余亩，成为封建地主。但因出身贫寒，缺少文化，仍遭乡里豪绅嫉视，时受屈辱。激于气愤，先父送我兄弟四人读书，以期“扬名显亲”、“吐气扬眉”。

１９１４年８月，我七岁时进入县立育英小学就读。1921年６月，高小毕业后，至“经馆”专读经史一年半。１９２３年２月，随友人至长沙，考入岳云中学。在校专心攻读数、理、化。１９２６年８月，在北平考入国立政法大学预科。翌年，北洋政府捕杀革命青年，实行白色恐怖。 我曾参加过革命活动，惧受害，离开北平，逃往开封，中断了学业半年。1928年秋，北洋军阀张作霖被赶出关外，交通恢复，我再赴北平，考入北京法学院本科。１９３２年６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政经系。结束学业，我成了旧社会的一名知识分子。

我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的后期，正值大革命运动篷勃发展，工农运动汹涌澎湃，进步学子争先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组织。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后，全国各地进一步掀起反帝爱国运动。长沙于６月３日举行反帝爱国大游行时，停泊湘江的日本军舰，竟向岸上游行群众开炮，打死十余人，伤数十人，造成了“六·三”惨案，古城长沙由是群情激愤。我基于反帝爱国义愤，毅然参加学生运动，投入了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工作。并以岳云中学学生代表身份，派往长沙学生联合会，担任检查仇货小队长。当时，共产党员毛泽民，在长沙领导“‘五卅’惨案湖南后援会”及“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开展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常有机会与他接触。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革命热情极高。谈论工作之中，他还耐心的教育我，帮助我，鼓励我参加革命，使我的觉悟不断提高。长沙学生联合会主席向钧（“马日事变”后，被害于长沙教育会坪）、岳云中学学生会主席唐鉴（后为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在武汉殉难。）与我接触更多，对我的帮助、教育更大。１９２５年７月，经向钧、唐鉴二位同学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后，我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在团组织领导下，发动同学去长沙市郊进行反帝反封宣传，日夜分班到长沙轮渡码头和火车站查验商人运来的货物，禁止日货在长沙销售。１９２６年８月，考入北京国立政法大学预科后，仍一面读书，一面继续学运工作。翌年春，自称“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北洋军阀张作霖，扣发各国立大学经费，北平学联发动各校学生示威请愿，我与同学数十人冲入大元帅府，被拘留监禁一星期。后在各界人士的声援下，取得了斗争胜利，补拨了各校的经费。

１９３１年秋，“九·一八”事变发生，“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全国。我又积极地投入了北平各大学、中学学生联合会工作。是年冬，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发动组织万人请愿队南下南京，卧轨三日，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全国一致抗日，并捣毁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时，我留在北平，主要任务是筹划给养，从物资方面给南下请愿的同学以支持。 

  　　　 脱离革命组织　误入“改组派”和“青帮”

１９２７年，张作霖在北平大搞白色恐怖。自４月间绞杀共产党人李大钊同志等１９人后，继续不断地捕杀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是年１２月，派出军警至各学校普遍搜查，对凡藏有共产党书籍，或被人告密者，均被捕或被杀。各校革命师生纷纷逃往乡村，或离开北京。张作霖的捕杀，尤以李大剑同志所在的北大为重点，北大法政学院学生会主席刘愈，本已躲到校外，也未逃出毒手，仍被捕去。我也是北大学生会委员，因组织请愿，曾被拘禁过，此时更恐劫数难逃，匆忙离开北平，逃往开封，寄寓邓飞黄处。

邓飞黄，又名邓子航，桂东县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等职，其时任冯玉祥总部民政处长，兼任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常务委员及河南通讯社社长，与我同乡同事，还有远房亲戚关系。我在北平读书的费用，都是向他筹借。

到开封后，我住在同乡、老表、《河南民报》经理部陈嗣虞处，请邓飞黄派任工作。他满口答应，即派我去河南通讯社当记者，每日去省府及冯玉祥总部收集有关政治、军事新闻，编印成通讯稿件，分发各报馆。在汴期间，经邓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从此，脱离了革命组织“ＣＹ”。

１９３０年春夏间，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等，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接收冀、豫、晋、绥、察５省及天津市国民党省、市党部，成立临时政府。“改组派”（即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扩大会议内占了不少位置。扩大会议设常务委员会，在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组织、宣传及民众训练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秘书主任由汪精卫兼任，陈公博为委员，秘书为谷正纲、邓飞黄。会议推选阎锡山为临时政府主席，汪精卫、冯玉祥为副主席，邓飞黄亦被发表为国府委员。这时，我还在北大读书，受北大教授许德珩、马哲民等在“改组派”主办的《革命评论》月刊中，发表的“民主政治”论文影响，加上邓飞黄来北平时与我的多次交谈，同时，我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国民党区党部改选时，又被选为宣传委员，很想加入“改组派”核心组织，在临时政府中找个实权职位。但是，正当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时，蒋介石在南京宣布讨伐汪、阎、冯，张学良在东北易职拥蒋，并派军队入关，大战河北，占领北平。阎锡山立即亲自督师去到津浦前线，临时政府垮台。“改组派”骨干分子大多数逃往山西。我想寻出路的美梦破灭了。

１９３２年秋，我在北大毕业后，到南京谋职。正逢“和平会议”召开后的“宁粤合作”，汪、蒋携手，进行政治分赃，使得１９３１年初由汪精卫在香港通电解散的“改组派”死灰复燃。“改组派”常委汪精卫当上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内政部长，“改组派”宣传委员会秘书主任顾孟余，充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谷正鼎做了铁道部总务司长。技术部门还巧立名目，设立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安置了邓飞黄为主任委员。这个新设机关，大小官员都是原“改组派”成员，如教育科长朱子帆、副科长马继纲；训导科长高澜波、副科长王琛林；总务科长邓亚斌、副科长黄坚……都是“改组派”分子。我向邓飞黄要求工作时，邓要我正式加入“改组派”。我立即答应，并填了一份详细履历表。他还介绍我去见“改组派”的负责人，国民政府实业部次长郭春涛（先）、谷正纲（后）、铁道部总务司长谷正鼎，他们三人都对我优礼有加。是年１０月，邓飞黄派我任浦口铁路职工学校校长。

当时，“改组派”的活动范围是以铁道部和实业部为中心，这两个部的内部职员，除少数技术人员外，几乎全是“改组派”分子，资深者任上级职务，资浅者任下级职务。从外表上看，自从汪精卫通电解散“改组派”后，“改组派”已不存在组织系统，内部也无分部、小组，实质上其组织系统与行政系统已合二为一。其组织系统已完全建筑在个人关系的直接领导与工作职务的安置上面。邓飞黄曾当面对我说，浦口铁路职工学校，就是“改组派”附属机关之一，身为校长，就是该单位行政上和组织上（指“改级派”组织）的领导人，遇到问题，可直接向他本人、或向郭春涛、谷正纲、谷正鼎请示。有关邓、郭及二谷下达的指示，必须认真贯彻执行。职工教育，应以为铁路职工改善待遇、增加工人福利、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扩大员工子弟学校、广泛吸收铁路职工来校学习，以期达到用“改组派”思想麻痹工人，防止工潮，遏制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革命运动，与国民党“ＣＣ”派争夺全国铁路的领导权。

这样，我们在全国各条铁路的主要段站，设了２０多所职工学校。一般情况下，职校都设于扶轮小学内。小学白天上课，职校则在晚上上课。大部份职工，可利用晚休时间到校学习两小时。根据职工原有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同，由各校分设识字班、补习班、电气班、机械班、车务班，经职工自由选择进班。学生所用的书籍、纸笔等，概由学校负责供给。校内还附设铁路职工俱乐部，购置图书、杂志、文娱用品及体育器具，供职工随时借阅和进行活动。学校的教职员，亦经常替职工写书信，或带领职工开展各种活动。每个班配设一个教员，一所学校还另雇请两名事务员，进行教学和办理学校事务。这些特殊照顾的目的，是要铁路工人紧紧围绕在我们“改组派”周围，不去闹事。如果出现工人闹事，亦要学校出面处理。

我接任浦口职校校长时，邓飞黄交待我：除抓好本校工作外，还要负责与津浦铁路线上各职校校长进行横向联络。我当时与浦镇的秦润章、蚌埠的计梦天、济南的王伯涤，还有徐州、天津各铁路职校校长，书信来往非常密切，经常交换铁路上的情况和工作意见，尤其在有工人闹事，或铁路上有重大活动时，联络就更为频繁。如１９３３年１月，因津浦铁路局决定发给员工上半年度奖金，规定职员按原薪加发三个月，而工人仅加发一个半月。此事引起全路工人反对，酝酿全线罢工，并提出工人要派代表参加路局行政会议；任免职工要先得工会允许等政治要求。铁路当局派我参加调解。我即与各职校校长联络：以学校学生为对象，广泛宣传，个别谈心，软硬兼施。最后，答应他们亦照职员标准补发奖金。遂使工潮停息。又如：每次工会改选前，谷正纲对我都有指示，要我如何如何进行活动。对谷的指示，我也及时的传达给各职校校长。还深入到工人中间展开活动，有时还领些工人去与谷谈话，使工人听从我们指挥。每次竟选结果，我们的学生都能掌握工会半数以上的理事职位。而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ＣＣ”分子，虽有部分理事，但终成不了气候。

谷正纲、邓飞黄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铁路上各职校校长也推选我为代表。无形中我成了“改组派”在铁路沿线职工教育中的核心人物。

１９３３年暑假期间，武昌徐家棚铁路职校校长李佑琦偕其胞弟李佑琳，来浦口铁路职校借住，闲谈中说起李佑琳的岳丈徐藜卿是苏北的“青帮”头子，字辈比上海黄金荣还高，连蒋介石都入了“青帮”，这是个吃香的好门路。入帮后遇到机会，即可爬个高官显宦。眼前也对防止革命，制止工潮极为有利。为了巩固我在“改组派”中的地位，日后腾达，企望能入“青帮”。适逢铁道部专员粱纶才来浦口玩，又谈及此事，他亦赞成。于是四人一同前往六合县，找到徐藜卿，加入了“青帮”。

从六合回来后，又感到入帮后麻烦殊多，特别是怕公开身份后，黑社会失业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借钱、来找职业；自己字辈高， 更怕人人要来拜师， 有失校长身份。因此，加入了“青帮”后，又不敢公开身份。

１９３６年春，顾孟余、陈公博，以及“改组派”其他重要份子，在铁道部、实业部均被解职，邓飞黄的铁路职工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亦被免除。６月底，我亦在浦口职校被免职。“青帮”并没有帮我保住原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