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地看待疫情问题

现在疫情的管理，西方和中国出现了两个极端。中国还是在严防死守，英国已经不防不守了。中国人，无论大陆的还是海外的，都以鄙视的眼光看待西方，认为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人民不像人民，政府不像政府，没治了！而西方人看中国，特别是奥运会，也是友邦惊诧，据说运动员如果阳性了，不但没得比赛，还必须在北京隔离，等到全阴性了，才能回国。相比之下，那个被澳大利亚驱逐出境的塞尔维亚网球运动员，正是太幸运了！

到底谁对？我认为是西方对，这个原因，只能说和领导人的科学修养有关了。在哲学上，有句话，叫历史地看待问题，在科学上，也有句话，叫统计学地看问题。

除了部分学理工科的，大多数人在大学以后就不再接触数学了，数学知识也仅限于加减乘除。如果还有人能记得三角函数，已经很牛了，如果还能计算概率，那简直是大神了。相反，对迷信，或类似于迷信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信的人倒反而多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经历的丰富，对世界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感受，而人许多时候需要预测。但直觉常常不可靠，而知识在很多方面不够深入不够准确，因此只能求助于神灵！

但其实数学的一个分枝，统计学，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作出决策的的，至少比万事依赖迷信占卜，或依赖简单判断，直觉要强。

世上的事件，按发生可能性，可分为确定事件和概率事件。比如有人拿把枪，顶住你头开枪，枪响人亡几乎是100%肯定的，是确定性事件。如果他在100米外朝你开枪，是不可能保证命中的，神枪手概率大点，接近100%，菜鸟可能接近0%，但这只是概率，这样的情况叫概率性事件。影响事件发生的原因，也分两种，即系统性和随机性因素。有人从远处向你开枪时，有偏风，使得子弹固定朝一个方向偏，这就是系统性因素，是可以调整的；如果没有偏风，弹着点散落在不同的地方，这是随机性因素，是事件固有的，无法调整无法改变的。

确定性事件用不着预测了。但世界上大多数事件是概率性的，而概率是可以计算的，因此是可以预测的。最常用的统计方法， 就是通过计算以往类似事件的数据，从而为未来提供预测。比如计算某种飞机的失事率，你就能大致了解该飞机的安全性。通过抽样信息了解总体，也是常用的方法。比如一个批号的产品有几百万个，一个个检测不可行，就可以拿出少量的样品进行检测，通过检测结果推测总体状况。

概率也是比较某些概率性事件是否有差别的判断参数。大多数药物都不是对所有人有效，A药有效率70%， B药20%， 但据此并不能决定A好于B。只有通过统计学计算，确定这种有效率差别是随机性的概率小于5%(P value), 才能说A药可能好于B药，但还有很小的概率，这个结论不成立。所以对于概率性事物，包括几乎所有的政治，军事，商业事务，和科学里的生物学，高等物理学，如果谁和你保证100%的成功率，别信他！

有统计学知识是很有好处的，这能帮助你理解一些事物，作出决策。而没有统计学知识，看待问题就会很偏颇，作的决策也会很极端！从小的事，买什么保险，投资什么股票和房产。大的地方，二战中盟军根据德国潜艇出现的频率，重点部署了反潜力量，结果成功率大增，而数学家根据概率计算，算出的德国坦克数目，只和实际数目相差个位数。

疫苗和所有的药物一样，都是根据统计学得出了有效的结论后才能上市的。有人对疫苗出现严重副作用，或无效大惊小怪，那就不是统计地看待问题。本来药物和疫苗就不是百分之一百有效的。而奥密克戎出现了已经几个月，得病人数已经上千万了，还认为对其病情不清楚，那就是不相信统计学了！参加统计的标本量越大，得出的结论越可靠。一个疫苗的临床试验只有几万例，结果都已经那么可靠，跟不用说有几千万例。从目前数据看，全面开放的好处极大，坏处极小。这种推论错误的可能性，肯定要小于5%，按标本量来判断，可能都小于0.0001，就是万分之一。

而中国现在的决策，是基于万一的出错率来决定的。中国官员们宣誓时，也是这种腔调，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领导没有统计学知识，其次是当初把自己的荣辱和这种零容忍政策联系得太紧。毛主席把自己和文革绑得太紧，坏了其一世英名，今上任期内，可能就是反腐和抗疫零容忍这两件事算得上成就，去掉其中之一，情何以堪？再次，就是利益集团绑架了，那么多做检测的公司，如果取消了零容忍，那些生产出来堆积如山的试剂盒卖给谁？

但出来混，都是要还的。最后，中国一定会因为不重视科学，统计学，而成为全世界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