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8：1981年10月1日，17岁，第一次吃黄花鱼（记亲戚间的亲情）

在故事14（1982年，18岁，第一次吃西瓜）中，我沉重的叙述了一个恶妗子的故事，这次我描述一个好妗子的故事。

200x年开始，我回国发展了，就可以经常回家探望母亲。祖父、父亲对我的自小的教育是在本村和邻村，只要见到认识的长辈，就一定要打招呼。我自上大学就一直保持这个习惯。我在美国接待过一个副市长，这个山区农村出身的、博士后的、帅气极了、重要工业城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他的父亲对他要求更高，每次回家到了村头，就必须下车，他在前面走着，司机在后面开车慢慢跟着。

直到现在我坐着车回家，到了本村或邻近的村子，一见有认得的乡人，我肯定会下车握握手聊几句、甚至开开玩笑。因此我也知道农民的手是多么的粗糙，也知道现在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与我们当年的大学生是如何的不同。也因此，我公司面试时，没有干过农活的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城里面没有逮过蟋蟀（华北地区生源）的大学毕业生，我基本上是不录用的。

只有那些本身是标准小白脸型的帅哥儿的，但是就是在农村家里帮父母干农活一直到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的，并且考试能够985学校全校前两名的，英语过八级的，才会有出息。我公司两个副总就是这样的。

我回家的两条必经之路之一是邻村葛庄的大街，几年前我遇见葛姓的村民，经常被问到的是“我七姑还好吧”。这个七姑，住在天津，是我的二表妗子，我总是称呼她为舅妈，以区分于那个狼外婆级别的亲二妗子（故事14：1982年，18岁，第一次吃西瓜）。

1981年，我以在本县属于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大学，带着满心的喜悦和憧憬，带着全家人的希望和祝愿，也带着二妗子的“考上大学咋的，一出门就让汽车压死”的美好的嫉妒恨，踏上了离家的路。

那是一个初秋的早晨，爸爸早已备好行李，然后用自行车驮上行李，我骑着另一辆自行车驮着弟弟，奔向邻近镇子的汽车站，在村东头，望见了早早等在那里的大舅，远远的看见，大舅的眼里面早有泪光。作为一个聋哑人，大舅这样的表达着自己的感情。记得在197x年，当二舅家表哥去当空军时，大舅他也是这样的。他的侄甥，是他的亲人，是他的依托。人生无常，当时噙着眼泪的大舅怎能够想到，他的外甥十几年漂泊在外，不能亲自为他养老送终，而他的侄子，唯一的亲侄子，差不多成了他临终的催命人（见故事14：1982年，18岁，第一次吃西瓜）。

到了汽车站，爸爸买了两个人的汽车票，他要送我到大学。不知怎么搞的，我一下子心里面别扭极了。潜意识中，我考上大学了，我要独立了，要从此不再依赖家里了，怎么还能要父亲送到学校？我找各种理由不让父亲去送。

比如说，1）我已经是一个大男孩子了，而且一年前已经和爷爷去过一次天津了；2）您的同学不是在我们那个系当副书记吗，他会照顾我的；3）二（表）舅家的表哥和表姐俩人不都是正在我们大学念书吗，他们会去看我的；4）不是有一个高年级同学我已经见过了吗，我有事会找他的；5）你自行车放在汽车站，会被人偷走的；6）撅着嘴，不高兴，不说话。

到了邻县的火车站，卖火车票时，爸爸仍然坚持要买两张，我差不多服软了。就在这时候，遇到了一个本县人父子俩，一个教师，他是要送儿子到同一个大学读书的，这一下我终于找到了充足的理由，让爸爸没有送我到天津。

我依然记得爸爸在我已经进了检票口的铁栏杆里面，仍然依依不舍，向我招着的手不肯放下来，满脸满眼带着眷恋和亲情。

我为什么阻止爸爸送我到大学？这是出于teenager的叛逆？我现在说不清。我想爸爸没有送我到大学是带着种种遗憾的，至少8年后，他才有机会见到他那已经是我们系（天下第一大系，现在的学院，有105个正教授、120个副教授）书记的老同学。这种种遗憾，只有我到了自己的女儿也去上大学了，我才能够理解，和享受两种遗憾，一种是对父亲的，一种是对自己的。

我那个火车站偶遇的、同届唯一的老乡校友，现在也是中建八局的大官了。

一路上我没有被偷被抢，安然到了天津火车站，就看到了本校的新生接待站的横幅，也就替爸爸放心了，不用担心被拐被骗了。这时候，遇到了天津蓟县来送新生入学的庞大队伍，一个带队老师听了我的家乡口音，还来认了老乡，其中一个新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本科同班女同学，她现在加拿大。

我们一会儿以后就坐上了学校派来的汽车（大卡车），是从后门进的大学校园，一路上破破烂烂的，还有一些抗震临建棚，觉得与母亲描述的大学校园有很大差异。到了本系接待站，办理了入学手续，等着另一辆大卡车送行李过来。那个蓟县来的中学教师，把一大捆葱让我照看着忙别的事情去了，他说他的哥哥是我们系的一个副教授，现在国外做访问学者。我就一边为他守着大葱一边等着我行李的到来。

“这位同学是不是从山东来的？上学还带着一捆大葱？”，一个河北省中部口音从我背后传过来，我扭头一看，是一个带着慈祥笑容的女老师。我赶紧着解释。就住这时候一个中年男教师骑车过来，正查看着新生登记册，听到我的声音就走过来问“你是xyz？”，我说是，他说我就是赵xx老师。我明白他就是我爸爸的同学。

五十年代，农村孩子只要学习好，是有机会考入本县初中的。但是初中毕业后就面临着艰难选择，考中专，还是考高中。我们家，我父亲兄弟姐妹六人，就靠我爷爷一个人当教师的每个月38元的微薄收入养活。最后我父亲选择了上中专、上师范。可是他们上高中和上师范的同学毕业那一年正好是赶上大跃进时期，县里面的高中毕业生是100%的上大学，100%（百分之一百）的升学率，比现在还高。我父亲，没有能够上大学，是他一辈子的遗憾。写到这里（行笔到此？），我似乎有一些明白了，为什么爸爸当年一定要坚持去送我入学。他要去看看大学，看看他儿子上的大学。

天堂中的父亲（我父亲他肯定是在天堂），您的儿子不仅上了大学，还读了研究生、博士后，当了教授，您的孙女和外甥女，都读了世界上排名靠前的大学。

父亲的那些同学，出息的有当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有当中央党校教授、博导的，也有当我们这个著名大系的总支书记的，有当省级银行行长的。父亲的成就仅仅是教初中，培养了几个早期出国的大学生、一个全国模范高中教师、一个常务副县长，培养一个还算不错的儿子。

不一会儿，我的行李到了，爸爸的同学赵老师帮我把行李搬到宿舍308室，说晚上接我到家里吃饭就忙系里的事情去了。这时候我才开始注意我的寝室，这时候还早，包括我的只有三件行李，一个同学坐在他上铺的床上看书。我选好了一个下铺床位以后开始收拾。我用一个新毛巾把这个床铺上上下下擦了一遍，然后看到地上和其他床铺也很脏，干脆用脸盆从水房打来一盆水，把所有的床铺、水泥地板、窗台、玻璃和门，都擦了起来，满头大汗，我的同室，一个天津本市人，也和我一起干了起来。几年后，这个夫妻俩都是本校本院教授的同学对我说，“老x，从那时候我就认为你是一个实在人”。

刚收拾好寝室，就有人来敲门，我打开门，进来一个面似高年级的男学生，他问xyz在吗，我说我就是。他说“我叫abc，77级电子系的，我爸爸是鲁冀”。我知道鲁冀是姥姥娘家二侄子40年代参加革命时的用的、后来一直用的化名，就握着他伸出来的手说“表哥你好”。这个后来是国家xxxx中心重要技术官员的表哥（second cousin）用好听的天津普通话和我这个操着乡下口音的小表弟聊了一会天就离开了。晚上到赵老师家吃的晚饭，也认识他的儿子们。

我的入学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稍微与别人的入学情景有些不同。

又过了几天，一个长相极为秀丽（我同宿舍人用语）的高年级女学生来敲宿舍门找我，她是二表舅家的三表姐，她来告诉我国庆节二舅从石家庄回天津，到时候表哥会来接我到家了吃饭，让我十一那天上午在宿舍等着他。她是78级精仪系的。

十一那天9点多钟，表哥骑车来接我回家，他们家住在马场道天津外院附近，路上七拐八拐的，周围都是小型洋式建筑，甚是好看。到了他家，是一个在马场道显得甚不起眼的楼（但是当时天津市委组织部长就住在楼上）。

传说中的表舅和表妗子出门来热情地迎接我。二舅年近六旬，已是满头白发，显得风度极好。而二妗子，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一副大家气派。二表舅和（这个）二妗子一下子让我有亲人的感觉，让我这个第一次离开故乡近一个月、有一些想家的17岁孩子觉得突然没有那么想家了。

到了客厅，与1～4号表姐们都见了面。大表姐在文革中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当时正在读电视大学，四表姐和我同龄，但是天津孩子上小学比较晚，她第二年才上的大学。而二表姐，是我印象最深的表姐，我这四个表姐，特点是个个皮肤白皙，个头匀称，身条好，但是最具有明星气质的是二表姐。当然了，二表姐是像龚雪、陈冲、张瑜那样的明星，不是像现在长着一张张狐狸精脸的明星。

二表姐也是77年考上大学的。她在文革中下了乡，是臭名昭著（我表舅妈语：江青的黑点）的天津小靳庄女民兵连连长，为了能够考回天津，她报名的顺序是：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她是市重点新华中学毕业的，底子很好，当年考分在天津名列前茅。我的二表舅知道她这样报名以后感叹的说：我的傻闺女哎，你这样报名肯定上不了好大学。二表姐回答说，只要能回天津市里离开小靳庄就行。结果是：西北工业大学的招生老师，一看有这么优秀的学生，第一志愿竟然是天津师范大学，一下子就把她的档案抽走了。我二表姐就成了西安的大学生，二表姐一接到西北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下子就把自己关到小屋里半天不出来了。

毕业分配时，二表姐又遇到同样问题，去北京还是回天津？那时候一句话是：宁去天南海北，不去新西兰。77～81级的大学生们，你们一定知道这句话的含义。非常不幸，二姐毕业又被分配到北京。二姐后来是重要航空航天类学报的主编，退休后给在德国的女儿哄孩子去了。

每逢节假日，二姐回天津，碰巧我也去看表舅舅妈，她就爱和我这个小表弟聊天。她不经意的两句话，其实后来影响了我的后半生，一句话是：西安没有暖气，我们白天把窗子打开取暖；另一句话是：河南女孩子白净漂亮。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