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2：1976年，12岁，第一次吃缸炉烧饼（第五部分）

我们第二次卖草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我都和妈妈讲了些，吃过晚饭后我就去姥姥家了，也让姥姥姥爷放心。从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我就晚上住在姥姥家，反正就隔一条街道，斜对门。

深秋的十月下旬，天黑的已经很早了，我应该是在8：30左右就躺下睡着了，毕竟是个孩子，毕竟是早起而且劳累了一天。不说别的，光拉车走路就有26公里了，相当于当时的解放军或基干民兵高强度拉练。我现在在国内PM2.5值小于80的时候在户外做有氧运动，从住处到办公室是3.3公里，需要步行45分钟左右，觉得消耗还是很大的，走的通身大汗。可是我现在身上储存着多少能量，那时候小身板跟麻杆似的储存多少能量？

身体累极了睡觉可能就没有梦了，反正有人在外面敲后门的声音我没有听到。是姥爷打开卧室的门出去的。这时候我才醒过来。外面敲门的是妈妈，但是我记忆中姥爷并没有打开门，是隔着门和妈妈对话。

妈妈：爹，这都十点半了，xy（我父亲名字）还没有回来，我不放心。我惦着（想，打算的意思）叫ab（我的名字）跟我去城里道上找找。

姥爷：没事的，你家去（回家）睡觉吧。

可能是隔着门吧，妈妈的声音变了声，我竟听出来有哭的腔调。为什么姥爷不给妈妈开门呢，为什么姥爷说话显得淡淡中带着冷漠？为什么大半夜（10：30以后），妈妈一个人从前一条街绕过村头再到后街姥姥家的后门，这是好远的夜路，姥爷也不送她回去？姥姥家有手电筒这种时髦的东西，我们家那时候没有手电筒，妈妈黑灯瞎火的一个人来了，又要黑灯瞎火的回去，还是那样的坏心情。妈妈可是姥爷唯一的宝贝闺女啊，平时姥爷很痛妈妈的。

四十年来，这些问题时常跑到我的脑海里。可是我怎么能就这些问题去问妈妈？！

写到这里，我可以认为，我自己睡的太死，姥爷也是被敲门声惊醒的，有可能也没有完全醒过来。

那时的我，还一直是躺在被窝里听姥爷和妈妈对话的，居然没有动窝。

一分多钟下来，我应该完全醒过盹来了吧？可是我没有发出任何声，没有任何反应。

按前几个故事以及这个故事的前四部分描述的我，那简直是一个小人精，少年老成，懂事的很。那理想中的我应该做的是，立马穿上衣服，走出去，开开门对妈妈说“妈，我跟你上城里道上找爸去，姥爷您回去睡觉吧”。

可是我没有，但这才是本能的我，正常的我，符合我实际年龄的我，符合乡下孩子身份和经历的我。

过去和家里领导聊起自己的童年过去，领导不客气地说过：“你这那是孩子？你这是一个大人的行为，你就没有过真正童年。你在你奶奶那里的表现才是一个孩子的真实表现”。

我40年来对姥爷的当时表现不理解甚至有些怨，对自己的表现也有不原谅的地方。可是我现在至少原谅了当时的我自己，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一天走了26公里路，有惊有喜，哭过闹过，还要充大人在突如其来的情况下和人家去讲理，还吃了传说中的美味缸炉烧饼。这差不多是我一天内能够经历的极限了。

当时的妈妈，不去找同院子住的二叔二婶而是找我，一个12岁的孩子，看来母亲至少拿我当成年人的成分是有一点点在里面的。算我自己瞎猜吧，过去我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家了，当然见到了爸爸，也知道22元钱全拿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已经在姥姥家了。突然爸爸一个人来姥姥家了，不像平时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一起来。

以下是爸爸的叙述了。

爸爸等到天黑，收草的社员都下工了，生产队会计也还没有回来。他无处可去，就打听着去了会计家。会计果真没在家。那时候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无法联系上他。父亲只能干坐着，人家会计的父亲有一搭无一搭和他聊几句。到吃饭时间了，会计父亲和会计妻子客气让一让，但是我爸爸是不可能吃的。就这样等着，估计爸爸自己应该有烟抽的，人家应该给一个杯子喝开水。这个待客之道还应该是有的。

就这样，爸爸一直等到十点多，会计终于回家了。爸爸赶紧站起来迎上去，叫一声大哥。只见会计冰冷着脸，半天来了一句“叫大哥我也不高兴”。爸爸只能又把为什么那个（捂了）的草不是我们家的反反复复地、掰开揉碎地、不厌其烦地、推理加解释地、答疑加反问地解释了半个多钟头。这也不能怪会计，他提前离开了现场，不知道后来都发生了什么。

到了最后，会计妻子不耐烦了（我爸爸在他们家坐了多少小时了？），会计才松口把钱给了我爸爸，一分钱也没有少给。

爸爸这才钻入夜幕，深一脚浅一脚踏着在夏秋被车压的一道道沟的土路摸回村子。

爸爸说，他到家的时候都快半夜一点了。他一进门，妈妈就哭了，忍不住的哭。爸爸安慰了妈妈半天，一直说着不用操心、不会出事儿的。那场景一定很动人，很催泪，遗憾的是我未能在爸妈的身旁观察到这动人的一幕。

和姥姥姥爷讲完了的时候，爸爸眼神露出坚定，用平静的语气说：“他不给我钱，当晚我肯定不离开他们家。这里头我们一点也没有错儿，就是钱还在他们手，没辙”。可是，他想过没有，妈妈多么惦记着他。只要他不到家，妈妈就不可能合眼睡觉。爸爸应该是有其他考虑吧，比如第二天他要上班。

我想，爸爸自己专门一个人来姥姥家，有三重含义：

一是告诉姥姥姥爷，您们的大外孙子很能干，这买两次草就买了40来块钱，可以买100多斤麦子了。还有少一半没卖的干草，再继续卖。只属于纯聊天性质。

二是告诉老人们他平安回来，不用担心。毕竟妈妈在昨晚半夜来敲门折腾过老人们。

三是让老人们知道，他的妻子是这样的牵挂着他，他为此很感动，这种幸福感爸爸要让姥姥姥爷也体味到、分享到。

爸爸是姥姥亲自选的女婿。姥姥作为女强人，这是她一辈子做的最成功的事情。爸爸和妈妈一直相亲相爱着，有着共同的爱好（就在1973年，两个人还在共同读着新版《红楼梦》，我记得爸妈正谈论着的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婚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同等水平的道德修养。爸妈既孝敬爷爷奶奶，对姑姑叔叔们非常的好，又非常孝敬姥姥姥爷。

今年过年回家探望母亲，母亲和老姑通着电话，就说到从嫁入这个家就喜欢这一大家子人，喜欢这个大院子。妈妈放下电话后，我问她，您真的是这样想？妈妈说“可不是咋的！”

卖草这件事，还让我了解父母是如此相爱，真的很值得。

后来的草怎么卖了，我真的不记得了，可能我没有参与吧。除了给兔子留出一些，干草一共卖了60多元。过年时爸爸真的给妹妹买了一件新上衣。但是那钱没有用来卖黑市上的麦子，77年度春荒时，姥姥家给灌了一口袋麦子。这个钱用来交给生产队还欠着的口粮钱了。

记得有一天，我们生产小队的会计（外号三怪物）走到我们家堂屋，隔着门帘对着里屋就喊着我妈的名字，“xy，你们家再不交粮食钱，就给你们家卖周转了”。然后就离开了。我马上问妈妈什么是“卖周转”，妈妈解释说“卖周转就是生产队再不分给你粮食了，你们家要吃粮食，就拿现钱到公社粮库去买，没有钱就别买，一边饿着去”。我说“妈我们赶紧把欠的粮食钱交了吧，我可不想卖周转”。

76年一年下来，我和妹妹弟弟们买小兔和交大兔子共得了40多元钱，交了一只160斤的猪得了70多元。算起来就这三项进项（收入）有180元，相当于父亲一年工资的小一半，更是妈妈75年劳动价值（一个工分价值0.029元）的近8倍。

1977年，已经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要恢复高考了，这也意味着恢复高中考试。我是78年秋天凭考试上的高中，但是毕竟基础太差（数学和物理没有学好、考好，化学考满分），只能上县里面排名第二的高中。

但是从1977年就不用干农活只是专心学习了。所以这种辛苦（辛苦、艰辛）的日子到1977年就停止了。从时间上看，这是我“悲惨”童年故事的最后一个。

这里面涉及到的主角人物有我父亲，我和妹妹，还有干草，小拉车。

父亲，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世纪了，是在我出国留学以后，母亲几个月后告诉的我。我一直思念着他，心里面一直不承认他已经去世，梦中的父亲也不承认自己已经离世，他说那都是谣传，他好好的。每年这样的梦境会有好几次。今年父亲节后我才回到的美国，只能在这里有时间有机会上文学城写出这篇博文。

谨以此博文于父亲节后献给父亲！

我妹妹，她现在澳大利亚。

我的母亲，她虽然在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随着她当教授的老姨姨夫长大，但她现在只想自己在故乡生活，不愿意随着我或妹妹生活。

至于我弟弟，我想说的是，只要我看到的新鲜食物，我都要买出来，回家探望母亲时让他吃。弟弟是真的不馋，小时候有好吃的，无论是奶奶家还是姥姥家，都是我去吃的，代表弟弟妹妹去吃，弟弟妹妹从来不争，他们认为那是天经地义。这让我成长成了一个大吃货。

弟弟最爱吃芒果、山竹、美国大樱桃、海螺和大海蟹，220元一斤的海蟹（一斤三两一个的），我都买给他吃过，我看着他吃我高兴。

我的小学的同班同学兼班长，初中的同年级同学，他在美国中部一个大公司工作，几十年没有见面了，偶尔通个电话。如果有机会见到他，我一定告诉他：你是我的榜样，不论是读书还是拔草换麦子。

我的堂妹夫，虽然姓蒙，但是希望我们见面时只是亲戚之情，不再回想起在他们村差点儿被蒙的不快经历。

小推车（小拉车）的模型，在我美国的家里是作为艺术品保留着，有好几种型号的，我时不常和孩子们谈论一下它们的结构、功能、用途。

干草，当我2006年冬季回国时，我发现农民把它在地里用火点着，而且造成了阴霾，所以我致力于用草、庄稼秸秆制作生物燃料，我的好几个博士生的论文是这个方向，并且在拿着国家一级的资助。

 

就在前几天，我有机会去湖南做一个我们完成的一个重金属废水治理项目的后续进展的考察，也终于到访了革命圣地韶山。在韶山高铁站，我坐上了一个“宇”字辈毛氏后人的出租车。我说用出租车四个小时，他出价要200元。我没有讨价还价，只是说：你是毛氏后代，知道主席有几个老师？他提到杨昌济等，我说还有陈独秀、李大钊，那才是主席真正的老师。他同意。我说我还是李大钊的亲戚，他马上说我只收你150元，一言为定。

他带我去了韶山冲主席故居，去了滴水洞，去了韶峰，去了一家毛氏餐馆。

我们什么都随便的聊着，我说120年前，李大钊家有140亩地，我们家有800亩地；1919年，天津个人挣3银元/月，主席当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挣8银元/月，我三太祖母（我爷爷婶娘）教小学挣70银元/月，李大钊当北大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挣230银元/月，我太祖父当京奉铁路局局长挣700银元/月，章士钊一次就为主席筹到捐款20000银元。他哈哈大笑。

实际上几个小时后他又送回我到韶山南高铁站时，我给了他300元。

两个人在景点间行进时，聊的很熟很尽兴。我开玩笑说，在台湾的出租车上不能骂台独，在韶山坐出租也不能讲毛主席的不是。他说当然可以讲，只要是不乱讲。

看完了所有景点，回高铁站的路上，我说我说几句话不一定中听：

1. 众多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大大出名有其必然性，但其偶然性在于一个老太太（曾国藩他妈）的去世日期不早不晚。

2. 从曾国藩到毛泽东，湖南人才尽出，这是湖南人的激发态。现在应该恢复常态了。

3. 你们把主席相关的方方面面描述成神秘主义的东西，把他老人家视为保护神、甚至视为财神，这是与老人家信奉并付诸于实施的主义相背道而驰的、矛盾的，这对那些见神就拜的人无所谓，但这让那些正统的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情何以堪？他们来这里以后是什么心情？

4.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历史的必然，毛泽东是民族英雄，是时代创造的英雄，他做的一切，他的时代出现的一切，有其历史必然性，好与坏，我们只能是承受者；而邓小平是创造时代（创造历史）的英雄，我们是邓小平时代的受益者。

我说我这些话一定把你们所有湖南人都得罪了，你们是不是打死我后扔山沟里的心都有？他说你的观点很新奇，我要好好琢磨琢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