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8 ： 1978年春节，14岁，第一次吃冻豆腐

潜水20多年，终于浮上水面，一口气在48小时内写了7篇儿时关于吃的回忆。一个注册不到48小时的博客被访问了一万多次。

我是不是算一个标准的吃货？记性好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可是我偏偏能够记住吃每一种新鲜东西的大致时间，当然喽也包括吃每一个渴望吃到而没有吃到但最后终于吃到的东西的大致时间。

网友要问了，你为什么这么对吃感兴趣？

一是馋，二是饿。

小时候一到冬天（11月到来年5月底），我们那里的一般乡下人就吃二顿饭。看看我们饮食意义上的冬季有多长，差不多有半年。农闲时期，身体消耗少，所以就少吃吧。据专家考证，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中国人就是吃两顿饭的。

不过我注意到，我姥姥家是一年四季吃三顿饭的。所以在长达半年的饮食冬天，我时不常也要在姥姥家蹭上好多顿。但是按家里面的规矩，不论在姥姥家玩的多尽兴，一看人家要做饭吃饭了，一定要赶紧走人。所以，让不让吃饭，取决于在姥姥家做饭前姥姥是不是说：“今儿个在这儿吃吧”。

据出身于所谓大户人家的奶奶和姥姥讲，她们各自娘家是肯定吃三顿饭的，每天。因为家里面有长工。

在开博第一篇中，我吹牛到：“本人1964年出生于河北省一沿海出产富足的文化大县。。。。。如何说是文化大县？全县有49万人，本地出生的两院院士共有11个；河北省现有7000万人，河北省出生的两院院士才有43个”。我博客收到的第二篇评论说：“真难得，出国二十多年了，还认为最牛逼的是在习王手下做大将，最有文化的是院士！真服了你，这二十多年都是怎么过来的？”

这个网友不认为院士代表有文化。

马克吐温说过：“一些国会议员是*****养的”。被一些议员扬言要告他以后改口说：“一些国会议员不是*****养的”。但是马克吐温没有说过：“所有的国会议员都是*****养的“，或者说”所有的国会议员都不是*****养的“。

反正，我不认为别人辛辛苦苦码字半天，一上来评论别人用“牛逼“，”变态“的人有文化。

影响超过6省市的传统戏曲中有评剧、乐亭大鼓、乐亭皮影，这都出自一个沿海边陲小县，行吗？这算有文化吗？至于还有一个党的创始人、两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员、7个本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事咱就不提了。

评剧演员赵丽蓉出名是因为她演小品，台上一口唐山话。在传统评剧《杨三姐告状》她也是说唐山话，因为故事发生在滦县，其中杨三姐有句台词：“我哥扛活（当长工）在乐亭县“。

这是真的，杨三姐的哥哥就是在我姥姥的娘家（我妈妈的姥姥家）当长工，真实情况是她哥哥是反对杨三姐告状，高占英家给了他些钱，他就不想告了。

有的网友一下子就要跳出来了，“你也真能扯了，你不就一个凤凰男吗，你东拉西扯的往名人哪里靠，连远在湖南的沈从文都快成你们家的亲戚了，一个戏剧中人物杨三姐都让你拉上干系“。

这些陈皮子烂芝麻的事情，就是一个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只有八出样板戏的时代，大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天，但是成了一个可怜的乡下孩子的精神食粮，精神寄托，和精神追求。

沈从文先生的名句我就记住一句“请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

沈从文是乡下人，是凤凰男，而且是双重凤凰男，他的故乡是湖南湘西凤凰县。

30岁左右的沈先生的奢求是喝杯甜酒并娶上孔雀女（黑富美），10岁左右的我的奢求是吃口饱饭并在将来能娶上媳妇（胖得丑的都行）。

10岁左右“冬季”的典型日子，早晨起来要去地里捡柴，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燃烧的东西可收集了，是要根据季节捡杨树叶、臭椿树枝、用耙子挠（收集）槐树叶、到地里“搂大耙“把地里面残余的草根“拔”出来，把地里“高粱或玉米茬子“一个个刨出来再一个个打掉上面的土背回家。我是一个10十岁左右的孩子，还饿着肚子，要背着比我体重还重很多的zhaozi（用荆条或柳条编织的筐子，很沉）和柴禾回家。

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大多数孩子还是不干这些的，村里面同龄的男孩子这样辛苦的不到十分之一。我的一个同班同学，邻村的，当时也是这样辛苦。他现在在密西根州，也是工学博士，也是娶的孔雀女，也有三个孩子。至于其他不是这样辛苦的小伙伴们 ，现在倒是在老家过着这样的辛苦日子了，猫着腰钻在低矮的塑料大棚里种着反季的蔬菜，并且严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每家只有一个孩子。当然喽，现在他们都当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啦。各有各的幸福吧！而现在，我们家九岁的小女儿还像年糕（粘膏？）一样粘在我身上，要我不断地讲同一个她认为有趣的故事（比如，用酒喂捉到的一窝四只刺猬，几天后放掉（真的没有吃掉）；姥姥去串亲戚让我早晨把鸡窝打开放出鸡来下午天黑前再把鸡窝门打开让鸡们进窝，结果我忘记了，十几只母鸡都返祖了，飞到鸡窝边一棵臭椿树上去住了，让我飞起一脚踹树干，噼里啪啦从树上往下掉鸡，挺壮观的）。小孩子每次笑得花枝乱颤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仍然像是四五岁时那样，一个故事要讲几遍、十几遍、几十遍。

回到家里，当然有妈妈赞许、感激的目光，还有热腾腾的粥，一般是高粱米或玉米碴子做的，很费火。用于下饭（喝粥，粥可以定义为粘稠的稀饭）的菜（我们那里叫盐浸）就是虾油拌的芹菜，盐腌的萝卜或白菜，好吃但不常见的是炒白菜，用微量的油（每个人一年消耗量大约是一斤），爆上微量的葱花（生产队每年分一小捆葱），有时候再放上些辣椒，这就是我们的美食啦。如果妈妈把虾酱用面粉混一混，用油炒一炒，就高粱米粥，日子就太奢侈了。至于鸡蛋，一年下来有可能吃上几回。例行的是我们三个孩子先吃饭，在我这个哥哥的带领下，我们都不碰鸡蛋那部分，就给妈妈留着。那时候这样做的是好孩子，期待着妈妈的一声夸奖，现在吃饭让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才是好孩子乖宝宝。

吃完粥，身上热乎乎的就去上学了，冬天下午2点钟才下学，仍然是一顿粥。在太阳光射到满屋子以后，很暖和。然后，下一顿就是明天早晨的粥了。当然喽，冬天一般还有白薯吃，生产队分粮食，5斤红薯顶一斤毛粮（带皮的高梁、玉米、小麦、红豆、黄豆等）。哦，生产队还给每个人分3两（150克）芝麻。有的人家愿意把玉米磨成粉，做窝窝头。我一辈子不愿意吃玉米窝头，那时候也只吃三分饱，那时候看着妹妹爱吃窝窝头的样子，就一肚子气。

到了晚上日子就难熬了，首先被窝是凉的，要一寸一寸的往里面钻，睡热炕头？哪有那么多柴禾？几分钟钻进被窝后，饿意就上来了，肚子用不断的咕噜声一遍遍的提醒我，该吃饭了，该吃饭了。越是这时候越想好吃的，比如年三十的猪肉炖粉条，初一的猪肉馅饺子，香喷喷的大米白饭，热腾腾的大馒头，粘豆包，烙饼，打卤面，可是滑入食道到胃里面的只有口水，只有口水。直到现在我饿着肚子上床上都是不能忍受的痛苦，看着家里领导为了保持120磅的标准体型晚饭几乎不吃，佩服的五体投地。

有的网友要问了，你们家号称有那么多城里的好亲戚接济你们，日子还这样悲惨，一般农民还不饿死？你简直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是的，一般农民，出于本能，也不会饿死。怎么办，偷。偷粮食、偷柴禾，偷割白薯秧。只要地里有的，就可以往家里偷，白天出工回来时偷，半夜溜出家门去偷，让孩子们偷。孔乙己说读书人偷书只能叫窃，文革时庄稼人偷地里的粮草只能叫拿，为了活命。

我妈妈在嫁我父亲以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虽然不得不下地干活谋生，但是偷东西回家的事情肯定不干也不敢干，也教育我们不让干这些事情。

我爷爷出生时他父亲是天津北站的站长，出生在天津法租界老西开附近的一座楼房里，日本37年全面入侵中国让我们家败人亡，他父亲38年死在武汉，唯一的亲妹妹在37年8月份生孩子时病了，她丈夫去请医生，被日本人的军车迎面撞来，撞飞到北京西四的四个牌楼之一上（西单、东单、西四、东西的共10个牌楼，在50年代都被拆迁到陶然亭公园里面了），当时就脑浆迸裂（爷爷讲述时的原话），我亲姑奶奶也得了产后风死了，来到世界上不到一个月的小女孩也死了。我太祖父随国民政府大撤退到武汉，后来得疟疾，缺医少药，也不幸在38年夏天日本人炸武汉时去世。在意大利红十字会的帮助下，我爷爷送太爷爷的灵柩到郑州，随难民排几天队过黄河，走到高碑店市都差不多半个月了。据在北京某个大学物理系当系主任的堂爷爷（王竹溪的研究生）后来跟我讲，我爷爷回到家一个人吃掉了四个人的饭。

我一直到现在都一直恨着日本人，不和日本人打交道做生意，碰到的那些日本人给完我名片后我一般都在整理时扔掉。我们家几乎没有用日本产品，连日本酱油都不用。没有去过日本，甚至也没有去过日本餐馆。如果有外国朋友或同事提到日本人的种种优点和优势，我一般说：”是啊，日本人进化的太快了，尤其是这一百多年，简直是基因突变“。一般的朋友就不说什么了。

北京那时候叫敌后，太爷爷的老朋友们给孤儿寡母捐了3000多银元，这些朋友中有后来参加两航起义、解放后当全国人大代表的王新章，也有当汉奸的殷汝耕。殷汝耕让我爷爷给他干，幸亏我爷爷当时没有跟他干，要不成小汉奸了。在继母的强烈暗示下，我爷爷回到老家，家里面有30亩良田好地，还有三重穿堂式的青堂瓦舍大宅院。我爷爷当起了乡下人。我奶奶当时的未婚夫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不幸少亡，只好以21岁老姑娘之身嫁给了才十几岁的我爷爷，一个汇文中学的毕业生。我爷爷当然不会经营农业，就凑合过吧，雇了一个长工，这个长工后来死于1976年9月10日晚上（他的临终遗言有一句”我终于死在他后面了”），我对他的印象是长得帅，每年送我奶奶家一大碗豆瓣酱，每年。

我们家土改时人口多，所以是贫下中农（实际上是下中农）。我们家房子多，是一般人家的好几倍，我姥姥家也是这种情况，都是没有多少土地，虽然房子多，也不是地主，党在我们那个革命老区，土改政策执行的比较好。让那些一直想分房子住的贫农同志恨得牙根痒，终于在58年大跃进开食堂时报了仇解了恨，全家人七口人被赶到一个小地主的窄小长工屋里（就一间屋，一个炕），原来九大间房子里的一切包括字画、皮衣、毛毯、瓷器、条案、数十个大皮箱，差不多还有四个老一辈老太太们嫁到我家的嫁妆，都被偷得偷，糟的糟了，甚至烧的烧了。等三年“自然灾害”过去（我们村400多人，饿死了20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记得70年代夏天村民们晚上在外面聊天，说”对那些没儿没女的孤老户，老人还没有咽气就把人家放入棺材埋了，为了节省口粮“。几个村民还反复讨论着这样做事的对与错，我的记性没有错。另一个村民还提到食堂给人们吃粉碎的红薯秧和玉米芯，我们那里叫苞米骨头，有的地方叫玉米轴，他说道玉米芯不能消化，一直提着我的好奇心。我回国当教授博导，一个研究方向就是用玉米芯制作糠醛和葡萄糖，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那个仲夏夜的乡人讲述的故事，应该对我有启发，如果是我能够穿越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的技术可以用庄稼杆、树皮、树根生产葡萄糖，或许就没有那么多人饿死。其关键是纤维素的水解和糖酸分离），我奶奶搬回去，连被子都没有几条。我爷爷在外地当教师，我父亲上师范，假期一起回家时，只能是我奶奶搂着我老叔盖一条被子，我爷爷和我父亲盖一条被子。

土改时，村里面把地主富农的大大小小都赶到一个场院里圈起来，然后把这些人家的粮食、箱柜、衣服、坐钟挂钟等摆设都搬出来，高声叫号给贫农分。有一次，我奶奶对我爷爷说，谁谁谁家又分到什么啦。我爷爷勃然大怒：“分你们家的你高兴吗？“

他受的教育，让他不去取不义之财，所以文革时期，两个叔叔都在发育时期胃口大，62年爷爷也被从教师职位上下了，而且身体不好，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叔叔们偷东西回来，也从来没有教育我们往家里拿东西。

所以我们家很穷，穷得一年吃一两次水豆腐和干豆腐，更不用说买更多的豆腐做成冻豆腐了。别人家在冬天有“换豆腐“的来村子里时，都去换，用黄豆换，他们可能在秋天”偷“了好几十斤豆子，我们家只有每个人分的六七斤黄豆，还要做一年吃的豆酱，还要用来换豆油。

吃上冻豆腐是1978年春节前的事情，文革结束，百姓生活也正常了。记得1978年（不是77年），你们干一天活儿，挣10分工，价值1.46元，而75年辛辛苦苦干一天的劳力价值0.27元（不是0.29元，昨晚妈妈纠正我的）。78年春节前，奶奶早早买了豆腐冻上了，年前节后放在白菜里，再加上肉，进味儿，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