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猿人中方第一发掘人-李捷

上世纪二十年代父亲在四川思乐县境内考察，政府派卫兵保护，右二为父亲


周口店遗址在1927年开始大规模系统发掘时，父亲是中国方面第一发掘人。他与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紧密合作，半年后发现了一颗人牙化石，经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研究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俗称“北京人”。这一发现，为两年后“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在猿人洞上部挖深坑，父亲观察内部地层

温和的父亲从来不打骂孩子

我家是个典型的文化人家庭，我母亲刘叙伦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师范女毕业生，从保定师范学院毕业后便开始教小学。父母两人感情很好，从来没有吵过一次架，发过一次脾气。

我长大后才知道，父亲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对中国区域地质、矿产地质、周口店遗址发掘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我童年时，几乎对父亲的职业一无所知。

我小的时候总想，当警察的爸爸可以抓坏人，当司机的爸爸可以开洋车，但是，当地质学家的爸爸是做什么的？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来。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出生时，离父亲发现北京猿人牙化石已经近十年。那时候父亲很少在家，经常是一出去就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妈妈告诉过我们，父亲去了秦岭、太行山、宁镇山脉。他的工作是每天敲敲打打，研究地质结构。

父亲说话很温和，他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任何一个孩子，哪怕是一句训斥都没有。这大概与他很少见到我们有关。

有时候父亲回家来，会笑呵呵地递给我们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让我们找这块石头的与众不同之处。除此之外，他很少和我们谈论他的工作。其实，他说了家里也没人懂，我们也不愿意去听。父亲和我们的谈话内容大都有关生活，诸如要求我们房间整洁、讲究卫生之类。

直到1945年，父亲和我们才稍稍走近了一些。那时候我们住在北京，他已经调任河北省建设厅厅长，回家的频率比以前多些了。但他依旧不怎么谈论工作，每天回家，不是写写书法，就是叼着烟斗坐在窗边思考。

叼烟斗已经成了父亲的一种习惯，有时候烟并没有点着，他只是拿在手里，或是含在嘴里摆个样子而已。我小时候，一直认为烟斗不是个好东西，但我努力给父亲叼烟斗找一个借口：或许是他在深山里受到惊吓需要壮胆吧，或许是他内心孤独需要一个朋友吧，再或许，是他思考时启迪灵感的一种习惯吧。


一家分两岸 27年才见面

1948年，我（后排中间）与父亲、母亲、大姐、大姐夫及外甥女的合影

然而三年后，我和父亲的空间距离一下子又远了。1948年，母亲带着三个孩子迁到了台湾，只留下大姐在大陆照顾父亲。

1949年，父亲调任北京市企业局工程师，后来又辗转到地质部矿产司。

没有通信，没有电话，我们几乎和父亲失去了联系。每每看到母亲独自发呆流泪，我们便知道她在想念父亲。但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到台湾不过两三年，母亲便去世了，我们很怕父亲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没有通知过他。

1958年，父亲已经任水利电力部水电总局副总工程师，而我和二姐又从台湾直接去了美国。后来我才知道，“文革”中，父亲随水 利电力部迁到了宁夏“五七干校”，主要的任务是养猪。

直到1975年，我二姐李本明才想尽办法找到机会，从美国回北京看望父亲。那是二姐离开父亲整整27年后第一次看到他，也是最后一次。

1975年，二姐、二姐夫探望父亲（中）时的合影

父亲已经衰老，二姐也只是报喜不报忧，更没敢提及母亲半句。而父亲仿佛也明白了什么，竟也没有问起母亲的情况。

二姐回来对我说，父亲倒是问起了我。得知我在美国纽约教书，他显得很高兴：“很好，他小时候就很聪明。”当时，父亲的身体已经有些虚弱，一条腿已经不能迈出。

1977年1月30日，父亲在宁夏银川病逝。我们把他和母亲合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每当家人回到北京，都会去为老人家扫 扫墓，寄托哀思。

三代回京看展览感慨万千泪流满面

我家里没有第二个人再去研究地质学，但是，我们兄弟姐妹4人都从事了文化科学工作。已故的大哥曾是台湾大学农学院教授；大姐是编辑；二姐在美国坦普尔大学医学院做荣誉教授；我现在台湾，担任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荣誉教授。

今年是父亲诞辰112周年，也正是周口店遗址发掘80周年。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精心准备了两年，使得“李捷生平事迹展”在6月10日——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那天顺利开展，预计一直展览到今年年底。

展览中的一些照片，是博物馆和父亲的老朋友们提供的，很多照片我都是第一次见到。印象很深的那张照片，中间是父亲和同事，两侧是政府派来保护的带枪卫兵。老前辈解释后我才知道，父亲在深山里考察时，会有土匪经常出没，要是没人带枪保护，可能 连命都保不住。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我的心里有些苦涩，眼泪也流了出来。我不知道同行的从美国、台湾回来的父亲的儿辈、孙辈们都怎样想，我相信他们也在心里为有这样的亲人而感到骄傲吧。

叙述人/李本京
采写/边雪霏
图片/俞芸芸 边雪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