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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惨痛流亡史,西班牙接收“水瓶座”

犹记惨痛流亡史,西班牙接收“水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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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惨痛流亡史,西班牙接收“水瓶座”

茉莉:2018年西班牙慷慨接纳“水瓶座”难民船,与其文化传统及精神命脉有关,也与其政治文化精英的悲惨流亡史有关。收藏201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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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茉莉 为FT中文网撰稿

 

本文为作者“欧洲难民故事”系列之十七

去年六月,一艘叫“水瓶座”号(Aquarius)的难民救援船,在地中海漂流了超过36个小时无法靠岸。船上载有629名难民,其中有孕妇与儿童。该船不仅严重超载,而且缺乏食物,不少难民严重脱水,性命堪忧。

由于“水瓶座”号所处位置在意大利与马耳他之间,按常规,这艘难民船应在意大利入港安置。但是,刚上任的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府对难民持强硬态度,他们与马耳他政府都回绝了“水瓶座”号靠岸的请求。在这危急时刻,西班牙首相挺身而出,宣布允许该船在本国港口巴伦西亚入港。(题图为“水瓶座”号驶入巴伦西亚港。)

西班牙政府说:“为避免人道主义灾难,西班牙承担了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这代表着所有西班牙人的呼声。”

曾在那片生长橄榄树的棕黄色大地上旅游,我知道西班牙这次慷慨接收难民船的做法,与该国的文化传统及精神命脉有关,也与该国政治文化精英的悲惨流亡史有关。“忘旧事者失双目!”西班牙人民至今没有忘本。

那个产生了堂吉诃德的神奇国度,在1930年代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内战,有着五、六十万难民逃亡异乡的血泪史。而现在执政的工社党(PSOE),一个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即当年和佛朗哥作战失败流亡的共和国政府之传人。这个左翼政党在1980年代重新执政后,曾令西班牙经济起飞,变得繁荣富裕。

逃避内战杀戮,流亡者饥寒交迫

著名诗人路易斯•塞尔努达于1938年离开硝烟弥漫的西班牙,此后终生未归。在散文诗里,他回忆当年逃亡的情景:

“背后留下的是你淌着血的、废墟里的故土。最后的车站,国界线另一边的车站,你在那里与故土分离,……没有回眼望,对未来也没有预感,你就这样走进陌生的世界,秘密地离开已变陌生的故土。”

能逃出生天并继续写诗,塞尔努达还算幸运。西班牙内战意味着一场盛大的集体死亡,至少有64万人被佛朗哥杀害,其中包括杰出的诗人洛尔迦,他就死在橄榄树林边。1939年佛朗哥赢得全面胜利,为逃避逮捕和枪杀,大批西班牙左翼人士开始流亡。

当年有两个法国孩子,以他们童稚的眼光,描绘了初次见到邻国难民的情况:“一九三六年,那一年我们俩都是十岁。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面容憔悴、饥肠辘辘,往往还衣衫褴褛,从西班牙过来逃难,这番骇人的景象,便是西班牙内战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这两个孩子后来成为《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的作者。

20世纪不朽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也挤在这些饥寒交迫的西班牙难民中间。佛朗哥的一个将军威胁说,要抓住卡萨尔斯并砍掉他拉琴的手臂。在流亡法国后,卡萨尔斯获得美国方面的长期演出邀约,但他谢绝了,因为他要在法国义演,为难民同胞筹募救助的款项。在晚年时,卡萨尔斯定居于法国边界的一个小镇,遥望祖国西班牙,直至客死他乡。

法国自身不保,苏联令西班牙人幻灭

不是所有西班牙难民都能像卡萨尔斯一样定居法国。1939年初西班牙共和国战线崩溃,数十万难民像潮水一般,拼命涌向法西边境的关口。一开始,法国当局是愿意接受难民的,但很快他们就感到不堪重负,法国沿海小镇设立的一些难民营人满为患。

逃到法国的西班牙人有平民也有战士,最后撤出的是共和国领袖。共和军人的撤退井然有序,其中有700名国际纵队的幸存战士。我们熟悉的作家海明威、奥威尔、诗人奥登和白求恩,都曾是自愿前去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战士。

因为失败,国际纵队的外国战士大都带着伤痛各自回国了,但西班牙逃亡者的安置却很成问题。流亡的共和国政府官员成立了“西班牙难民疏散局”,艰难地疏散走投无路的难民。当时,英国外交大臣承诺协助疏散处于险境的难民,还有墨西哥表示愿意接受3万个家庭。

停留在法国难民营里的西班牙难民,其精神和肉体都饱受折磨。他们希望法国能给他们合法居留,或等待其他国家接收。然后不幸的是,法国不久就被德国占领了。投降了的贝当政府向德国人移交了几千名西班牙难民,这些难民被德国人关进集中营,很多人死在那里。更多西班牙流亡战士参加了抗击德国的法国游击队maquis,投身于抵抗运动。

其时,美国仍然实行孤立主义,只是选择性地接受了一小部分西班牙难民。更令人绝望的是,曾被西班牙共和国政府视为“后盾”的苏联,此时也靠不住了。苏联于1939年二战爆发前与德国秘密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他们对前来避难的西班牙战友并不很友好。

几十年后,西班牙的左翼流亡者回到祖国,表示接受君主制,参与民主体制,重返议会并实行和解。这种痛定思痛的政治醒悟,与他们在长期流亡中对苏联产生的幻灭有关。虽然苏联接受了不少西班牙难民,但斯大林只给一些流亡领袖提供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其他难民都被分配去各地,在条件恶劣的环境下为苏联工作。一些左翼的西班牙流亡者终于明白,苏联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天堂,这是他们后来转而系统地反对苏联的原因之一。

宾至如归,墨西哥善待前宗主国难民

在被世界抛弃的时候,中美洲的墨西哥向西班牙流亡者张开了温暖的双臂。从1939年起,墨西哥就敞开边境,允许任何想要避难的西班牙人进入墨西哥。大约有五、六万西班牙难民前去定居。法国沦陷后,西班牙流亡政府曾一度迁至墨西哥。

孕育了玛雅文明的墨西哥,在16世纪时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9世纪时获得独立。当前宗主国的政治流亡者涌来之际,墨西哥表现出非常友好的态度。其时执政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虽然不是左派,但这个中间派政党同样主张建立“民主、公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他们对西班牙共和派很有同情心。

一些从法国漂泊各国的西班牙流亡者,在墨西哥找到了类似家乡的环境。墨西哥人天性热情豁达,流亡者在那里被熟悉的母语——西班牙语所环绕。前面提到的诗人塞尔努达,他在流亡英语国家近20年之后,终于在墨西哥找到了用母语写作的激情,并在1963年死于墨西哥。

对慷慨接待他们的墨西哥,西班牙流亡精英以他们的知识和劳动给以回报。当时流亡者中很多文人、作家和学者,墨西哥政府特地创办了“西班牙之家”(后来变成墨西哥学院),为他们提供了科研和创作平台。由于语言相通,不少流亡者在企业、报社和大学找到了工作,在人文和科学等方面为墨西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今天,当前往美国的中美洲大篷车途经墨西哥时,那些穷苦无助的难民也同样被墨西哥人所善待。几个月前,墨西哥总统公布了一个名为“宾至如归”(make yourself at home)的计划,宣布将给那些愿留在墨西哥的中美洲移民提供庇护与社会福利。这个有天主教信仰的国家一如既往,善待流离失所的异乡人。

“保护责任”与国家主权资源的冲突

前几年欧洲难民潮时,欧盟主席容克曾提醒说:“我们欧洲人必须记得,欧洲大陆上的所有人在某个时刻都曾是难民。”西班牙人对此言有特别的感受。他们的前辈在上个世纪逃难时,留下大量的史料见证,其流亡文学也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无论是墨西哥还是西班牙,在接收他国难民时,都表现了正义感、人道精神和对于个体尊严的尊重。这种尽人道救助责任的做法,是对人类整体文明的保护。多年前,联合国就提出一个概念:“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这个概念体现了世界主义关怀、良善的构想,但却与国家主权和资源分配产生冲突。

在去年6月接收“水瓶座”号难民船之后,西班牙一时间获得欧洲各国的感谢,欧盟也宣布支付一笔紧急援助金给西班牙。但这之后,西班牙成为海上偷渡难民的新目的地,难民人数因此暴涨,原来支持政府宽松政策的公众舆论出现了转向的趋势,右翼政党也趁机攻击执政党。

这就体现了国际“保护责任”与国家主权资源之间的冲突。对西班牙国民来说,国家主权应保障本国人民过有尊严的生活,接收太多难民会瓜分国民既有的社会资源,还会令该国面临巨大的安全压力。

一个良善国家怎样平衡国际责任与本国责任?这是当今世界的一大难题。难民问题是全球性的,随着各国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增长,美国等富裕国家都在逐渐放弃国际责任。目前,西班牙政府也被迫在压力下稍稍收紧难民政策,但他们还在欧盟提出解决难民问题的方案,努力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争取从源头上遏制非法移民浪潮。

这就是西班牙,那位满怀正义冲动的绅士——堂吉诃德的故土。

(注:作者是定居在瑞典的华裔作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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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瑞典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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