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与法国殖民地的“哈金斯”

茉莉：只有扩展视野，我们才能了解那些被人遗忘的关于“哈金斯”的历史，才能公正地认识当今法国穆斯林的状况。

2018年5月8日 05:43 茉莉 为FT中文网撰稿

本文为作者“欧洲难民故事”系列之十

凡读过加缪的人，大都难忘他笔下的阿尔及利亚风情。正是北非的大海与阳光孕育了早年的加缪，使他获得丰富的创作源泉。但阿尔及利亚也是加缪心中永远的痛。

身为法国殖民者的后代，加缪同情并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平等自由的斗争，是反对歧视穆斯林的先驱之一。但这位捍卫正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很不幸地，在阿国反法独立战争时陷入两难困境。     

加缪车祸离世后不久，法国对阿国长达130年的殖民历史也走到尽头。加缪的父辈曾从法国集体移民到北非殖民地，但在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前后出现了反向移民：几十万“哈金斯”（harkis）——协助法国殖民政权的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在自己的祖国成了遭虐杀的对象，被迫在不受欢迎的情况下逃往宗主国法国。

苏格拉底曾告诫我们：“道德的进步就是视野的进步。”人们对难民问题的无知与恐惧，往往是因为其社会历史的见识不够。只有扩展视野，我们才能了解那些被人遗忘的历史，才能公正地认识当今法国穆斯林的状况。那些被本国视为“叛徒”的阿国难民及其家庭，在逃亡法国后遭受了隔离、孤立和歧视等苦难。正如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所承认的：法国对哈金斯“忘恩负义”。

“没有非洲就没有21世纪法国”

密特朗总统还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非洲，就没有21世纪的法国。”早在1950年，这位法国政治家就巡回考察了非洲，认识到殖民地是法兰西帝国存在的基础。在对非洲的长期殖民统治中，法国收益颇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许多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为法国的自由而战，不少人牺牲了生命。

当时，法国殖民者把持着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和贸易，获取了大量经济资源——农产品和能源，但早期法国移民也有一些人生活贫困。例如，加缪的家庭就是被称为“黑脚”（Pieds-Noirs）的下层移民。加缪曾说，他从来没有从艰辛困厄的童年中“恢复过来”。不到一岁就失去了父亲，加缪与哥哥成为战争孤儿，与母亲一起生活在阿尔及尔贫民区，饱尝了困苦。

然而，即使是加缪家庭一类贫苦的法裔移民，也属于宗主国的成员，他们在殖民地仍然享有一些特权。例如，加缪的母亲获得终身抚恤金，孩子获助学金以及免费医疗的权利。这些优待，使加缪能够半工半读至大学毕业。

当年轻的加缪成为《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记者，到卡比利山区去调研，他才真正认识到当地土著穆斯林极端贫困的状况。在《苦难的卡比利》的报告中，加缪揭露了殖民当局种族歧视的罪恶。呼吁当局改善当地阿拉伯人的生存条件。

后来的形势发展证实了加缪的担忧，法国殖民者的歧视政策引起了阿拉伯人的反抗，导致法裔和阿拉伯人相互报复，阿国人发动了长达八年的反法独立战争。最终，法国政府被迫签订协议，承认阿国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一百多万白人殖民者舍弃几代家业回国，阿国社会最终也因动荡而陷入崩溃。

因助法国，哈金斯遭报复逃亡

在1962年的停火协议中，法国要求阿国的FLN（民族解放阵线）确保：没有人会因战争期间的行为在独立后遭受报复。然而，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眼里，所有曾帮助法国的人都是不可饶恕的“卖国贼”。

当时阿尔及利亚大约有23万哈金斯，即“亲法国的穆斯林”。这些土著阿拉伯人效忠于法国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真的认同法国，希望维持法兰西帝国的存在；有的只是来自乡村，因贫穷而应征入伍，为了能在法国军队混一口饭吃。由于哈金斯是本地人，法国军队利用他们打游击战，并搜集敌方情报。

FLN用血腥的杀戮报复曾为法国服务的本族同胞。据估计，被FLN用私刑处死的哈金斯及其家属多达十几万人。其手段非常残忍，包括活活烧死、阉割，用车拖死、或切成碎片喂狗。被处死的家属中包括年幼的孩子。

想要活命的哈金斯必须逃离阿尔及利亚，然而，戴高乐的法国并不欢迎他们。当“黑脚”——下层法裔居民与法军一起撤离阿国时，一些哈金斯就尾随他们去法国寻求避难。

最初，戴高乐政府对这些“亲法国穆斯林”的困境无动于衷，并下令阻止哈金斯跟随法军逃亡。但一些法国军官不忍看到曾共同作战的阿拉伯人被留在虎口，因此违背政府的命令，帮助哈金斯及其家属一起出逃。

当时侥幸逃离阿国的哈金斯及其家属大约有九万多人，后来陆续逃出更多，最后人数多达几十万。

在两个社会之间撕裂挣扎

带着悲伤，忧虑和恐惧，哈金斯们拖家带口渡过地中海，逃离了家乡那恶魔般杀戮的炼狱。他们没来得及喘息，就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开始了艰难的新生活。

其时，法国政府不肯承认哈金斯在法国的居留权与公民权利。这些北非人先被送到临时收容所，然后被驱赶到偏远的营地，用铁丝网围起来。在祖国，他们是被追杀的“叛徒”，在宗主国又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只能在两个社会之间撕裂与挣扎。

由于哈金斯大都是文化低的体力劳动者，语言不通，无法融入法国社会，因此长期集体失语。这一段被遮蔽的痛苦历史要等几十年后，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才被以文字和影像公开作证的方式为人所知。

在法、阿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中成长，这一类孩子成为优秀作家和艺术家的不少。他们写作自己家庭的传记，以文学和电影等手段，去探讨前法属殖民地移民和宗主国之间的爱恨情仇。

达利拉（Dalila Kerchouche）成为一位杂志记者，2004年，她出版了一本法文书《我的父亲，那个哈金斯》（Mon Père，ce harki），引起法国社会的反响。达利拉于1973年出生于法国南部的哈金斯营地。在书中，她描绘了严酷而寒冷的营地，那里的铁丝网，饥饿、伤害、文化歧视和监狱般的管制。她的父母后来设法走出营地，到法国乡村从事农业工作。

在孩童时期，达利拉曾经很热爱并崇拜自己的父亲，但到了反叛的少年时代，她开始鄙视和埋怨父亲。在她眼里，父亲是不懂法语的文盲和农民，就因为他背叛了祖国阿尔及利亚，才使一家人陷入流落法国的不幸。

父亲曾经为谁而战？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哈金斯？法国人怎么看待我的父亲？父亲为什么不能以常人的方式融入法国社会？他为什么不知道他作为法国公民的权利？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达利拉追踪父亲的足迹，前往老家阿尔及利亚去寻求答案。回到法国，她重返旧时的哈金斯营地，并追问父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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