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常有国人话太冲
4月18日
在昨天的日记里，我提到了太平洋两岸甩锅大战，并开玩笑说新冠病毒这口黑锅，最好就扣在蝙蝠身上。不管是云南的菊头蝠，还是湖北的果蝠，谁来背锅都可以。反正蝙蝠只在夜晚出门儿，背上一口黑锅也不太影响形象。要是蝙蝠身体太单薄，实在背不动这口锅，可以再拉上穿山甲陪绑。当然，穿山甲的原籍最好是外国，比如非洲、东南亚，或者北美。
这虽是个玩笑，也不乏认真。如果中国专家有先见之明，早早地统一口径，死磕蝙蝠和穿山甲，中美关系就会和谐很多。海内外新冠病毒的受害者，怕也不会想着找谁索赔。即使是因为吃野味引发动物传人，新冠疫情也是个自然事件，而不是责任事故。有些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日子久了就会水落石出，大白天下。作为海外华人，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说到而不说透。就算真有想法，为了国内的家人着想，也只能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我把昨天的日记发到了文学城的“人到中年”论坛。来个论坛的人，大都历经了岁月磨砺，见识丰富，言论理性，所以我喜欢来这里发帖。写文章的人，自然认期望得到读者认可，我也不例外。有人点赞夸奖，当然是高兴不过。有人批评，难免会有失落的感觉。失落归失落，如果批评的在理，我也会接受并改正。如果批评者搞人身攻击，我有时候搂不住火也会去反击几句。挨了他们骂，最好不要反击。反击的力度轻了，那就是火上浇油，他们骂的更起劲儿。反击的力度大了，戳到他们痛处，他们又会哭喊着保卫言论自由。
出乎意料，则日记竟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十几分钟时间就有七十多个回帖，好评和差评都有。好评自然都是客气话。差评富有多样性，有些是提反对观点，有些则是直接人身攻击。对于开口就骂的批评者，我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只要文章里有只言片语不合心意，他们就全盘否定，给作者贴一个挂粉的标签，恶言恶语进行攻击。貌似他们他们是在反驳文章观点，其实他们只是在宣泄心中的愤怒。他们为什么愤怒呢？很简单。那就是作者没有同理心，立场和他们不同，更没有爱他们所爱，恨他们所恨。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是中国的俗语，看起来挺有道理，深思则未必。朋友一起喝酒，越喝越开心，越开心喝得越多。在中国人的生活实践里，聊到一起的人有可能成为朋友，聊不到一起最多就是熟人。自称君子的人很多，能够做到“君子和而不同”的人少之又少。问题来了，人们可以选择和谁交朋友，可是没办法选择和谁做同事，更不可能身边所有人说话，都会心有戚戚焉。所以，我们没法子用三观一致，心意相通来要求所有交往对象。人际交流影响职业发展。我们华人常常抱怨的玻璃天花板，会不会与我们的交流能力有些关系呢？
交流能力，既与人的语言能力有关，更与人的思考方式有关。最近，华人之间常有人调侃“三观一致必然取代血缘关系”。这话我很不赞同。总不能因为代沟，我们就和父母断绝关系吧？要是朋友之间有了分歧就割袍断义，那不但浪费衣服，还需要时常更新朋友圈。三观一致是普世的社交标准，还是我们华人社会的特色？我把认识的人琢磨了个遍，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大陆出来的人更在乎三观一致。有时候，我们戏称外交部发言人是战狼，只要是一言不合，就龇牙咧嘴，唇枪舌剑。回过头来想想自己，我们何尝没当过战狼呢？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我们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和家人朋友争得急头白脸，甚至伤了感情。
为什么会这样？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我多少有了点想法。我在河北农村长大，父母忙农活，少有时间管我，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我听老师的话，老师又听谁的话呢？老师听教学参考书的话，而编参考书的老师，又听党的话。整个社会，只有一种想法。好学生呢，听老师的话，接受这种想法；坏学生呢，不听老师的话，很可能除了胡思乱想，脑子里没啥想法。小时候，我很调皮，属于坏学生，天天胡思乱想，有了自己的想法，招来的只是麻烦。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语文课本里都会有鲁迅先生的文章。我喜欢鲁迅先生，但讨厌学他的文章。背课文也就罢了，最无聊的就是听老师念参考书里的注解。比如在讲人血馒头的小说《药》里面，老栓代表了哪类人，小栓代表了哪类人，夏瑜又代表了哪类人。这样的注解多少还算有些道理，但是到底该用“一只乌鸦”还是“一匹乌鸦”，参考书里也指明鲁迅先生不同的用意。至于乌鸦在夏瑜坟上“呱呱呱”叫了三声，分别“呱”了什么，参考书上的注解，同样需要背诵。
我不喜欢听这些无聊的东西，就鼓起勇气举手问老师：“鲁迅先生真地这么想的吗？”“鲁迅先生就是这么想的！”老师很愤怒，差点用教鞭抽我，教训我说：“参考书里就是这么写的！”我还是不服气，说：“那参考书又不是鲁迅先生写的。”“啪------”老师脸都气红了，教鞭打在我的头上，喝道：“没规矩的东西，你读过什么书，你懂什么！”
刘胡兰曾经是我的榜样。既然闸刀吓不倒刘胡兰，那教鞭更吓不到我。我忽的站起来，义正言辞地跟老师说：“我家有鲁迅全集，我看过鲁迅先生所有的书！”其实我在吹牛，家里只有一本《鲁迅杂文集》。没想到，老师居然被蒙住了，他迟疑了一下问我说：“你真的读过鲁迅先生的书？”我壮着胆子说：“真的！”老师又问我：“你说一篇题目给我听！”“好！”我更有底气了，说：“鲁迅先生写过一片文章，题目是‘论他妈的’！”这篇文章的标题粗俗，符合我的欣赏品味，所以记得很清楚。
老师显然没听过这篇文章，他不愿意我在课堂上大谈“他妈的”，于是抢过话题：“参考书上的话，鲁迅先生应该是说过的！”他继续教育我：“你好好做笔记，这样考试才能够得分！”我心里骂着那些编参考书的人，手里的笔还是记下了那些标准化的说法。同学们的笔也在唰唰地写着。在这样的课堂上，我们慢慢形成了标准化的思想。只有这种思想是唯一正确的，任何与之不符的，都会让我们考试丢分。小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被一言堂塑造三观的。
我算不上学霸，但是一直为自己的学习成绩自豪。但是，我也曾有过一次期中考试不及格的经历。从小学升入初中，我们开始上政治课，学习国家大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政治课很无聊，我常常逃课，到学校外面逛旧书摊。其中考试前，我很认真地把课本读了几遍。政治试卷除了几个概念解释，大部分都是论述题。题目很有意思，给出一些社会现象，要求学生用“自己的看法”去评论。
看到这样的试题，我眼前一亮。我这个人对啥问题都有看法。试卷中谈到的社会现象，我看着不顺眼很久了。于是，我天马行空大批特批，更是洋洋洒洒地提出了改革和解决方案。考试放榜，语文数学英语，不是九十就是一百，政治则是不及格，仅仅得了二十多分。班主任老师很不解，说这孩子是个聪明娃呀，怎么政治课考不及格呢？老师找来政治试卷，喊我到办公室，跟我说：“你这孩子，怎么没能正确理解试题呢？这些问题，虽然问的是你的想法，可是老师想要的却是课本里的说法，不是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想了一下问老师：“那我必须按照课本里说的那样想？”“是！”老师回答我。我豁然开朗，明白了这个一言堂世界的生存规则，从此我的政治成绩名列前茅。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极其反感那种单一思想的灌输。这种教育受久了，就算我们没有接受那种思想，也接受了单一的是非观念。这个世界，正确答案只有一种。对于听话的孩子，正确答案在老师的参考书里；对于不听话的孩子，正确答案在自己的心里。总之，我们的世界里非黑即白，除了对的，就是错的。在西方的谚语里，条条大路通罗马。在我们的生活实践里，只有自己认可的那条路，才能通往北京。漫漫地，我们习惯并接受了一条道跑到黑。我们嘴上反对一言堂，不满别人搞一言堂，但是自己说话的时候，也习惯用一言堂去要求别人。
听孩子讲，美国的学校教育也有很多论述题，要求学生们写论文。老师判作业的时候，考察的是学生的逻辑思考和论述依据。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只要说得有道理，学生都能拿高分。对于一个社会问题，中国课堂上往往会归结到一个结论，而美国的可能会有多个结论，甚至是开放性结论。美国小孩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事实（fact）和观点（opinion）分得很清楚。记得我在中国上学时，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观点就是实事。当然了，通常都是最有权力的人说了算。为了自己说了算，我们更在乎的是获取权力，而事实和逻辑就不那么重要了。
一言堂里长大的人，接受了单一非观，没有灰色地带，没有多项选择，往往会有爱憎分明的性格。说话投机，那就给同志春天般的温暖。话不投机，那就给敌人冷酷无情的打击。如果敌人很强大，不敢打击，那也要划清界限，背后嘀咕他。这种行事方式，必然会影响社交活动和职业发展。受到挫折越多的人，那种“唯我独对”的心态越敏感。他们生活中的“敌人”往往是强大的。因此，他们严冬一般的残酷打击，只能用在社交媒体里。化名在网络世界里狂喷，压抑的自尊获得释放，又不会招来现实的麻烦，是键盘侠实现人生价值的快捷方式。
学习“就事论事”地讨论问题，是我长期的功课。我也曾经热衷抬杠，为了谁对谁错争来争去。其实谁对谁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世界是大的，我们是小的。每个人的视野都是有限的，我们都在坐井观天，我们也似盲人摸象。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到的那一小片亮光，当做天空的全部；我们都把自己手指的感触，当做整个世界。我们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观点来自我们的感知，对我们都是真实的。这种情形下，靠着抬杠是分不出胜负的。有时候我们大喊大叫，别人不吱声了，不是人家服气了，而是人家懒得搭理我们了。
原生教育环境给我们带来了局限，我们可以跟着同事学习“就事论事”，甚至还可以跟着孩子学习“就事论事”。世界有如万花筒，我看到的是真的，你看到的也是真的。克制情绪，敞开心扉。我们心敞得越开，看到的世界就越大。即便遇到话不投机，也让对方把话说完，没准儿听他说完了，你就消气了。就算碰到坚守在自己水井里不肯探头出来看天空的青蛙，也原谅他们吧，犯不着往井里扔下个砖头，打烂他们的世界。如果跟他们说话实在费劲，那就绕开吧。
一言不合就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