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走资派执政黑社会复活

改革开放走资派执政黑社会复活

《狂飙》反黑 ，在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前提下也无法回避一个难以回避的真相：在一个被腐败污浊、被黑色渗透的权力体系里，一个小警察安欣这般得“轴”，也是因为这位安警官客观上存有政治靠山（安长林、孟德海）而已。否则，安欣也不过是谭思言、陆寒早早领盒饭的又或是因“轴”而被混在水泥底下的下场。

这就是走资派邓小平黑恶势力即「腐败权力+私有武装」所造就的的政治后果。在蒋介石时代那个被称为“江湖”的，就是社会法治无限淡漠的年代里，所熟知的黑老大，背后都有政策和权力的背书。走资派邓小平时代的许多高官，曾身兼某集团董事长及某区政协委员等职务，还当选为人大代表；如有的从一个农民逐步爬升至村主任，担任市人大代表，用金钱开道最终成为了黑老大。同时具备警察和涉黑头目的双重“黑白”身份；包括某有限公司董事长，通过各种关系混入公安局警察队伍成为刑警大队侦查员，并组建了涉黑武装团伙。广东的“红顶黑老大”龙杰锋，在四会市警察队伍藏身五年，直至2005年被枪杀其背后的涉黑组织“龙兴社”才浮出水面。

同样典型的安徽涉黑头目李庆彬，自1992年以来，通过“以黑护白”非法控制乡镇房地产开发、土地使用转让权等，从中汲取利益，还行贿企图连任镇长继续牟利，直至2008年才被铲除。《狂飙》中的李有田为村主任是被基层宗族门阀侵蚀的典型。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地区（以哈尔滨、沈阳为典型）、华北地区（以石家庄为典型）、西南地区（以昆明为典型），某些黑社会组织的社会地位甚至与当地官方平起平坐。

外地调来的领导干部初来乍到，甚至还得去给当地的地头蛇“拜码头”，否则“日后工作不好开展”。包括遇到些棘手的事儿，穿警服的“不好出面，不好处理”，还得去“麻烦”黑势力“帮个忙”，所谓“以黑治黑”。哈尔滨的乔四就是其中翘楚，算是玩的比较早的初代黑老大，一开始就是靠着帮民警“暴力强拆”、“拔钉子”，开启创业之路。这些都是90年代中国农村解散人民公社后的农村基层治理的形态，党组织荡然无存，治安极度混乱。在乔四的时代，连哈尔滨的派出所公安局的传呼机、吉普车、办公桌椅，都让他包了，这哈市的黑社会生态还怎么治？

1993年，公安部刑侦局被迫成立了“有组织犯罪侦查处”，混乱程度可见一斑。在90年代做生意，就是靠比拼谁更“狠”、更“会玩”、更“有人”，只有规矩，没有规则。像昆明的孙小果那种，以他后爹和他妈的职务，花点钱改年龄出狱之类，其实并不算难事。之所以2021年有段时间重点宣传他，不仅是因为这孙子涉及明目张胆的官场勾结、腐败庇护，且此人行径过于变态恶劣，在昆明黑道各种“常规的”黑恶淫乱手段不说，还喜欢用一些乱七八糟的“宫廷酷刑”当众折磨小姐和马仔，在昆明的气焰太嚣张。要非说昆明黑道的牛逼人物，镇雄帮和东北帮才是最拉风的，以及四川帮（蒋家田）、洪兴帮（被香港电影洗脑）等昆明帮派，包括利用美色连睡两个黑老大（候连喜、杨炯明）和一位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昆明地下武则天”徐福英，共同组成了90年代的昆明社会秩序。一直到2001年李嘉廷落马、然后2003年严打黑恶势力，昆明才算消停下来。

除了昆明，还有一个城市同样是研究“黑社会时代”与“国企瓦解时代”的范本：石家庄。从1998-2001年间，石家庄的下岗人员犯罪数占总犯罪数比例飙升，达到36.2%，比起1997年增长了三倍不止。最明显的是盗窃罪——一个反映也充斥着饥饿、彷徨、颓唐的罪径，下岗人员的盗窃数量直接占到总盗窃数的50.8%，超过了半数。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大规模下岗潮有着密切关系，引起这些工人犯罪的核心动机就在于“生存断裂”。他们所习惯的一切生存途径都被彻底封死，且几乎没有任何救济措施和情绪安慰，就任由他们孤零零地被飞驰的私有化列车，生硬又凶狠地拖在后面。当一座又一座国营工厂被粉碎，那些从厂子里双目无神地走出旧世界的工人们，就一点一点地将一个曾经秩序井然的城市，变得“鱼龙混杂”起来。1999年5月，张宝林的弟弟张宝义，被孙大洪的打手丁旭在石家庄街头当街打成重伤；两个月后，张宝林带人手持猎枪将丁旭和他的超跑堵在巷口，一秒爆头。从此张宝林的名字前面多了一个称谓：石家庄老大。

两年后，距离东北王、哈尔滨乔四爷被执行死刑整整十年后，张宝林在石家庄终于被捕。再两年后，以张宝林为原型的电视剧《征服》上映，孙红雷饰演的刘华强基本把张宝林的凶恶面相全貌演绎。同样是在2003年，昔日张宝林手下的马仔张建设，改名为张家豪，逃出了石家庄、去往了北京，算是和自己在庄里的所有灰与红的记忆挥别。在北京的娱乐场所看场子时，啤酒瓶飞来砸去之间，张家豪认识了赵刚——一位新的东北大佬的保镖。一年后，赵刚本色出演了这位大佬制作的电视剧。困于分身乏术，赵刚便把张家豪介绍给了这位大佬，让他成了大佬身边新的保镖。

两年后，电视剧又拍了续集，早就不说石家庄话、而是一口浓浓东北腔的张家豪，也本色出演了电视剧里的一个狠角儿——这两部电视剧，就是《马大帅》第一部、第二部。而这位大佬，就是在“沈阳王”刘涌、以及“乔四爷手下第一杀手”李正光纷纷被绳之以法之后，崛起为新的“东北王”的二人转龙头：赵本山。刘涌，前文提及，后文会再提。1998年，伴着刘欢在耳畔靡靡不绝的《从头再来》和宋祖英那首刺耳的《好日子》，石家庄的一位工人在毛主席塑像上面挂个了一副对联：

毛主席，向前看，前面都是贪污犯；毛主席，向后看，下岗工人没有饭。那座毛主席塑像的前面就是石家庄市政府，后面则是工人文化宫。

5黑钱色，这是自古以来三个“干政效率”最高的民间工具，后两者「钱色」是诱惑，而前者「黑」则是依托。权力依托黑恶去做一些权力无法明做的事，黑恶则反过来依附权力拿到无法通过白道获取的利益。“黑社会干政”，这是各种腐败类型里尤为损伤政治能量、颠覆我党形象的腐化形式。

回看历史，我党我军当年在解放事业中俘获民心的一大显著之举，就是砸碎剿灭一切旧制基层自治武装，将老百姓从地方宗族武装、前朝余匪武装的黑暗统治中拯救出来，全部纳入到党的治安体系内。

多少老一辈人提到共产党、解放军和毛主席，除了“让我吃饱饭、不再饿肚子”，另一个功绩和恩情就是“让我不再受欺负、不再挨打、不再被抢儿抢女”。这个“受欺负”，就是我党建政之前数不尽的地方黑社会武装势力。

黑恶的种子在80年代被种下，可以说荼毒至今。比如孙小果，有十九个保护伞并能雇佣一个副部级官员和五个正厅级官员为自己打工。再比如能为区区八万赔偿款而勒令包头市政法委从办公经费中挤出来代赔、又鲸吞国有资产的“内蒙王”郭全生。再再比如能一年之内拿下五座煤矿的“山西王”陈鸿志。再再再比如组建地下武装并垄断区域内赌博业/高利贷市场、发家逾百亿、还当选政协委员、频频大搞慈善和爱国公益事业的“四川王”刘汉。每一个“地方大王”的背后，都站着一个甚至多个地方诸侯。

大树不倒，猢狲长吠；大树若坍，猢狲则散。像有“沈河王”（沈河为沈阳市一区）之称的李俊岩，1999年被擒并被判处死刑，直接原因就是著名的沈阳官场大地震“慕马案”。1999年初，时任沈阳副市长马向东、财政局长李经芳、建委主任宁先杰三人，在澳门频繁出入赌场，被国家相关部门一举拿下；一年后，“东北最后一位黑老大”、“沈阳王”刘涌正式被公安机关逮捕，其背后靠山、时任沈阳市长慕绥新随即下野。慕市长与之前落马的马市长就此一起落位沈阳历史，江湖人称“慕马案”。

那场震动幅度巨大的沈阳官场大地震，牵连甚众，总涉案人员达100多人，其中副省级1人，副市级4人，仅各级的“一把手”就有17人，贪腐金额达数百万美元。这场大地震也导致了“沈阳王”刘涌的后续倒下。黑道事交给黑道办，这种治理思维至今还是存在。

过去很多年，城市资本大举下乡，全国各县城大兴土木搞房地产和工业园区，实力雄厚的老板们在碰到诸如征地拆迁问题时，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其背后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都不愿意碰这个雷。怎么办呢？很简单：将相关业务“转包”给那些具有黑社会势力的“拆迁公司”！

比如2010年的大连道由家村，比如2012年的山西朔州，比如2014年的山东五莲县。至于欠薪欠款、还对讨要者动辄殴打，对于曾经各地涉黑的企业更是“常规操作”了。比如南昌讨薪不成反被威胁的农民工张桂生，比如云南省巧家县双河村被骗400亩土地反被黑社会殴打的村民们（和《人民名义》中大风厂事件如出一辙），比如河南小庄村被侵占生产楼反被黑社会头目李含富征收保护费+围殴暴打的向阳生。

2016年，山西晋城曾一篇传遍全国的热文：《黑老大出狱：120人迎接放炮，现场有20路虎30奔驰》……

数不胜数，让人脊寒齿冷。

2001年的4月，全国治安工作会议开幕，长者发表重要讲话，对开展新一轮“打黑”提出明确要求。会后，再次开展了以综合整治为目的的全国打黑整治斗争。配合着长者领导的停止军队经商和灭轮运动，社会风气开始有了好转。

二十年后，领袖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上再度雷霆发声：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回看历史，实在太多的触目惊心、太多的难以置信。航道回正不易，且依然任重道远，扫黑仍存有死角，除根仍未到深茎，决不可再重蹈覆辙。扫黑除恶的本质是割除政治肌体的腐瘤，是净化政治生态和维护政治初心的自我革命事业的一个部分。剖析高启强并立体化地评价高启强，以免下一个高启强及其诞生土壤与保护伞的重新涌现，这没有尽头。

电视剧《狂飙》，剧名取自于毛主席1930年的名作《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官商学黑》这种权贵体制的典型结构、也是封建门阀/军阀/官阀/学阀彼此共生的物质基础，也又一次浮现于台面。

不独日本、美国、欧洲或台湾省，凡是私有制地区都会存有黑社会，这不以政策念经的意志为转移。

同时，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黑社会组织，那便是市场经济的动荡本性，决定其市场主体自身必须形成垄断才能为资本带来稳定的利润。

于是，黑社会集团就通过强行压制竞争、强买强卖、不准他人进入某些环节，以合作乃至领导的姿态形成一个局部的垄断经济体系。

所以，黑社会也是社会结构过分依赖自由市场导致经济动荡的条件下的一个「社会稳定因素」，也就是为什么过去许多年某些基层党政机关甚至会“依仗”黑社会头目帮助管理秩序、参与社会维稳。

因此从历史来看，自80年代末兴起、于90年代末达到顶峰的国有企业解体潮，始终是分析中国黑社会死灰复燃现象绕不过去的时代背景。

一方面它促成了封建官僚主义的话语权得到重塑（从“大民主”时期的群众手里夺回），另一方面则是大面积的下岗职工为此后所谓的“社会闲散人员”基数提供了要素支撑。毕竟，一个有悖于政策初衷的客观史实是无法回避的：二十多年前所谓的“下海潮”，本质并不是贫民阶层的致富经，而是各路二代们的敛财路与洗白池。普通的群众阶级是没有资源和本事创建联想集团等时代性民营企业的，等待他们的除了大下岗，别无其他。工人阶级家庭所习惯的一切生存途径都被彻底封死，且几乎没有任何救济措施和情绪安慰，就任由他们孤零零地被飞驰的私有化列车，生硬又凶狠地拖在后面。

1991年苏联解体，使2000多万俄罗斯人被迫留在“境外”，几百万人流离失所。90年代初期，仅塔吉克斯坦由于社会和民族冲突就死亡60万人，上百万人背井离乡。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黑手党无法无天，犯罪猖獗。苏联剧变后十年间各种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剧增。整个90年代，俄罗斯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踪人口超过10万。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人被杀害，平均每10万人口有1000个犯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犯罪率。到了90年代末期，拥抱了“民主自由”的俄罗斯每年缩减人口约80万，全俄平均预期寿命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70岁降到64岁，男性平均预期寿命降到54岁。

然而，秦人不暇自哀。扫黑除恶运动的本质是一场政治肃清，而不论主观还是客观，政治肃清都是意识形态清朗的前提。从工人阶级到资产阶级，高启强，他是时代的产物。打黑，就是在清算一个黑社会整个阶层而不仅仅是一个黑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