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是充满生机和活力模式

计划经济是充满生机和活力模式

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整个计划经济年代,  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在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散、政府与生产单位（企业）、计划与市场、供与求等矛盾关系中不断调整中前进的。其中有几次大的调整和整顿对工业平衡协调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称得上是真正的改革。在工业发展的目标、结构、比例、投资、管理制度、方针政策等方面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五年计划”是与原来固定不变的。相反，一直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是在不停地争论、调查研究听取各方意见、及时调整改进中不断前进的。计划经济真正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富于变化的模式，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可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主流经济学家指责计划经济是一个“僵化”的、“落后”的、无效率的模式, 这完全是对历史的颠倒。相反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僵化”的、“落后”的、古老的只讲利润的无效率的模式。

1959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经济计划的安排要由过去的“重轻农”次序改为“农轻重”。此后，就逐步形成“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次序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业化道路模式。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是科学的、正确的。

人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建设出现了“避重就轻”的倾向，即改变了原来以重工业为重的方针，转向重点发展轻工业和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在这种模式下，重工业在二十多年中除了被不断地“改制”，实际上再没有什么突破。在所谓“造船不如买船”的急功近利思维方式指导下，有许多重工业项目被压缩。像“运十”大飞机项目下马、远程轰炸机和第一代攻击性和战略核潜艇091／092的后续计划被砍掉、许多地方机械厂停产转行等例子多有发生。甚至有些国防军工企业也一度出现了什么赚钱就干什么的现象。因此，造成八、九十年代我国的钢铁、汽车、飞机、机械制造等工业一度发展缓慢、能源和原材短缺的现象。使本来的一个重工业大国变成了世界著名的以生产服装、鞋帽、儿童玩具为优势的国家，而国内需要的汽车、飞机等产品大量要靠进口。中国石油产量在1978年就达到10405万吨，完全实现了自给；而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底才不足14000万吨，而到了2007年才达到18700万吨，即29年时间才比前增加了79% ，中国重新成为石油进口国。据说目前中国已有130种以上的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其中多属轻型的，而像飞机、航母、汽车、机床、战舰、电子软件等重型产品却列不上。在对外贸易中，所说“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空客A380”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这不能不严重地影响国家的实力地位。

工业发展中的关系，并不只是农、轻、重的关系。它还包括工业布局、速度与质量、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问题。事实说明，无论在任何体制下,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不平衡以及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都会不断出现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当然也不能避免。按照国家、人民的需要和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和处理经济发展中各方面的关系，这正是计划经济的重要任务。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基础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正确地阐述了处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大关系的原则, 就是在研究探索客观经济规律基础上，努力实现统筹兼顾、平衡协调发展的重要体现。这一思想在后来实践中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一直是指导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宝贵文献。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在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散、政府与生产单位（企业）、计划与市场、供与求等矛盾关系中不断调整中前进的。其中有几次大的调整和整顿对工业平衡协调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称得上是真正的改革。在工业发展的目标、结构、比例、投资、管理制度、方针政策等方面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五年计划”是与原来固定不变的。相反，一直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争论、调查研究、调整改进中不断前进的。计划经济真正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富于变化的模式，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可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主流经济学家指责计划经济是一个“僵化”的、“落后”的、无效率的模式,这完全是对历史的颠倒。

毛泽东时代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积极争取外援。

走资派改革开放以来，主流媒体一个流行的说法：毛泽东时代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那么，就让我们以事实证明这一说法的荒诞不经吧！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过程中向来是把争取外部援助作为重要条件的。毛泽东多次批评那种“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想法，认为：无论革命和建设，没有国际的援助是不能成功的。他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5页。）“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1页。）“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才，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习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论十大关系》）

争取外来的援助，这是人人都想的事情，然而究竟有无外来援助，这却是不依主观愿望为转移的。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援助可谓很多，飞机、大炮、军火、洋面粉等等，但却统统是给予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而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它给吗？不但不给，它还要围剿、封锁。那时援助中国革命的只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是，如果没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全世界民主阵营的支持和援助，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建立之后，直接面临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制裁和军事上的侵略、威胁。从美国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到军事介入台湾海峡、驻军于日本、韩国等，其矛头很大成分是对着中国的。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美国军事飞机一直没有间断对我国领海、领空的侵犯。围绕中国，美国构筑了大半个军事包围圈。在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中，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西方国家一直不承认中国的国际地拉，不与中国建交，也不发展贸易关系。事实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奉行封锁、制裁、颠覆中国的战略，没有一天不想搞垮新中国。在当时情况下谈美国的援助，岂不是痴人说梦吗？而中国的民族败类们却反倒说共产党实行“闭关锁国、拒绝外援” ！试问：在那时即使中国想对外开放，但美国对中国开放吗？中国想接受援助，但它给予援助吗？后来走资派邓小平也说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联想到毛主席在建国前夕，曾对中国一些乞求美国援助的自由主义分子说过的话：“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5页。）

针对某些自由主义者“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的要求，毛主席说：“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它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页。）

在关于美国的援助问题上,毛泽东看得多么透彻，多么富有远见！这不仅对于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者，而且对于今天的崇洋媚外、卑躬屈膝者也是一个有力地回答！不是吗，多年来在所谓“争取国外援助”的口号下使中国老百姓吃亏、上当的事情还少吗？

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制裁，毛泽东回答：“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四五卷第1495页。）这是多么刚强而豪壮的话语！这才真正体现了中国人的骨气，中国人的自信啊！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新中国寻求国际援助的对象只有苏联。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页。）

为了争取苏联的援助，在新中国刚建立，于1949年底毛泽东就亲自率团赴苏访问。在苏联经过两个月的努力， 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在国际上给予中国大力支持和帮助。尤其是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编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帮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项目。对于兴建这些项目，苏方不仅提供贷款，而且从资源勘探、厂址选择、技术设计、机器设备、建筑安装到人员培训、试车投产，都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期间苏联还派出3000多名专家来华工作，接受中国派出的留苏学生达7000多人，实习生5000人等。这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面胜利实现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也使我国学习、吸收了苏联的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了一批自己的专业技术人员。如此巨大的援助，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再也难以找到了！

尽管苏联的援助和合作是真正国际主义、友好的，但中国仍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其间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曾要求中国不要搞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而要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际分工解决问题。对这种意见毛泽东给予了坚决的拒绝。毛泽东一直强调，经济建设的方针一定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六十年代初，由于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展，中苏矛盾逐渐公开化。苏联逐渐走向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为了达到“教训”、制裁中国的目的，他们不惜采取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专家、逼债讨债等方式，使中国经济建设遭到了严重挫折。

当时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失去了一切国际援助，而且同时面对美、苏两个霸权主义的封锁、制裁。在经济上进入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其形势正如当时毛主席诗词中所形容：“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傲暖气吹。”（《冬云》）

但是困难和艰险并不能压倒中国人民。面对当时的局面，在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了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愤发图强的精神，克服困难、创造新的成就。正是在这时，我国出现了大庆、大寨两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先进典型，为当时中国工业、农业发展闯出了一条创业新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各条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大庆、大寨经验的群众运动，从而推动中国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走进六十年代中期的好时期。1964年、65年中国第一颗、第二颗原子弹相继爆炸成功，标志着国际霸权主义对我国封锁、制裁的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