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　《新观察》复刊

右派平反，母亲回到北京，这一年她63岁。

从1978年春天开始，关于右派平反的话题已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当然与邓小平的复出相关联。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焚书坑儒”运动，但是在平反的过程中留了尾巴。当时的说法是：确有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反右的错误只是“扩大化”而已。这是怎样一种“扩大化”呢？按照官方的数字，被打成右派的为55万人，最后没有平反的右派只有5人，即99.99%搞错了！

当时被平反的右派另一个关心的话题是能否补发22年来被扣掉的工资。拿父亲来说，反右前的工资是文艺三级250元，从划右派到“摘帽”的6年，每月只发生活费70元，6年欠薪12,960元。“摘帽”后工资为文艺七级140元，这个工资领了16年，16年欠薪21,280元，相加后应为33,000余元。母亲也应有两万多元。如果22年的物价以增加一倍计算，这个数字还要翻番。70年代末全中国没有一个“万元户”，这就是很大一笔钱。补发工资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一场浩劫之后，政府很难拿出这一大笔钱来。大家盼来盼去，这件好事情还是黄了。

母亲刚回北京的时候，身边只带了胡爱农。胡小米1979年从她插队的地方——辽宁省西丰县抽调回沈阳，进了国有企业沈阳印染厂。胡小林插队的地方在辽宁省清源县，这时候他考上辽宁农机学院算是上了学。我的小说《阿玛蒂的故事》发表以后，很快调到辽宁作家协会当了专业作家。

辽宁作家协会重建之后，再也回不到张作霖的“大帅府”了，而是在靠近北陵公园的一处新建的住宅区办公，颇显寒酸。我回到这里，算是真正的“子弟兵”，很多同事是我少年时代认识的叔叔阿姨。马加、思基、韶华这些老作家不用说了，《鸭绿江》主编范程，搞儿童文学的赵郁秀，是我家住“少帅府”时候同一层楼的邻居。《鸭绿江》副主编于成全60年代是作家协会图书室的管理员，我上高中时候，寒假暑假从北京来到沈阳，总到他那里借书，在他那里读了很多名著。“少帅府”的美人孙明惠调到文联去了，她的姿色也在岁月中褪去。还有一位搞文艺理论的，名叫陈言，苏北盐城人，也算我的叔叔辈。他是老干部，15岁参加新四军，他和北京作家邓友梅一样，是40年代参加革命的“小鬼”，在苏北就认识胡考戈扬。他这个人读书很多，见解颇深，评论起作品摇头晃脑头头是道，一口让北方人半懂不懂的苏北腔。可是他这个理论家从来不写文章，“述而不作”，后来当了《当代作家评论》的主编，也没见他写过一篇文章。陈言年轻时有一段风流韵事，作协的老人都知道，即他曾把美人孙明惠搞到手。诗人邓荫柯会当着朋友的面讥讽说：

“理论家，这是你一生最大的成就！”

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多少年承担了安排职工子女就业的社会职责，“子弟兵”漫山遍野。而作家协会的“子弟兵”，我该算是凤毛麟角了。

母亲带胡爱农回到北京，住在东四旅社这家小旅店，还有一段时间寄宿在百万庄朋友家里。她开始拜访过去的老朋友，不管怎么说，她在北京有着广泛的人脉。

虽已63岁，她不是回来度晚年的，她是要做事情的。有人建议她写东西，写宋庆龄传，写邓颖超传。这两个传奇女人年事已高，现在是采访她们的最后机会，而母亲这支笔是最适合的了。母亲有点动心，她去看望了宋庆龄、邓颖超。

重办《新观察》的想法得到许多老朋友的支持，首先是黎澍，这个历史学家更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作家协会当家人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这时的当家人是张光年。他77年接任《人民文学》主编，以后是作协党组书记。79年张光年住在沙滩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那实在是一个大杂院，张光年住厢房，条件不怎么样。我陪母亲去看他，当然是为了《新观察》的事情，而他是积极支持的。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短暂繁荣与张光年拨乱反正，推陈出新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戈扬在看稿件

母亲先找到一个副主编，这就是杨犁，他是作协的老人，也是右派。还有几个50年代《新观察》的老人，几个年轻人。有两个年轻人我熟悉，一个是周七月，一个艾端午。周七月搞摄影，他爸爸是文化部代部长、作曲家周巍峙，妈妈是歌唱家王昆。他叫七月大约是从出生的月份得来。他到编辑部是王昆找母亲说的话。艾端午是艾青的儿子，他爸爸并不为他说话，而是他自己找上门来。艾端午和我是育才小学的同班同学，他到了小学二年级还是天天尿床，他的这段隐私叫我当玩笑说出去了，于是编辑部的人都知道。艾端午这小子聪明，他是这样报复我的：

“我和胡小胡不但是一个班，而且是上下床。我尿床统统尿到他嘴里去了。”

艾青打成右派之后，艾端午一直没有好日子过，文革中他在新疆流浪了好几年，吃了不少苦。母亲收留他，是被他讲述自己的苦日子打动了。

编辑部成立后没有房子，只好借了《农民日报》几间屋子，在王府井的闹市区，不想一呆就是八九年。

画家黄永玉是《新观察》的老作者，他热衷于在刊物上写文章而不是发表画作。他以“吴世茫”为笔名（即《红楼梦》中薛宝钗讽贾宝玉“无事忙”之意），写他花了好长时间方才找到地处王府井的《新观察》编辑部：

“老汉我敢打保票，你游过西湖，游过黄山，游过桂林；你游过罗马，游过巴黎；说近点，你游过承德，游过长城和故宫；这么说吧，天下名胜都算游遍了，但是，你游过《新观察》杂志社吗？

“当然没有……那老汉我也敢打赌，全世界任何一个办出版社，办杂志社的老板、老手、老江湖、老油子，绝对没有见识过要开放成旅游区的《新观察》这样稀罕的杂志社。

“为了这个《新观察》杂志社，老汉我还可以跟人打各种各样的赌。比如：王府井这条街，指明路东这边，北到八面槽，南到王府井南口长安街，保证你用五个钟头也找不到《新观察》杂志社的社址。

“五个钟头弄得你焦头烂额，臭汗淋漓，两脚酸麻……等到老汉我打算再对你进行忠告时，时间刚好过了八个小时，而你必定躺在路东的人行道上轻声轻气地、学着曹禺先生《日出》中陈白露小姐的台词对老汉我说：‘太阳出来了，我要睡了……’

华君武为“吴世茫”插图

“《新观察》杂志社仍然毫无踪影。于是老汉我就用《马克白》的一句台词对你朗诵：‘起来，马克白杀死了睡眠！’右手扶起了你，左手明确地指着一家专卖各种服装杂件的绝对人山人海的大门对你说，‘这里进去！’

“……老汉我才正式披挂上阵，左手牵着你的右手，重新进入这个大门。走呀，走呀！小心台阶；走呀，走呀！小心踩脚……裤子下，对，就这裤子底下钻过去，到了，这就是驰名中外，有三十九年光荣历史的《新观察》杂志社办公中心的大门……”（黄永玉：《〈新观察〉杂志社一日游》）

黄先生诙谐的描写重现了画家寻找《新观察》杂志社的经历，真是惟妙惟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