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石上流-我的父亲母亲（39）

三十九　“梁效”写作班子

1968年7月27日，北京数万工人开进清华园，包围两派总部和所有武斗据点。第二天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说，“现在是轮到你们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至此，“红卫兵运动”宣告结束，全国所有高等学校由“工宣队”接管。清华“工宣队”负责人并不是工厂里的工人或者干部，而是江青的亲信迟群、谢敬宜，来自8341部队。这也符合传统，历史上“御林军”参与政治的事情屡见不鲜。

工宣队进校的第一年，我以护理时作隆为借口，躲避了许多政治活动。当时所谓“斗批改”，目标是各系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学生们批判、斗争、政治学习从早到晚，有时半夜起来聆听“最新最高指示”。我和几个同学把时作隆弄到二号楼一个大房间，这里便于轮椅出入。时作隆是意志坚强的青年，对政治局势有独特见解，并用乐观精神面对护理他的同学。土木建筑系对梁思成、吴良墉、莫宗江等老教授的批斗会，我一场也没有参加；工宣队要求每个学生背诵“老三篇”，我一篇也不会背。和青青见面的机会少了，在电影学院当“逍遥派”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有一天青青到清华找我，说，女附中组织去云南插队，她想去。云南？那不是天边吗？那不是蛮夷之地吗？不去不去！

到了1969年夏天，我借口护理时作隆躲避班级政治活动已不可能，因为两个年级的学生统统到门头沟清水涧工地劳动。母亲在信中说，她也在乡下劳动，在盘山县修水利工程，辽宁省直属系统的干部下去几万人。胡小米下乡插队到西丰县，胡小林下乡插队到清原县，胡小妹由邻居代为照看。母亲得了黄疸性肝炎，体重只70斤，在工地烧饭。沈阳三派的斗争总算平息，成立“革命委员会”，几万干部将被撵到边远地区。父亲1967年从“牛棚”到古冶区劳动，一直呆在那里。

在清水涧工地，我给青青写了一封信，表达我的爱意。我惴惴不安地等待回信，就像等待法庭的生死判决。不久，青青回信了，她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坐在工地食堂看完信，颓然仰在椅子上，额上冒出汗珠。同班绍刚是知道我爱情秘密的人，后来他对我说：

“你脸白得像死人一样！”

我又写了很多信，却是再无回音。我几乎崩溃，痛不欲生，只有绍刚安慰我。年轻人精神分裂，百分之一百源于失恋，我也走到危险的边缘。

1969年9月，我被选进“清华大学写作组”，也就是显赫一时的“梁效”写作班子。土建系推荐了两位学生，我和吴硕贤。吴硕贤比我低一班，他是1965年福建省“高考状元”，入学时候受到蒋南翔校长接见的，长了一双聪明而又闪亮的小眼睛。

写作组初建，只十几个人，地点选在航空系馆，一幢老式二层楼，大家工作住宿都在这里。写作班子负责人来自工宣队，而迟群、谢敬宜亲自抓。迟群30多岁，穿军装，此前是8341部队宣传科长，出任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主任兼军代表，派头超过两年前的“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谢敬宜是不到30岁的年轻女人，也穿军装，也来自“御林军”，行为举止模仿江青，扭捏作态。她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上总是侧过身子，从不正面面对台下，以示与众不同。这两个政治新星经常到航空系馆，一坐就是半天，和我们讨论选题，讨论提纲，讨论初稿，认真而装腔作势。他们俩看样子中学文化水准，对历史一无所知，即是文革前文艺界的历史，他们也全然不知。但是毛泽东说“文盲也可以当皇上”。中共“九大”刚刚开过，迟群指示，集中火力批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痛打落水狗。

写作组出手的文章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发表。说来也巧，分配给我的第一个选题就是“周扬”。一个月以后，我和吴硕贤成为写作组最主要的“笔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