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石上流-我的父亲母亲（25）
二十五 队长芦四
在大饥荒的日子里，水沟村的队长芦四跑到北京来看望母亲，弄得母亲措手不及。
芦四是山沟里的人，五十多岁了，从来没有出过涿鹿县，他说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到首都北京看一看。可是他来的不是时候。
1958年，母亲打成“右派”下放到涿鹿县劳动改造，就是芦四来接她：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董家房农业社的大门就拳头被擂得山响。一问，是水沟儿生产队的队长芦四，来接下放干部的。
“芦四，中等身材，身板骨结实，五十开外年纪，黑里泛红的蟹壳脸，一脸胡茬。他穿着一套不黑不灰的衣服，像是干部又像是农民；戴一顶同样颜色的帽子，像是农民更像是工人。他看见我时，是在去食堂的路上，有人介绍后，他对我说：‘走吧，不远，才十来里地，回家吃早饭去！’
“他的话虽然是命令式的，却给了我很浓的亲切感，我真想和他立刻就走，上山去过新生活去。”（戈扬：《下乡劳动改造》）
母亲到了水沟村，是北京来的干部，吃住都在芦四家。水沟村是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芦四的“队长”，就是那时生产小队的队长。他这个人是苦出身，年轻时在煤窑里背煤，娶不起媳妇。他的老婆即芦四大娘，是个带孩子的寡妇。芦四大娘的丈夫死了，把老实巴脚的芦四招进门。母亲在水沟村和乡亲们一起种庄稼、种杏儿树、喂猪、打场，还和芦四搞了一个养猪场。因为县委书记王纯说，戈扬的《新观察》发行量大，名气响，戈扬要改个名字。于是母亲改名“高南”，芦四两口子都叫她“老高”，母亲搬到董家坊后，芦四走过那里，都要去看看“老高”。
“大炼钢铁”以后，母亲没有再回水沟村，可是发生了粮荒，公共食堂也办不下去了。1960年回北京过春节的前一天，母亲和俞林、李清泉约好在董家坊集中，一道儿去水沟村老房东家，看看芦四队长和大娘。俞林是武汉作家，57年调到北京，准备派他到驻外使馆做文化参赞，谁知赶上反右，说了几句话便成了右派。
母亲写道：
“我们来到西山，上了坡，经过一些人家门口，门都关着，冷冷清清，不再有孩子叫‘老高’的声音了。有的人在门缝儿后边窃窃私语，他们不知道这些人来干什么。我道儿熟，很快到了队长家。推开门，大娘看到了我，喜出往外，连忙下炕，拉着我的手说道：‘啊呀，什么风把你们吹来的？快上炕暖和暖和，这死鬼天气，有多冷呀！’
“……大娘从柜子里拿出茶炊，吹去上面的一层灰，像我初来的那天一样，点火烧茶。可是情过境迁，她不时停下来叹气，似乎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但是看看一两位不太熟的客人，又把要说的话咽回去了。
“茶烧好，泡了两盖碗放在炕上，另外拿了一只饭碗，放了一点茶叶是给我的。我们叫她上炕，她不肯。两只手搓着，眼睛却看着我，说道：‘老高，这才几个月没见，我看你瘦多了，眼窝都瘪下去了，好像生了一场大病。唉，这日子不好过啊！……老高你知道，咱们这村啥都完了，从打那回闹猪瘟后，怎么弄也弄不好，猪又归到各家各户自己养，猪场白盖；食堂里有几天吃饭不要钱，那些半桩子们吃了跳，三四个人搀着手蹦高，跳完了又回来吃。“半桩子，饭缸子”，有多少粮食够这样吃的？再说老秋没收好，多少粮食扔在地里烂掉了。唉，老高，你说说，这日子咱农民怎么过啊？’
“‘大娘，我记得我还有点洋玩意儿放在你家里，拿出来看看好吗？’
“大娘连忙伸手到米缸里，拿出一个报纸包，交给我。我接着，打开了几层报纸，说：‘还是那回动手术，胡考给我买的。带来以后，因为大办食堂就没敢吃。’
“‘哈哈，这个洋玩意儿我知道，’李清泉说道：‘它叫“气斯”，是牛奶做的，吃了它，不会饿的。在北京，只有东单的一家专门供应外国人的商店卖。’李清泉向大娘要了刀子和盘子，动手切起来。先切成块，再切成片，放在盘子里。正在这时，队长推门进来了。芦四见了我们，连忙脱去帽子，笑着和我们拉手。大娘说，好久没见他这么高兴了。大娘忙着拉风箱做小米饭，把剩下的小米全放进锅里。饭好后，大娘一碗又一碗盛好端上来，可誰也顾不上吃饭，都围着那个‘气斯’。芦四说：‘我要知道，早把它吃光了，哪儿还能留到今天！’”（戈扬：《下乡劳动改造》）
哈哈，母亲的奶酪在芦四家的米缸里放了大半年，居然一点儿没坏！
芦四到北京看母亲是1961年，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母亲生着重病，孩子们一个个面黄肌瘦，保姆王伏珍走了，家不像个家，破败不堪。11岁的小米，带着八岁的弟弟和四岁的妹妹，自己还要上学，还要做功课。
母亲写道：
“星期六傍晚，小胡回家见到我叫了一声‘妈妈’，便双手捧给我一份大礼物：六斤一两粮票。我拿在手上吓了一跳，这是从哪儿来的？原来，这是孩子一口一口省下来的。‘每天中午，我们是一人四两窝头一碗菜汤。’小胡说，‘窝窝头一两粮票一个，我吃三个，拿一个去换一两粮票。每天如此。这是整整两个月的。’
我愣了，他还是个孩子呀！世界上此时此刻，还有比这六斤一两粮票更重的吗？
“这个时候，芦四托人捎信来，说他想来北京看看，我答应过他，当然请他来。
“可是芦四看到的北京、看到的我家是什么样子呢？我领他上街，王府井大街的商店里用空盒子排滿货架，看起来像个样子，其实什么都没有……他看到的北京人，个个面黄肌瘦，东奔西走，到处找吃的。
“芦四住在我家，我拿什么招待他呢？每个人粮食都有定量，又没有副食。他是农民，没有粮票的，幸亏小胡给我六斤粮票，这才补上。他来了两天就要走，我怎么留他呢？实在没有办法，我下了一个狠心，偷偷卖掉了1953年出国穿的几件衣服，请他上一次高级馆子。
“这一天，我们一家，除胡考之外一个不缺，陪芦四到东安市场的一家馆子。没有想到，人居然那样多……吃的是四菜一汤，按当时的价钱说，一个只见榨菜不见肉絲的榨菜肉絲汤15元；最重要的是红烧肉，45元，相当于我两个半月的生活费。总算起来，这一餐饭花了全家人一个月的开销，盘碗精光，我还没敢吃什么。
“芦四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哪儿都是一样啊！’”（戈扬：《大饥荒的日子》）
鲁迅先生在《故乡》中写到一个叫闰土的农民，表现知识分子和普通劳动者的感情，使闰土成为尽人皆知的人物。但是闰土的故事比芦四的故事差得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