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泰斯获奖的意义
凯尔泰斯获奖的意义
---谈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
茉莉
去年瑞典文学院刚宣布英国作家奈保尔获奖,作家、记者和编辑们纷纷发难,在瑞典媒体上闹了个不亦乐乎。今年却不同,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是在英、瑞文文学大辞典上找不到名字的主儿,虽然他的作品已有四本被翻译成瑞典文了,但大多数人都还没有读过,人们急着去补习功课呢。电视上,最先翻译凯尔泰斯作品的瑞典出版社职员一个个喜笑颜开,他们举起香槟酒欢庆:“哈!这世界还是有一点儿公正。”
只有出版社社长斯万特没有笑,他流着眼泪说:“凯尔泰斯和我很接近,他回答了我年轻时的许多问题,告诉我怎样认识纳粹大屠杀和共产党极权制度。”瑞典首相约然-佩尔松罕见地出面表态:“我非常高兴。我读过他的作品《一个没有命运的人》,这是一个伟大的吸引人的作品获得奖励。”虽然匈牙利语和瑞典语是两个不起眼的小语种,但瑞典和匈牙利之间曾有一段感人至深的历史佳话:1944年,瑞典外交官瓦伦贝尔曾经以中立国代表的身份,在布达佩斯使用一切手段,从纳粹手中营救出十万匈牙利犹太人。
他承担起人类的集体记忆
当年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有三个成为以笔作证的著名作家,其中就有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但后来,由于抹不去焚尸炉残留的灰烬记忆,这些痛苦的艺术家不
是逃遁到犹太教信仰中去,就是选择了死亡---以拒绝生存来谴责这个残酷的世界。
凯尔泰斯不肯逃向宗教和死亡,甚至也拒绝逃亡他乡,他选择留在匈牙利,以他独特的方式、独特的思考、独特的语言承担起这一集体记忆。他知道,奥斯维辛就像邪恶的黑云,一直笼罩着天空,并等待适当的时机再次兴风作浪。他拒绝把奥斯维辛视为欧洲正常历史之外的一个异常事件,瑞典文学院认为,他在写作中“显露人类在现代经验中堕落的终极真相”。虽然哲学家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是不可能的,但对于凯尔泰斯,在惨绝人寰的奥斯维辛之后不写作,也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如此荒诞、压迫人的世界上,凯尔泰斯依靠心中的承担---记忆的责任和人性的责任,默默无闻地写作了五十余年。
这不是一位渴望以写作成名的作家,而是一个力图纪录历史重大事件的人,写作是他生存的意义。这样一个命运多蹇的人,他七十余年的人生,居然经历两种极权制度---纳粹的和共产党的,并用他的纪录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学视野。过去一个经常被人重复的观点是:“大屠杀是不可理解的。”凯尔泰斯却用艺术对大屠杀做出清晰的解释,他客观具体地描绘了奥斯维辛,孜孜不倦地探寻、分析大屠杀残忍事件的深刻哲学内涵,对世界提出有关善与恶、自由与不自由等一系列辛辣的问题,让人们睁开眼睛看清世界的丑恶。
瑞典文学院高度肯定他的文学见证,他“由于其作品确认了与历史的野蛮专横抗衡的脆弱的个人体验”而荣获诺奖。然而,帮助凯尔泰斯获得桂冠的,还有欧洲的反犹分子。多年来,欧洲人对纳粹大屠杀持久的讨论,出现了各种新奇的解释。人们或者不愿再提起排犹浩劫,干脆把一切罪过归咎于德国佬;或者竭力否定纳粹集中营的罪行,把焚尸炉的烟火说成是面包房的烟囱。
尽管当年有不少匈牙利人帮助苦难中的犹太人,但匈牙利警方却与纳粹合作,对犹太人非常残忍。今天匈牙利的极右种族主义分子活动有日益猖獗之势,匈牙利的书店甚至公开发售一批反犹书籍,因此我们可以说,大屠杀在欧洲是一个永远无法打上句号的题目。对于种族主义者的叫嚣,文学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据说,凯尔泰斯将于十二月来瑞典领奖,其演讲的题目是———“作为抵抗的文学”。
鼓励中欧文学与写实主义
瑞典文学院今次颁奖给这样一个大屠杀见证人,既有对抗野蛮的重大意义,同时,这也是对中欧文学、对传统写实主义的一个很大的鼓励。凯尔泰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的母语是一个小岛的语言。诺贝尔文学奖等于是对匈牙利文学的一种肯定。”“它将是对来自前苏联集团国家的作家的鼓励。”
对于匈牙利文学,我们中国人了解最多的是裴多菲的一些优美诗作。由于匈牙利的历史是一部力争自由的血战史,因此,匈牙利稍有价值的作家大都有点像裴多菲,擅长在作品中发表政论。但由于匈牙利语特殊难懂,它几乎与周遭国家语言毫无血缘关系,因此,匈牙利文学不太为世界熟悉。在凯尔泰斯获奖后,中国媒体对他一无所知,出版社甚至找不到匈牙利语的翻译。
诺奖惊醒了匈牙利。匈牙利官方非常明白,第一个匈牙利作家获得诺奖,这对匈牙利文学是一座雄伟的纪念碑,也等于是打开了这个中欧小国与世界之间的柏林墙。因此,匈牙利总理亲自致电祝贺凯尔泰斯,文坛、媒体和广大匈牙利人都纷纷表示“非常高兴”,庆幸世界终于把焦点瞄准匈牙利的历史和文化。长期以来,凯尔泰斯是一个被匈牙利主流文坛遗忘的人,现在,诺贝尔奖把他的名字镌刻成金牌。
就连波兰、捷克等邻国的作家也为之高兴,但凯尔泰斯是绝不会被匈牙利某些圈子看好的,对于极右派极端分子、反犹主义者和匈牙利沙文主义者,笔尖带着硫酸的凯尔泰斯,是一个可憎的公开的敌人。当瑞典文学院宣布颁奖名单之后几个小时,匈牙利书店卖光了凯尔泰斯所有的书,正在赶紧加印之际,愤怒的匈牙利右派报纸马上对凯尔泰斯发起攻击。这次诺奖对他们实在是一个致命打击,因为凯尔泰斯的听众已经从欧洲扩展到了全世界。
人们在重视凯尔泰斯描写的内容时,也注意到他冷静的写实主义风格。瑞典文学院新闻公报说:“ 在凯尔泰斯的风格中,可以明显地感触到一种拒绝妥协的姿态, 它使人联想到一片浓密的山楂篱笆,以其棘刺防范不速之客。但是,他缓解了读者难免引起的感情负荷,并且激发起一种独特的自由思考。”
凯尔泰斯的小说不煽情,它不让人们沉溺于同情和哀叹,而是用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让人们去沉思。他说:“我不喜欢吼叫。”“我基本上是一个古典主义者。现代派文学没有什么不好,但很容易陷入荒诞中去。”这位在纳粹集中营靠隐瞒年龄、吃面包屑活下来的犹太作家,不但爱听古典音乐,也深入研究过尼采、托马斯-曼、加缪等人的作品,他因此可视为具有宽阔视野的欧洲文化遗产继承者。瑞典文学院说他的作品是“见证文学”,其实他的现代哲学思考远远超过了见证。
一个符合诺贝尔精神的好选择
在笔者看来,颁奖给凯尔泰斯,是最符合诺贝尔遗嘱的选择之一。遗嘱对所有诺奖的共同要求是:“给人类带来最大益处”,文学奖的特殊要求还包括“理想倾向”和文学上的“ 最佳”两个方面。关于理想倾向,瑞典文学院前常务秘书阿连认为:诺贝尔首先是一个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者。那么,“理想倾向”首先应当是一种道德理想,是与野蛮主义的一种对抗,是以作家对弱者的人文关怀为核心的。
尽管瑞典文学院内部一直存在着坚持遗嘱和忽略遗嘱两种倾向,个别院士甚至贬低“道德价值参照系”而抬高“试验性艺术”,但这次颁奖表明,瑞典文学院仍然尊重一百年前设立的诺贝尔遗嘱,并竭力用其正确的选择“回到遗嘱”。
02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