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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教初步遇恩师,步步扶携上坦途

试教初步遇恩师,步步扶携上坦途

博客

试教初步遇恩师,步步扶携上坦途

1982年9月1日开始,在华中师大一附中,我执教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重点中学初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1983年暑假之前,我遵照人教社和湖北省教研室的要求,写了一篇《试教初步》,总结了第一学年,执教《阅读》和《作文·汉语》的具体做法及初步效果。交给省教研室负责实验教材工作的张良谟老师。后来在人教社《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编印的内刊《试教资料》(五)发表了。该所所长张定远先生通知湖北省教研室,让我打印300份《试教初步》,带到洛阳参加会议。

    到洛阳会议报到之后,张良谟老师带我去拜见刘国正先生和张定远先生。

    刘国正先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著名语文教育家,时任全国中学语文研究会会长,人教社分管语文实验教材的编辑工作;张定远先生时任人教社《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全国中学语文研究会秘书长、分编型实验教材初中《阅读》的责任编辑,洛阳会议的主持人。

    两位语文教育前辈热情欢迎我们参加会议,国正先生充分肯定《试教初步》总结的阅读教学“敢问·多问·会问”和说话训练“敢说·多说·会说”,鼓励我继续努力,坚持试教六年,必有收获。

张定远先生握着我的手,问了我的年龄后,非常高兴地说,年轻人努力吧!你写的《试教初步》很好,我们已经在《试教资料》(五)向全国各省市发出去了。你好好准备一下,后天,给你三十分钟时间,在大会上再讲一讲吧。

第一次在全国会议上发言,本着“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的虔诚求学心态,如实汇报一年来,我做了哪些工作,怎么做的,做的初步成果。得到前辈专家学者的肯定和鼓励。

 1984年暑假,人教社在兰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实验教材工作会议。定远先生再次安排我作大会发言,汇报我们华中师大一附中实验班初见成效的具体做法,重点介绍训练学生“质疑问难”和“课堂即席发言”的方法和成果。会后,国正先生对定远先生说:“定远啊,明年我们抽时间去培永那个学校,看看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吧!”

“好的!我来安排吧!”定远先生立即答应了。

1984年11月,我应邀参加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在广西桂林召开的“漓江之秋”教改盛会,定远先生主持大会,在百忙之中与我促膝长谈,鼓励我在湖北省中学语文研究会即将召开的年会上要放开胆子讲,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开始大力宣传实验教材;他还欣然承诺为我班学生王江即将出版的作文集写“序言”。

1985年6月3日,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在湖北省教研室彭慧敏主任陪同下,到我们学校来听实验班学生的汇报。汇报会由语文课代表孙涵主持,所有同学都是即席讲话,没有一个学生是读稿子的。所以,定远先生最后讲话时说:“你们很会说话,说得很得体,有的同学还有点风度。希望你们继续练好说话,要练到出口成章。”

1985年6月28日学生参加武汉市中考。7月6日,湖北省教研室通知,实验班全体学生于7日上午9点,到华中师大一附中高考考场,参加语文高考单科测试。考完后,实验班学生的试卷,送华中师大高考语文阅卷点统一阅卷评分。最后统计结果,实验班学生的人平61分,比应届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

1985年暑假,全国高中实验教材备课会暨初中实验总结大会,在青岛黄海饭店举行。

当我把学生的高考试卷及统计资料,给当年语文高考命题组副组长章熊先生看完后,他兴奋得手舞足蹈,因为他也是这套分编型《阅读》教材的特约编辑之一。他马上到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的房间对他们说:“你们看看,培永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他们班上学生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参加语文高考,比应届高中生都考得好,说明语文高考不需要特别复习,尤其不要搞题海战术。考生上场凭的应该是平时培养起来的基本能力。同时也说明,我们这套教材编得好。我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了。”

初中三年执教《阅读》和《写作》,83年在洛阳,84年在兰州,85年在青岛,定远先生都是大会主持人,真是日理万机呀!但是,他每次会前,都要在百忙之中,抽时间与我促膝长谈,听我汇报一年来教改工作的进程,帮我从理论上提高对阅读教学改革的认识,从我的汇报中选择这一次大会的讲话主题,以及怎样围绕主题用哪些教学实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真是亲聆謦欬,如沐春风,如醍醐灌顶。

那些年,我在学校承担了许多接待全国各地来听课的任务,我和我的学生始终如一,随来随听,向听课的领导和老师们展示语文教改实验班学生的风采和实力,以及课堂教学全过程的真实风貌。用实际行动大力宣传人教社分编型《阅读》和《写作》教材的成果,回报定远先生和国正先生,及所有关心我、帮助我的编辑们。

曾记得84年9月中旬,一个周一的上午八点,上课前几分钟。湖北省教研室的谭爱旭老师带了十几位海南农垦系统的老师来听课。我马上表示欢迎,然后安排他们到教室后面就坐。

现在也记不清当时上课的内容是什么,反正我一贯坚持的是,不论谁来听课,我都按教学计划该讲什么就讲什么。下课以后,听课的老师们非常兴奋,谢谢声不断。带队的农垦总局教研室吴多雄主任对谭老师和听课的老师们说:“我们这样突然袭击式的推门听课,听到的、看到的都非常真实。李老师教态自然,讲课要点清晰,重点突出,学生主动学习、思维积极、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感谢李老师为我们上了一节很好的、非常真实的语文课。”吴主任握着我的手说:“请你在方便的时候,一定到我们海南来,给我们农垦系统的语文老师讲讲课吧!”

那些年,在湖北省教研室的组织领导下,利用寒暑假时间,到全省各地市(除恩施地区外)给当地老师们上示范课、讲实验教材的成功经验,大力宣传人教社分编型《阅读》和《写作》教材的试教成果,为推动语文教材教学改革尽绵薄之力。

那些年,每天忙完了学生的事、两个女儿的事、家里的事,晚上十点开始到凌晨一点,夜里校园静悄悄,先写《班主任工作日记》、《教学后记》、《我的日记》,然后准备第二天的教案,结合教学实际,采取“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的方法,有针对性地翻一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美)林格伦著、章志光等译《课堂教育心理学》,钱学森编著的《关于思维科学》等,还有章熊先生送给我的、他翻译的美国中学教材《提高写作技能》和他写的《语言和思维的训练》两本书。到了周末这个时间段,就抓紧完成一篇教学论文,相继在《人民教育》、《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学习》、《语文教学与研究》、《语文教学通讯》等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尽一己之力,宣传语文教育教学改革成果。

1986年9月下旬,我应邀到人教社参加初中《作文·汉语》修订工作。定远先生盛情邀我去他家吃饭,他的夫人王文英编辑热情地做了一桌佳肴款待我,让我倍感温馨。

感恩定远先生的知遇之恩,引领我走上了语文教育教学改革之路,帮助我从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普通老师,逐步成长为海南省首批特级语文教师。如果没有那次洛阳会议上,定远先生鼓励我,迈出了试教初步,就没有后来的我!

衷心感谢定远先生!我在北美遥祝耄耋之年的老前辈长命百岁!

【附录】序言

张定远  章 熊

《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这本书给人们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为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出书,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这样的作文题目,在过去也是很难想象的。

为什么不能给一个娃娃出书呢?除了内容比较幼稚以外,大约还因为没有把握——谁也无法保证这孩子的未来。

至于《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这个题目,恐怕有些人也会斥为“狂妄”。然而,作为一种时代的记录(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它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这是因为,王江同学这一行动本身记录着我们时代的脉搏,记录了“改革”潮流的冲击,在小小心灵中所引起的巨大回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佩服编者和出版者的胆识。由此我们也有这样一个祝愿,希望青少年同学们从这本书中受到启迪,要象王江那样,立志当一个三好学生,做改革的小闯将,把自己培养成为祖国四化建设的后备军。

作为语文教学工作者,这本书对我们还有珍贵的资料价值。这是目前不易多得的原始资料,是值得心理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语文老师分析研究的。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思想、思维、语言的发展,以及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中得到启发。

本书除入王江同学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一文外,还收了她的日记选、书信选和其他一些习作。这些习作内容充实,朴素清新,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决无学生八股腔调。它们象春天五彩缤纷的花朵一样,令人喜爱。这样的习作,对同龄青少年来说也同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同学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对于我们从事编写试验教材的人来说,这本小书还带给我们一种温馨的感觉。王江同学和她的伙伴们使用的语文教材,是我们编写组编写的,书中还收入一封写给我们的信。这封信给我们以鼓励,更给我们以压力,促使我们正视自己的不足,认真修订好这套课本。

 

1985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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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李培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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